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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朝鮮與臺灣自治運動之出現以及展開過程
一、臺灣之自治運動
（一）自治運動之出現
1895年清日戰爭以後，臺灣被迫割讓於日本，對此，臺灣部分紳士和清朝 當局者則宣佈成立「臺灣民主國，作爲抵抗的因應手段，但最後仍無法發生實 效, 臺灣便進入了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佔領臺灣不久之後，臺灣各地出現武裝 抗日，但到1910年代初期都被鎮壓。在武裝抗日逐漸消失的時刻，於是，臺灣 人轉向謀求在合法空間裏面的政治運動。1914年11月與日本自由民權派的巨頭 板垣退助一同組成「同化會」。雖然「同化會」是涵蓋親日的臺灣人士，但是 包括林獻堂在内的臺灣的部分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並不是因認同同化主義而 加入，而是渴望透過「同化會」來表達出對總督專制的不滿。蔡培火指出：
「林獻堂等參加臺灣同化會，是根據當時之政治情形與社會背景，從黑暗絕望 中也期以拯救其同胞為己任，……從林獻堂等的立場而言，參加臺灣同化會之 運動，是臺灣人爲獲得政治社會地位，作了公開的羧（群）衆運動，即是臺灣 民族運動」。56 然而，「同化會」因沒有正式提出具體的政治訴求，很難將它 視作爲名副其實的政治運動。「同化會」在1915年1月被總督府解散，結束了短 暫的活動。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掀起民族自決風潮，尤其是1919年在朝鮮 爆發「三一萬歲運動」，鼓舞了同樣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人。對此，葉榮鐘回 顧說：「他們的運動雖然終歸失敗，但其影響則非常廣大，尤其是予東京臺灣 留學生的衝擊極爲深刻。」57
臺灣留學生在1919年連續組成「聲應會」、「啓發會」，啓動新的政治運
56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二）政治關係─日本時代（上）》（臺北：吳三連 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頁201。
57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台中晨星 2000），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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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且到了1920年組成「新民會」。在1919年末所組成的「啓發會」發起的
「六三法撤廢運動」，由1920年1月組成的「新民會」所繼承，如「同化會」時 期那樣，主要目的是攻擊總督專制，提出廢止以總督專制為核心的「六三法」，
具備明確的政治訴求。謝春木指出，「啓發會」謀求的是「如何何時解放臺灣 人」的問題，而他將「六三法撤廢運動」時期視爲「過渡時代的運動」。58
「六三法撤廢運動」不如從前所進行過的政治運動那樣，可以正面地提出針對 總督專制的具體要求，同時也缺乏六三法廢止以後的展望，因此，不久由新的 政治運動所代替。具體而言，雖然六三法撤廢運動不是出於認同同化主義，59 但其邏輯上的結論自然而然會引起該運動肯定同化主義的誤解。因而，這種曖 昧性很快由自治派所澄清了。當時自治派的領袖之一林呈祿對此回顧說：
對這六三法撤廢的主張，我卻不同意，我以爲假如廢止六三法之後，
以後的問題是值得考慮的。因爲六三法撤廢後倘將日本的法律於風俗習 慣不同臺灣施行，那麽簡直就是承認當時日本人所主張的同化政策，臺 灣人所受的痛苦將反而更加增加，這就是在否認殖民地的特殊性，無異 將我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高度的固有文化摧毀，贊成與異族同化的主 張；所以我以爲臺灣應該走向自治路線。60
58謝春木，《臺灣人の要求》（東京：龍溪書舍，1974），頁7。
59 蔡培火指責,《臺灣省統治志》主張，在六三法撤廢運動時期包括林獻堂與蔡惠 如在内的多數臺灣學生支持同化主義，是完全曲解事實。張漢裕主編，《蔡培火 全集（二）政治關係─日本時代（上），頁199-200;葉榮鐘也對於《臺灣省統治 志》的主張反駁說：蔡惠如是當時祖國派的領袖，支持同化主義的説法是「未免 厚誣前人」的。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頁93;葉榮鐘還 指出說：六三法撤廢與臺灣議會設置在理論上不悖，則「臺灣議會設置運動是主 張臺灣的特殊事情，理論上是承認六三法的根據的，由純理論的立場來講，六三 法撤廢與臺灣議會運動前後不無矛盾。但是實際上卻毫無矛盾，因爲六三法撤廢 目的在剝奪總督的專制特權，臺灣議會是要將剝奪下來的委任立法權抓來在議會 公開審議，由臺灣人的立場來講是獲得臺灣的特別立法權。」葉榮鐘，《日據下 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頁91。
60王詩琅，〈林呈祿先生訪問記錄〉,黃富三,陳俐甫編 《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
（臺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1991），頁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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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日本受到自決洗禮的臺灣留學生而言，明確主張臺灣自治是自然不過的 事情。謝春木指出，從1918年到1920年末，臺灣留學生之間，已經出現思想上 的分歧。61 主張完全自治的聲浪逐漸佔優勢而成爲主流的政見。這時在臺灣留 學生當中，完全自治派是以林呈祿和蔡惠如為領導，部分自治派是以蔡培火、
蔡式穀、鄭松均為領導。對此，蔡培火回顧說：
