壹、影響瀕死病患照護行為之單變項分析
一、影響瀕死病患照護行為（整體性照護行為）之單變項分析
（一）素質因素（人口學變項）
以 ANOVA 或 Pearson’s correlation 考驗護理人員的教育程度、宗 教、年齡、護理工作年資等四個人口學變項與瀕死病患照護行為間之相 關（表 4-13，表 4-14）。結果護理人員的教育程度、宗教、年齡、護理 工作年資等四個人口學變項與瀕死病患照護行為間均無顯著差異（表 4-13，表 4-14）。
（二）素質因素中曾否有重要親友瀕死死亡經驗、是否應全力救治瀕死 病患的態度、照護瀕死病患人數、照護瀕死病患知識、自覺照護瀕死病 患重要之程度等六項自變項與瀕死病患照護行為以 ANOVA 或 Pearson’s correlation 考驗之單變項分析，結果有三項「照護瀕死病患人數」、「自 覺照護瀕死病患重要之程度」、「照護瀕死病患之自我效能」與瀕死病患 照護行為間有顯著相關；照護瀕死病患人數愈多者瀕死病患照護行為愈 多，自覺照護瀕死病患重要之程度得分高愈者對瀕死病患照護行為愈
多，照護瀕死病患自我效能得分愈高者對瀕死病患照護行為愈多（表 4-13，表 4-14）。
（三）促進因素：就學期間曾否接受臨終護理課程、在職教育曾否參加 臨終護理課程二個變項與瀕死病患照護行為間之單變項分析，以 ANOVA 或 Pearson’s correlation 考驗結果「就學期間曾否接受臨終護理課程」
與瀕死病患照護行為有顯著差異，修過臨終護理課程者得分（平均值 113.59）較未修過者得分（平均值 103.24）高（表 4-13）。
（四）增強因素：護理人員的工作醫院別、工作單位別、與同仁分享工 作心得之程度、護理長對照護瀕死病患的支持度等四個變項與瀕死病患 照護行為間之單變項分析，以 ANOVA 或 Pearson’s correlation 考驗結 果全部均與瀕死病患照護行為間有顯著差異或顯著（表 4-13，表 4-14）； 工作於不同醫院的護理人員，瀕死病患照護行為有顯著不同；於 A 醫院 之護理人員對瀕死病患照護行為比 B、C 醫院多；工作於不同病房的護 理人員，瀕死病患照護行為有顯著不同，工作於加護病房分別比一般急 性病房（內外婦腫瘤病房）與急診室對瀕死病患照護行為多；與同仁分 享工作心得之程度與瀕死病患照護行為間有顯著差異，總是、經常、有 時、很少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者均比從未者對瀕死病患照護行為多（表 4-13）；護理長對照護瀕死病患的支持度愈高者，護理人員瀕死病患照 護行為愈多（表 4-14）。
表 4-13 影響瀕死病患照護行為之單變項分析，按類別變項
表 4-14 影響瀕死病患照護行為之單變項分析，按連續變項
照護行為愈多，照護瀕死病患自我效能得分愈高者對瀕死病患身體照護 行為愈多（表 4-16）。
促進因素：就學期間臨終護理課程、在職教育臨終護理課程二個變 項中，「就學期間臨終護理課程」與瀕死病患身體照護行為間有顯著差 異（表 4-15，表 4-16）；就學期間曾修過臨終護理課程者（平均值=38.09）
比沒有修過者（平均值=35.49）對瀕死病患身體照護照護行為多（表 4-15）。
增強因素：工作醫院、工作單位、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護 理長對照護瀕死病患的支持度等四個變項中，全部均與瀕死病患身體照 護行為間有顯著差異或顯著相關（表 4-15，表 4-16）；不同的工作醫院，
瀕死病患身體照護行為有顯著差異：工作於 A 醫院之護理人員對瀕死病 患身體照護行為較 B、C 醫院多；不同的工作病房，瀕死病患身體照護 行為有顯著差異：工作於加護病房分別比一般急性病房（內外婦腫瘤病 房）、急診室對瀕死病患照護行為多；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與瀕 死病患身體照護行為間有顯著差異：總是、經常、有時、很少與同仁分 享工作心得者比“從未”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者對瀕死病患身體照護 行為多（表 4-15）；護理長對瀕死病患身體照護行為支持度愈高者，瀕 死病患身體照護行為愈多（表 4-16）。
表 4-15 影響瀕死病患身體照護行為之單變項分析，按類別變項
