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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龍峒區的街廟聚落的形成

在台北盆地發展過程中,保安宮幾乎與大龍峒等上畫等號,隨著保安宮 的建廟,大龍峒得以形成聚落與發展。台灣史學者在研究大龍峒歷史時,都 如此敘述:位於台北盆地淡水河與基隆河交界處的大龍峒,本是平埔族 Ke-tagal-an 族Paronpon 社的居住地,清初來台採硫磺的郁永河稱此社為「巴

琅泵社」(引自施沛琳,2005)。

「大浪泵庄」在漢人移民陸續遷至該地後,遂改稱之為「大隆同」(李世 偉,2004b),「隆」有「興隆」之意;「同」指「同安人」。後來因「大隆同」

環境清幽,文人碩儒輩出,加上附近有座龍峒山(今兒童育樂中心),山形似龍,

「大隆同」剛好位於龍尾,又改名為「大龍峒」(李世偉,2005)。

清代北臺灣的拓墾過程中,咸豐三年(1853)時發生「頂下郊拼」。「頂郊」

是由晉江、惠安、南安三縣的移民所組成,他們較早在艋舺一帶發展,較大的氏 族為黃、林、吳三姓。艋舺碼頭亦多為三大姓所控制,而又依經營的路線分為北 郊和泉郊。「北郊」是往溫州、上海與天津一帶,且以進口民生物資為主,「泉郊」

則是對泉州做貿易,以出口米、糖、鹽等為主要商品。「下郊」則是由同安人的 組合,專門從事於對廈門一地的貿易。同安人最初是定居在艋舺東側的八甲庄發 展,但隨著和三邑人的競爭,雙方逐漸發生衝突。咸豐三年(1853)三邑人聯合 安溪人攻擊八甲庄,同安人遂遷移至大稻埕發展(李世偉,2005)。

圖 2.3:大龍峒、大稻程及艋舺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藍志玟,2001

從先民在台北的移墾史上看,當時的三邑人與同安人在台北盆地內的對立過 程中,乾隆三年(1738 年)三邑人在艋舺建龍山寺,同安人就在大龍峒建保安 宮以壯聲勢對抗。於是,因有著保安宮的創建,才開始形成大龍峒的聚落,這正 顯示在移民開發史中,寺廟主導聚落形成的實例。

在保安宮建成後,大龍峒日漸繁榮,不久由地方士紳鄭、高、陳、王姓發起,

在保安宮西側興建店鋪兩排,出售給居民營商,每排二十二幢,兩排共四十四幢。

這個四十四坎的興建,是大龍峒有街肆商業出現之契機(李世偉,2005)。 四十四坎亦有「隘門內」的稱號,乃是為了聚落的防禦功能,在兩端各設有 一個隘門,在靠保安宮之側題有「小邑絃歌」,西側則有「大隆同」,這兩個隘門 後來因為道路的拓寬而被拆除了。除被稱為「隘門內」,四十四坎那一塊地方也 被稱為「頂街」,這是相對「下街」而言的。所謂的下街,是泛指大同隘門西側 至土地公廟的地方。因此,四十四坎可說是大龍峒較早發展的商業市街(李世 偉,2004b)。

在嘉慶十五年(1810)的一份史料〈四十四坎鬮約〉中,記有四十四坎是以 保安宮做為該地範圍判定的界碑基礎,可知保安宮的興建,應該是比四十四坎的 建立完成還早。同時約中所提到的王智記,是這群墾戶中的代表,立約和租約的 各類事項多由王智記管理,而其同姓王仁記的家譜為泉州同安,因此大龍峒是同 安人的同鄉聚落型態。此外,該約有清楚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上的各種規定,從公 業的租穀數額到房屋修繕,皆有清楚的規範。四十四坎的完成讓大龍峒地區街肆 獲得發展,以此為中心而成為台北盆地內早期發展的聚落之一(李世偉,2004b)。

保安宮最初是由當時四大姓合力集資而成,而由王姓族人捐出土地蓋廟,並 獲陳、張、蔡姓等大姓的支持,這些大姓與四十四坎的商號也多有關聯(李世 偉,2004b),當時奉祀和參與活動的是芝蘭一、二、三堡的部份地區:

一堡:大龍峒、滬尾、北投。

二堡:和尚洲、三重埔、新庄。

圖 2.4:清治時期大龍峒保安宮中元節祭祀圈

資料來源:溫振華,1989

過去相關的資料記載保安宮的每年主要祭祀的宗教活動有三回,即大帝的誕 生日(舊三月十五日)、昇天日(舊五月二日)及中元(舊七月十日至十二日),

其費用三堡居民輪流負擔,多沿著舊慣(李世偉,2004b)。如前述各區移民在經歷 拓墾械鬥後,散居在不同地區,而同一族的居民,信仰自然相近,認同感也強。

溫振華(1989)認為中元普渡祭祀圈是研究臺北漢人社會結構裡最應注意的,他 指出「同安人最大的中元祭典在大龍峒保安宮舉行,除新莊以南,各地的同安人 皆趕來參加七月十、十一、十二日的祭典…」因此當時大龍峒保安宮的祭祀圈主 要遍及三堡區域。

而在保生大帝的誕辰時由同安各姓醵金演戲是為「家姓戲」,自三月五日起 至二十八日止,以張姓為始,吳姓墊後,次第輪流,這樣的傳統一直沿續到今天

(李世偉,200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