若論在東京臺灣留學生間的思想潮流，主張完全自治的比較多，……臺 灣人留學東京比本人更早的大有其人，況兼那時候在思想方面人人都唱 高調而不切實際，在個人生活方面又不能與人苟同，兼且蔡惠如、林呈 祿二位比較年長，又是此派的領頭人物，因此等等本人在留學生間的聲 望，坦白說要輸人家數籌，臺灣議會設置之主張，既然比不上臺灣自治
（完全自治）的呼聲響亮而具聲勢，故本人在此時的處境實在困難。62
如此，留日臺灣學生當中「完全自治」成爲了主流意見，且其主張組成殖民地 責任政府的看法，完全違背當時中央政府的内地延長主義。與完全自治派不同，
主張部分自治的少數派注重考量現實條件，盡量符合與中央政府和殖民當局的 殖民方針。對此，葉榮鐘指出：
……「完全自治」在當時確是最響亮的主張。不過當時的政治環境是否 行得通確是另外一個問題。尤其是民國八年，田總督赴任後，高唱内地 延長主義，「完全自治」的主張勢必與它正面衝突。所以少數注重實際、
思慮較深的人就不敢苟同，……，他們主張設置臺灣議會來承擔臺灣總 督根據六三法所獲得的委任立法權，也就是把日本帝國議會委任臺灣總 督的律令制定權改爲委任臺灣議會去立法，這在理論上不但可以避免和 内地延長主義正面衝突，實際上又可以剝奪總督的特別立法權。63
61謝春木，《臺灣人の要求》，頁11。
62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二）政治關係─日本時代（上）》，頁204。
63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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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的少數派路線，便是之後臺灣議會設置運動的路線。當時臺灣學生的 意見分歧，到1920年12月由林獻堂的仲裁才能解決。林獻堂考慮「照理想當然 要完全自治，但是政治改革需要實力，不能徒托理想，依我同胞目前之實力，
只好要求設置臺灣議會為共同目標而奮鬥」。64 林呈祿也回顧說：「認爲主張 自治，刺激日本政府太大，不如表面上不提自治，先用要求設置臺灣議會的方 式採取行動，開始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65
總而言之，臺灣人基於現實考量且經過意見調整，採取了不抵觸中央殖民 方針的少數派穩健路線，而將「完全自治」的主張降低為具備部分自治功能的 臺灣議會設置的訴求，可見仍是盡量遵守「内地延長主義」的面向。
（二）展開過程
臺灣議會設置運動是由本土地主等資產階級與1920年代留日的知識分子所 主導而展開的。臺灣議會運動在1921年1月啓動請願的時候，具備「統一陣線」
的性格，無論成員的政治傾向如何，都一同參與該運動，可謂名副其實的臺灣 主流政治運動。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日本社會主義與勞工運動的 蓬勃發展，加上從1923年起在中國國民黨開始聯俄容共以及國民革命也逐漸升 溫，臺灣議會運動的「統一陣線」特性也漸漸受到影響。
首先，1920年代初期，在中國的臺灣學生， 也就是所謂的「祖國派」所組成 的一些團體，出現對於議會運動的批評，譬如1924年「台韓同志會」將議會運 動指責說「磕頭式」的徒勞的運動。其實，在中臺灣青年團體，大部分顯示出 激進的政治傾向，且提出臺灣獨立的要求。陳翠蓮指出：「這些團體在1923年 前後成立之初，多與「文化協會」互通聲息，支持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但 是在中國革命風潮及共產主義運動日益澎湃的衝擊下，基調愈形高昂，逐漸反 對溫和的臺灣議會設置主張，斥之爲「叩頭的請願運動」。66 在臺灣島内方面，
64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二）政治關係─日本時代（上）》，頁204。
65王詩琅，〈林呈祿先生訪問記錄〉,黃富三,陳俐甫編 《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
頁39。
66陳翠蓮，〈一九二〇年代臺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台灣政治學會第六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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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出現逐漸左傾化的趨勢，如1922年10月由蔣渭水和連溫卿組成了「新臺灣聯 盟」，該團體「對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發展性表示灰心，轉而投入新近擡 頭的無產階級運動的研究」。67 之後，透過日人接觸左翼思想的臺灣人逐漸形 成左派團體，而在1925年無政府主義團體「黑色青年聯盟」提出對於議會運動 的批評。如此，在臺灣隨著逐漸成長左派勢力的同時，對於議會運動的批評聲 音也同步高漲，但是在臺灣，議會運動直到1927年文化協會分裂而社會主義派 和資本主義派的分歧表面化之前，仍然具有統一陣線的性格。大部分的左派或 左傾人士留在文化協會即議會運動的框架裏面，注重投入文化演講和農民運動 等採取大衆運動的路線。對此，E. Patricia Tsurumi指出，「雖然臺北等地的左派
也出現逐漸左傾化的趨勢，如1922年10月由蔣渭水和連溫卿組成了「新臺灣聯 盟」，該團體「對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發展性表示灰心，轉而投入新近擡 頭的無產階級運動的研究」。67 之後，透過日人接觸左翼思想的臺灣人逐漸形 成左派團體，而在1925年無政府主義團體「黑色青年聯盟」提出對於議會運動 的批評。如此，在臺灣隨著逐漸成長左派勢力的同時，對於議會運動的批評聲 音也同步高漲，但是在臺灣，議會運動直到1927年文化協會分裂而社會主義派 和資本主義派的分歧表面化之前，仍然具有統一陣線的性格。大部分的左派或 左傾人士留在文化協會即議會運動的框架裏面，注重投入文化演講和農民運動 等採取大衆運動的路線。對此，E. Patricia Tsurumi指出，「雖然臺北等地的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