表 4-16 影響瀕死病患身體照護行為之單變項分析，按連續變項
患心理靈性溝通照護行為多（表 4-18）。
增強因素：工作醫院別、工作單位別、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
護理長對照護瀕死病患的支持度等四個變項中，全部均與瀕死病患心理 靈性溝通照護行為間有顯著差異或顯著相關（表 4-17，表 4-18）； 不 同的工作醫院，瀕死病患心理靈性溝通照護行為有顯著差異，工作於 A 醫院之護理人員對瀕死病患心理靈性溝通照護行為比 B 醫院多（表
4-17）；不同的工作病房，瀕死病患心理靈性溝通照護行為有顯著差異，
工作於加護病房比急診室之護理人員對瀕死病患心理靈性溝通照護行 為多（表 4-17）；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與瀕死病患心理靈性溝通 照護行為間有顯著差異，總是、經常、有時、很少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 者均比“從未”者對瀕死病患心理靈性溝通照護行為多（表 4-17）。護 理長愈支持心理靈性溝通照護行為者，瀕死病患心理靈性溝通照護行為 愈多（表 4-18）。
表 4-17 影響瀕死病患心理靈性溝通照護行為之單變項分析，按類別變項
表 4-18 影響瀕死病患心理靈性溝通照護行為之單變項分析，按連續變項
病患家屬照護行為有顯著差異（表 4-19，表 4-20）；就學期間曾修過臨 終護理課程者（平均值=26.04）比沒有修過者（平均值=22.56）對瀕死 病患家屬照護行為較多（表 4-19）；（表 4-20）。。
增強因素：工作醫院別、工作單位別、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
護理長對照護瀕死病患之支持度等四個變項中，全部均與瀕死病患家屬 照護行為有顯著差異或顯著相關（表 4-19，表 4-20）；不同的工作醫院，
瀕死病患家屬照護行為有顯著差異；工作於 A 醫院之護理人員對瀕死病 患心理靈性溝通照護行為比 B、C 醫院多（表 4-19）；不同的工作病房，
瀕死病患家屬照護行為有顯著差異，工作於加護病房比一般急性病房與 急診室之護理人員對瀕死病患家屬照護行為多（表 4-19）；與同仁分享 工作心得之程度與瀕死病患家屬照護行為間有顯著差異，總是、經常、
有時、很少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者比從未者對瀕死病患家屬照護行為多
（表 4-19）；護理長愈支持家屬照護行為者，瀕死病患家屬照護行為愈 多（表 4-20）。
表 4-19 影響瀕死病患家屬照護行為之單變項分析，按類別變項
表 4-20 影響瀕死病患家屬照護行為之單變項分析，按連續變項 響，先以 ANOVA 或 Pearson’s correlation 考驗本研究假設一、二、三、
四，結果共有八個自變項：素質因素－照護瀕死病患人數、自覺照護瀕
中篩選出：照護瀕死病患之自我效能、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照 護瀕死病患人數、工作病房別、工作醫院別、護理長對照護瀕死病患的 支持度、就學期間曾否接受臨終護理課程等七項因素，能解釋總變異量 之 57.2%，具有相當高之預測力(F=22.292，P<.001)（表 4-21，表 4-22）； 印證本研究假設二（2.3、2.6），研究假設三（3.1）與研究假設四（4.1、
4.2、4.3、4.4）。
七項因素的解釋力為：「照護瀕死病患之自我效能」（X1）β 值.325，P 值＜.001；「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總是 從未）」
（X2D1）β值.625，P 值<.001，「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經常 從未）」（X2D2）β值.644， P 值<.001，「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有 時 從未）」（X2D3）β值.472，P 值<.001；「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 度（很少 從未）」（X2D5）β值.226，P 值.001；「照護瀕死病患人數」
