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的黨團活動

中國國民黨在抗戰時期由於黨員的流失，以及對外面臨中共的組織競爭，對內 有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壓力與挑戰，因此從 1939 年開始採取大量吸收新黨員的政策。

9在此背景下，學校黨務工作也進一步發展。同年 4 月頒布〈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各 級教育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及公立大中學校教職員應多派本黨黨員充任，各公私立 大中學校尤應有黨的組織，加強黨的領導與活動，以堅強本黨在教育界及學生界之 壁壘」。¹⁰根據 1939 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工作報告，該部擬定〈籌設各專科以上學

5 華彬清等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 年 9 月-1949 年 4 月)》，頁 6-25。

6 華彬清等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 年 9 月-1949 年 4 月)》，頁 28。

7 〈函送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選舉結果希轉陳備案並頒發印信由〉(1940 年 1 月 12 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簡稱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案，5.3⁄139.5。

8 胡國台對於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在大學校園組織活動的研究，值得參考；參見：Hu Kuo-tai,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Campu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37-45,” The China Quarterly, No.118 (Cambridge, June, 1989): pp.

300-323.

9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 版社，2003 年)，頁 294。

10 〈防制異黨活動辦法〉；收入：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黨的建

校及國立中學直屬區黨部組織辦法〉，並規定中央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四川 學的學術與政治文化(1937-1945)〉，頁 76。

肄業 導員

一天，他給我送來一張國民黨黨員登記表讓我填寫」，高沒有填寫，「他將表格塞進 我的抽屜轉身就走，我付之一笑，再也沒翻動那張登記表」；又一次，「數學系教授 周某做了訓導長，又送表格讓我填」，高回答：「您放下吧，我慢慢地填」，後來「不 知道把那張表格丟到哪裡去了」。¹⁸高濟宇被邀請入黨的經驗，基本上符合學者所 稱，以城市知識份子與上層菁英為對象，「由黨部直接徵求入黨」，而入黨申請書分 成甲種與乙種，分別由一個中央委員或兩個黨員作介紹人。¹⁹這種入黨方式似乎沒 有嚴格的審核程序，結果是流於形式，除了少數擔任學校行政職務或有政治前途考 慮的教師，國民黨很難完全把這些教師黨員完全轉化為集中的組織力量；譬如醫學 院教授鄭集(1900-)，早年加入國民黨，但他自稱是「左傾的思想，右傾的牌子」，在 1946-49 年間，擔任中大復員後第一、二屆教授會主席，帶領教師爭取權益，同情 學生運動，²⁰而國民黨對鄭集是無可奈何的。

少 數 有 行 政 職 務 的 教 師 黨 員 ， 會 比 較 熱 衷 於 國 民 黨 的 組 織 活 動 ， 胡 煥 庸 (1901-1998)就是一例。他擔任地理系主任十餘年，曾任教務長、區黨部書記，兼具 大學行政與學校黨務的工作經驗。朱家驊在 1931 年擔任中大校長，「他是學地質的，

但也很重視地理」，開始兩人的互動。國民黨於 1939 年在中大設置區黨部，胡在同 年入黨。朱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時，「決心把黨務打進學校去，於是在普通黨務處 成立學校黨務科」。²¹1941 年 3 月，胡煥庸被選為中大區黨部書記，胡表示：「他沒 有徵求我同意就把我推選為中大區黨部書記；考慮到這是校內的工作，我還是接受 了。經過一年時間，我不習慣於這項工作，還是換了別人」。²²

胡煥庸從事學校黨務，一開始是朱家驊的提拔，但由於他的南高、東大老同學 吳俊升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²³同時還有幾位老同學在教育部工作，「同陳立夫 也有些接觸」，²⁴之後他與陳立夫比較親近，這與國民黨對「校友派」的扶植有關。

1943 年 2 月，蔣中正自兼中大校長，並派湖南省教育廳廳長朱經農擔任新設的教育 長一職，²⁵在蔣的同意下，朱家驊「積極展開校友組織，設立人事組，從事調查登 記通訊工作，並儘先攬校友返校任教，以達校友治校目的」，而胡煥庸、吳俊升等人

18 高濟宇，〈校史瑣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高教研究與探索(校史研究專 刊)》，總 16 期(南京，1988 年 2 月)，頁 1-2。

19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頁 301。

20 許荏華，〈中央大學教授會與五二〇運動－親歷者鄭集和許荏華對話錄〉，《中共黨史資 料》，2007 年第 2 期(北京)，頁 103-105。

21 胡頌平，《朱家驊先生年譜》(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 年)，頁 50。

22 《胡煥庸回憶錄》，頁 22-23。

23 吳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四)〉，《傳記文學》，第 27 卷第 5 期=第 162 期(臺北，1975 年 11 月)，頁 78。

24 《胡煥庸回憶錄》，頁 22-23。

25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頁 198。

「遂為校友派之重要份子」，當時外界盛傳「中大校友將入陳氏之手」，「陳氏」就是 指陳立夫。1945 年 4 月，中大區黨部舉行競選，胡煥庸參選並積極運作，他之前擔 任過一屆區黨部書記，「校內確有相當佈置」，甚至有人認為「陳派份子受胡煥庸領 導」，但在競選過程，他面臨到很大的困難，包括「區黨部不在乎，黨員名冊秘密，

使局外人無所施其技，且與何義均、唐培經、郭廷以三人競爭」，雖然最後落選，但

「結果尚能獲得二票，尚非易事」。²⁶

胡煥庸參與學校黨務工作，與朱家驊、陳立夫透過教育行政工作在大學內拓展 的人際網絡有關，這是當時國民黨推動學校黨務的一種典型方式。²⁷朱、陳兩人在 1940 年代掌握黨政大權，長期接觸教育行政與黨務工作，而陳立夫是 CC 系的領導 人物，²⁸形成 CC 系與新生的朱家驊系的派系矛盾，²⁹中大也隱然出現這兩股派系。

