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的统治政策］路易十五在位期间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他 曾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１７７４ 年路易十五在民众的怨声载道中死去。
他的孙子、王位继承人路易即位，称路易十六（１７７４—１７９２）。
路易十六喜爱狩猎和修锁，有“锁匠国王”之称。他并不专横独断，也 不贪图享乐，但思维迟钝，行动笨拙，意志薄弱，容易为权臣左右。２０ 岁即 位后，左右国事的先是首相莫尔泊伯爵，继为王后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 内特。
面对祖父遗留下来的困难局面，尤其是财政危机，他一直尝试进行改革，
先后起用四任主要的财政总监。１７７４—１７７６ 年任财政总监的是重农学派领袖 人物杜尔哥，他上任后提出了庞大的改革计划：免除农民徭役，撤销国内关 卡，取缔行会和商业公会，要求教士和贵族同第三等级一样纳税、实行开明 君主政体。结果，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下台。１７７７～１７８１ 年，著名的瑞士 银行家内克尔被授权主管财政，因为是外国人和新教徒，所以没有“财政总 监”的头衔。为了解救宫廷财政支出的燃眉之急和混乱，他取消了杜尔哥的 改革，只采取了极为有限而温和的措施，即紧缩开支，削减显贵年金，根据 税收和公债量入为出，并欲以公布财政收支情况而开放一点政治，但也被迫 引退。１７８３—１７８７ 年任财政总监的卡隆却采用了与内克尔正好相反的办法。
他以提倡奢华和挥霍来取媚王后，笼络权贵，蒙骗群众，造成政府拥有充分 的债务偿付能力的假象。他寄希望于 １７８７ 年初召开的显贵会议会同意征收新 税，但当政府每年巨额财政赤字的事实暴露出来后，他的垮台命运也就注定 了。卡隆的职位空缺连同他所留下的烂摊子一起交给了图卢兹的大主教布里 安，正是布里安把这场王家领导的改革引向了绝境。
［经济的发展］宫廷或政府的财政危机是一回事，国家或社会的经济状况 则是另一回事。马蒂埃正确地指出：“这次革命并非爆发在一个贫穷的国家 里，反而是在一个正在极度繁荣的国家里。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 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社会激变往往是起于阶级间的不平衡。”
诚然，十八世纪后半期法国经济处在发展和转机阶段。在纺织业方面，
手工工场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里昂的丝织业有 ６．５ 万名工人，雄踞欧洲同 业之首。奥尔良的纺纱业中已出现珍妮纺纱机。兰斯地区的呢绒工场以大量 产品供应军需。在采矿和冶金业方面，东北边境的昂赞煤矿拥有 ４０００ 多名工 人，并装备了 １２ 台蒸汽机。克勒佐冶金工厂以最新式的技术设备名闻遐迩。
阿尔萨斯的炼铁工厂也有了英国式的熔炉。可见，在工矿业的先进部门中，
在手工工场发展的基础上，近代性质的生产已经萌芽。
在对外贸易方面也有长足的发展，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１７１６—１７８９ 年间，出口的农产品增加 １．５ 倍，工业品增加 ２ 倍，殖民地商品增加 ９ 倍，
其中以对地中海东部诸国及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最为活跃。仅 １７７４—１７８７ 年的 １３ 年间，对外贸易总额就增加近 １ 亿里弗尔，１７８７ 年时达到 １１．５５ 亿里弗尔。
贸易的发展促使沿海港口城市如马赛、波尔多、南特、鲁昂、勒阿弗尔等地
他们的平均年收入约数万里弗尔，高的可达数 １０ 万乃至上百万里弗尔。低级
足以维生的土地和农耕家畜的较富裕的有产农民，其中一部分由于租赁大片 土地经营农场，牧场或葡萄园而成为资本主义式富农。这一类农民人数不多。
人数最多的一类是租佃农民，他们从领主那里租种小块土地，或者交纳一定 数量的实物或货币地租，或者按土地收益分成。当时最盛行的土地租佃制度 是收益分成制。第三类是无地或极少土地的农村无产者，他们或者在农村充 当雇工、打零和干杂活，或者流向城镇，成为城市无产者的后备大军。这一 类农民人数也不少，仅次于第二类。
农民所受的剥削最重。由于各地地区差异以及各类农民处境不同，所受 剥削的轻重当然也有程度之别，但一般说来有三重负担，即对教会、对领主 和对王家政府。每次收成之后，先要向教会交纳什一税（从七、八分之一到 十几分之一不等，平均约十三分之一）。然后向领主交纳各种封建地租并尽 各种封建义务，如不甚高的年贡、香巴尔耕种税或几乎占收成半数的分成制 佃租等，还要交纳烘面包税、榨葡萄酒税、使用磨坊税、过桥税、市场税等 杂税及服一定日期的劳役。领主的狩猎权和养鸽养兔特权又使农民的庄稼遭 到蹂躏。王家政府征收直接税（人头税、所得税、念一税等）、间接税（盐 税、靴鞋税、酒税、烟草税等）和王家劳役（筑路、军用运输等）。
革命前国家征收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如按人口平均分摊，大约每户年负担 ５０—６０ 里弗尔。但是，大约 ５０ 万个家庭（教士、贵族、官员和许多城镇）
享有不同程度的免税特权，而大约 ４５０ 万个下层穷苦家庭却几乎承受了全部 税收负担。间接税重点不是征收奢侈品税，却对普通生活必需品征收重税，
其中仅盐税一项每年即达 ５０００ 万里弗尔。加上包税人的中间盘剥，就更加加 剧了农民的苦难。据杜尔哥在 １７６６ 年计算，在利穆赞这样的贫穷地区，一个 家庭在各种税负之余，每年只剩下 １２５—１５０ 里弗尔供生活消费，简直难以糊 口。因此，在旧制度末期，流浪汉和乞丐的数目大大增加了。税负分担的极 不合理，是农民抗议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不仅反对封建领主，也反对腐朽 的天主教会和专制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