（X3）β值.109，P 值.016；「工作病房別（急診 急性治療病房）」（X4D1）
β值-.154，P 值.001，「工作病房別（非住院單位(門診洗腎精神科) 急性治療病房）」（X4D2）β值-.141，P 值.001；「工作醫院別（B/A）」
（X5D1）β值-.126，P 值.004；、「護理長對照護瀕死病患的支持度」
（X6）β值.110，P 值.017；、「就學期間曾否接受臨終護理課程」（X7）
β值.098，P 值.023（表 4-21）。
表 4-21 影響瀕死病患照護行為之逐步複迴歸分析 註：Y（瀕死病患整體性照護行為）=.325X1 +.625X2D1 +.644X2D2 +.472X2D3 +.226X2D4 +.109X3 -.154X4D1 -.141X4D2 -.126X5D1 +.11 X6 +.098X7
A：桃園榮民醫院,B：國軍桃園醫院
以下再將瀕死病患照護行為細分為三類，分別看影響瀕死病患身體 照護行為、心理靈性溝通照護行為、家屬照護行為之多變項分析：
二、影響瀕死病患身體照護行為、心理靈性溝通照護行為、家屬照護行 為之多變項分析
（一）影響瀕死病患身體照護行為之多變項分析
經逐步複迴歸分析，檢測本研究所有自變項對依變項「瀕死病患身 體照護行為」之預測力後發現，16 項素質因素、促進因素、增強因素中 篩選出：工作病房別、照護瀕死病患之自我效能、工作醫院別、護理長 對照護瀕死病患的支持度、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宗教別等 6 項 因素，能解釋總變異量之 50.9%，具有相當高之預測力(F=17.946，P<.001)
（表 4-23，表 4-24）。
六項因素的解釋力為：「工作病房別（加護病房 急性治療病房）」
（X1D1）β值.307， P 值<.001；「照護瀕死病患之自我效能」（X2）β 值.183， P 值<.001；「工作醫院別（B/A）」（X3D1）β值-.289， P 值
<.001；「工作醫院別（C/A）」（X3D2）β值-.164， P 值.004；「護理長 對照護瀕死病患的支持度」（X4）β值.121， P 值.017；「與同仁分享工 作心得之程度（總是 從未）」（X5D1）β值.483， P 值<.001；「與同仁 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經常 從未）」（X5D2）β值.504， P 值<.001；「與 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有時 從未）」（X5D3）β值.451， P 值
<.001；「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很少 從未）」（X5D4）β值.208，
P 值.002；「宗教別」（X6）β值-.105， P 值.022（表 4-23）。
（二）影響瀕死病患心理靈性溝通照護行為之多變項分析
經逐步複迴歸分析，檢測本研究所有自變項對依變項「瀕死病患心 理靈性溝通照護行為」之預測力後發現，16 項素質因素、促進因素、增 強因素中篩選出：照護瀕死病患之自我效能、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 度、工作病房別等 3 項因素，能解釋總變異量之 46.4%，具有相當高之 預測力(F=24.80，P<.001)（表 4-25，表 4-26）。
三項因素的解釋力為：「照護瀕死病患之自我效能」（X1）β
值.353， P 值.000；「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總是 從未）」（X2D1）
β值.691， P 值<.001；「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經常 從未）」
（X2D2）β值.746， P 值<.001；「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有時
（X2D2）β值.746， P 值<.001；「與同仁分享工作心得之程度（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