有研究指出，朱家驊負責國民黨組織工作時，所用的幾位中大區黨部幹部，與他本 身有很深的交誼，譬如第一屆書記何義均、監察委員童冠賢等人，³⁰「這樣的老黨 務幹部和大學教授，本與 CC 系有很大的隔閡。他們在朱家驊的支持下推行學校黨 務，幾乎成為中央大學的政治場域內國民黨中央派系之爭的縮影」。³¹校友派在蔣中 正的同意、國民黨的組織下，形成一股在校內不可忽視的動員力量，也成為朱、陳 兩人都想要爭取的對象，甚至延續到戰後，根據 1948 年 6 月《新路》週刊的報導，

校友派分成兩股勢力，「少壯派」以留英、留德學生居多，「與現任教育當局往來較 密」，也就是親近朱家驊，「在學校裡握有大權」，而「陳派」則是「與前任教育當局

26 〈吳道坤致朱家驊函〉(1945 年 4 月 2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 案，檔號：301-01-09-149，「國立中央大學」，頁 100-101。

27 朱家驊推動學校黨務的情況參見：賴志偉，〈書生從政：朱家驊在國民政府的政治活動 (1927-194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112-118。林綺慧，

〈學者辦黨：朱家驊與中國國民黨〉(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89-90。

28 在 1938 年 3 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青天白日團、中國國民黨忠實黨員同盟會宣 布取消，有形組織的 CC 系已經不復存在，但無形組織的 CC 系則延續至 1949 年；參見：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頁 242-243。

29 當時輿論認為，國民黨黨務系統原由 CC 系主導，但朱家驊就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時，

加緊訓練自己的幹部，代替全國各級黨部的原有人員，自成一新生的朱家驊系，因而形成 與既有 CC 系的對立；參見：白范陽，〈朱家驊幹黨成大業〉，《現實》，第 12 期(上海，1947 年 11 月 28 日)，頁 7-8。王開，〈談朱家驊派〉，《再造》，第 1 卷第 8 期(上海，1948 年 9 月 15 日)，頁 13。

30 羅家倫任中大校長時，網羅一批北伐前的黨務幹部，包括童冠賢、馬洗繁、何義均等人，

「他們常被朱先生邀宴座談，尤其是童、馬、何等少數黨務老人，最遭人忌，有所謂『必 使其潦倒終身』之謠訛，朱先生則力加維護」；參見：白瑜，〈懷念從政學人朱家驊與王世 杰〉，《傳記文學》，第 40 卷第 1 期(臺北，1982 年 1 月)，頁 114。

31 蔣寶麟，〈「黨國」中的高等教育：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文化(1937-1945)〉，頁 81。

關係較密的教授們」，也就是親 CC 系的一支勢力，「潛勢力也不弱」。³²

有關三青團的組織活動，抗戰期間就讀法律學系的易勁秋回憶：當時一位同學 與他聊天時，詢問他對三民主義與三青團的看法，並徵求他入團，第二天便把入團 申請表交給他，他填好後交還，過幾天就接到通知參加入團訓練。入團訓練是利用 晚間自修的時間，在一間較為偏遠而寬敞的教室舉行，參加者約有好幾十人，第一 堂課是由三青團中大分團部書記胡先進(心理系四年級學生)報告「團的概況」，之後 由幾位先生講述「總理遺教要義」、「團長訓詞要義」、「中國國民黨黨史」、「國際現 勢」、「抗戰形勢」等課程，連續講幾個晚上。入團訓練結束後過幾天，他們由軍訓 教官帶隊到重慶復興關宣誓入團，整個儀式的高潮是團長訓話，「蔣委員長戎裝佩 劍，神采奕奕，步履穩健的從司令臺右側走到臺上」，「委員長訓話，歷時大約三十 分鐘」，易勁秋表示，「臨去之前還來看我們吃飯，可見對於這裡的學員和我們是何 等重視」，「我們這一群人度過了一生不會忘記的一天」。⁴¹

郭廷以在抗戰結束前夕為訓導長，根據他的口述歷史，當時有「黨團內爭」的 問題，⁴²雖然他沒有解釋其原因，但王良卿的研究顯示，「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個慣常 模式，是三青團聯合幾個派系或政治勢力共同向 CC 系提出挑戰」，而三青團的基本 力量除了黃埔系與復興社，也會聯合朱家驊系等其他派系，⁴³而國民黨與三青團同 時在學校成立組織，吸收學生，等於在校園造成二元形式的領導，⁴⁴這是黨團矛盾 的根源。朱家驊在教育界經營甚久，在中大也有其影響力，而郭廷以所謂的「黨團 內爭」，可能是與 CC 系、朱家驊系的矛盾有關，但中大內部的黃埔系等勢力情況不 明，因此「黨團內爭」的問題仍有待更多史料解釋。⁴⁵

除了「黨團內爭」的問題，黨、團兩個組織皆持續擴張人數，但大量吸收學生 加入，這些學生能否成為有效動員的組織基礎，這個問題也值得討論。三青團中央 團部規定：「團員宣誓入團後，即積極實施經常訓練」，而各級團部的組織架構與組

除了「黨團內爭」的問題，黨、團兩個組織皆持續擴張人數，但大量吸收學生 加入，這些學生能否成為有效動員的組織基礎，這個問題也值得討論。三青團中央 團部規定：「團員宣誓入團後，即積極實施經常訓練」，而各級團部的組織架構與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