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周以前是祭政合一，所以祭祀活動也是教育活動。「學」與宗廟、明堂 是在同一地點而不同室(高明士,2005)。而一部中國教育史的特質，可說是由「學」
到「廟學」的發展過程，廟指孔子廟，傳統時代縣級以上的孔子廟可說都是屬於 學校園地的一部分(高明士,2007)，且書院中舉行祭祀活動早有成規，從宋以降一 直是書院中的重要活動之一。高明士 (2007) 指出在唐朝普遍推廣廟學制以後，
即在書院中有建置文廟的情形，到宋、元、明、清諸朝，廟學制成為傳統學制的 基本型態，甚至影響到鄰近的韓國、越南及日本等地，並將這種文化共通的現象，
稱之為「東亞教育圈」。但他也指出書院中除了祭祀孔子外，在諸方志所見附有 書院平面圖建置文廟的列表中，當時中國的二十個省分含臺灣，也有文昌祠 48 座，其他祠 103 座。
在中國的歷史中，廟學制是指在書院中建置文廟，此文化也影響到了東亞地 區，但在鄰近在日本地區也有一些不同的發展，即「儒兵合學」與「神儒兼學」
的書院或私墪(高明士,2005)。其中「神儒兼學」的書院，指的是神社旁建有書 院或神社職員在神社領地中建設書院的情形。但例子並不多，其中 1704 年的「廣 業書塾」及 1819 年建的「鳩嶺書院」代表日本神廟中有書院，這是日本式的「神 道設教」、「廟學合一」的型式，這種獨特的神社中有書院的「廟學制」相當特 別，與中國非常不同。在東亞地區受到廟學制影響的還有韓國，成均館大學建於 公元 1398 年，位於首爾市的老成均館大學的另一重要職能是作為孔子纪念活動 的指導者，因此，它還擁有一座為纪念活動專門建造的聖堂。
另外，純以宗教性質做為社區學習中心的例子，在顏尚文(1997)的歷史研究 中，以東魏時，在邊疆的李氏豪族發起的村邑居民共同信奉《妙法蓮華經》而從 事建寺、造像、種樹、造井等集體公益活動，來說明北朝佛教社區共同體的組織 與活動。當時的李次率領族人及村中居民，共同信奉《法華經》並組成法華邑義 團體。其法華組織遵循法華精神，社區居民共同建寺院講堂，延請僧侶講誦《法 華經》，並依佛教慈悲救渡的菩薩精神，促使法華社區共同體成員，突破個人、
家庭、宗族、社區的重重束縛，凝結人群到社區外面從事更廣大的社會公益事業。
其成員以佛教信仰為精神紐帶，他們有共同的價值觀念、共同的歸屬感與集體行 為，可以將這些施行佛教活動的社區性豪族共同體稱為「佛教社區共同體」。
而寺廟在臺灣地區從事社會教化的活動，以清朝後的紀錄較多。在勸善講經 方面，如成立於乾隆三十年的化善堂，其齋友遵守法規，早晚誦經禮佛，勸化度 眾，在臺南一帶吸收不少信徒(王見川,2004)。又如光緒十四年當時以供奉關聖帝 君或觀音佛祖為主的鸞堂組織，其中一生員許棼等向廳憲呈稟獲准宣講，其所公 告的曉諭：「…設立普勸社，…採擇地方公正樂善之人，無論市鎮鄉村，均就神 廟潔淨之處，周流講解聖諭及勸善諸書，以冀挽回習俗於萬一。...」(王世慶,1994)。
而當時的鸞生多為上流社會有名望之人，如樹林復善堂的邱潤河、彭阿健在地方
為醫生；燥坑莊鸞堂的楊福來、溫德貴二人均為書房教師。
在謝清全(2008)的研究中，在清治時期由於北臺各地區對科舉的熱衷，因而 廣設書院，如艋舺的學海書院、淡水的明道書院等，不過這些都是官方設立的。
在道光三十年大龍峒人在保安宮內供奉文昌帝君，後在陳維英的主導下，於咸豐 三年成立「樹人書院」於保安宮內，更獲得當地公益人士慨捐土地及基金數筆。
但在日據時期，寺廟曾被殖民者用來做為其傳教及教授日本語的地方，根據 總督府檔案，日本曹洞宗教派的本田韜光等曾向總督府投遞「來臺意旨書」，其 內容第五項提到「為感化臺民之精神為我國風貌，先借用寺院或適當之民宅設立 教場，授簡易之日本國語及國文，…灌入臺民之心靈，使其早日奉戴本朝之施政 作為…」（王見川,2004）。如該教若生國榮設立的日語學校在臺南的萬福庵。
至於光復以後的例子，有台北保安宮的林拱辰主委於民國三十九年成立管理 委員會，從事社會救濟、教化事業。他「一方面聘人在宮內對信徒按時講演大帝 事蹟，及孔子道德，殊博好評…」（李世偉,2004a）。其中在民國四十一年成立的 第一批女子誦經團的經生，是來自林拱辰先生經營的「大榮製線廠」女作業員，
固定在每天下午的三點在正殿旁的誦經室學誦經到五點，而兩個小時的學經時間 亦算是工作時數，工資照給。
由前述可知，從早期的中國文化的祭祀活動開始，由於重視先聖先師在書院 中普設文廟，到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盛行的講經說法，清朝至民初於臺灣地區著重 在勸善讀經等活動，寺廟與社會教化之間實有相當的緊密依存關係。
然而現今的民間信仰有些卻因人的因素而有隱憂，尤其是一般神廟徧重在神 明顯化與巫術的靈驗，鄭志明(1995)認為民間信仰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人才的培 訓，其社會服務最該服務的對象是其自身，應該從神聖性質的社會服務走向教化 性質的社會服務，其教化對象不是社會大眾，而是神職人員自身，也就是說要在 神職人員的教育經費上多作投資。這也是一般神廟的盲點，主要的是教育的投資 無法有立即成效的回收，還有一個主要的問題是：師資在那裡？尤其是要讓那些 有神靈附體的神職人員感到佩服的師資，到那裡尋找呢？這是民間信仰教育發展
上的困境，而這個困境的解決還是要靠教育。目前已有好幾個單位積極發展由無 到有的教育事業，如高雄道德院與台北指南宮各自成立的道教學院，集合學有專 長的學者與道長，利用星期假日開班講學，提供神職人員在職進修的機會。而近 兩年更有台北保安宮開辨「保生民間信仰學院」，培育民間信仰的種子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