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有訓校長與教授的互動

在討論中央大學校長與教授的互動關係之前，先要探討中大的校務運作方式，

特別是行政組織與各種會議的功能與角色。中大此時的行政組織，基本上遵照 1939 年 5 月〈大學行政組織補充要點〉之規定，¹⁵設有教務處、訓導處、總務處以及校 長辦公室、會計室等三處二室，專責日常的行政工作；校長辦公室設人事室，專辦 本校教職員聘派事宜。另設有各種會議襄助行政：校務會議是由校長與教務長、訓 導長、總務長等「三長」，以及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暨教授代表組成，決定「校 務之推行改善」，每學年開會兩次；行政會議是由校長、三長、主任秘書、各院長、

各院教授代表組成，每週開會一次，討論「經常行政工作之推行及改善」；還設有聘 任委員會負聘請教員全責，職員聘用委員會負職員之甄選考核等專責，以及訓育委 員會、財務稽核委員會、校舍分配委員會等，協助校長及各處室處理各項事宜。¹⁶ 這些會議當中以校務會議最為重要，其審議事項包括：預算審議、院系增廢、

課程編制、重要章則制定、學生成績審核、學生訓導規劃、校長交議事項等。¹⁷校 務會議是由校長聘任的行政主管以及教授代表所組成，校長通常要承受來自政府的 壓力，而教授代表由教授選舉產生，代表「教授治校」的理念，兩者往往形成某種

14 譬如：羅炳權等主編，《解放戰爭時期的南京學生運動》。

15 〈大學行政組織補充要點〉(教育部第 11451 號訓令，1939 年 5 月 16 日)；收入：多賀秋 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編、民國編)》，頁 840。

16 〈本校概況〉，《國立中央大學校刊》，復員後第 1 期(南京，1947 年 4 月 2 日)，頁 4。

17 〈中央大學組織大綱〉；收入：《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編，《南大百年實錄(上)：中央 大學史料卷》，頁 410-411。

程度的緊張關係，關鍵就在校長是否有校務最後決定權，以及教授代表人數的比例 問題。在校務最後決定權方面，羅家倫擔任校長時，一度想要放棄這項權力，在 1940 年 4 月呈請教育部將校務最後決定權劃歸校務會議，也就是透過修改〈中央大學校 務會議規則〉第 19 條，使得校長僅能提出覆議一次，之後即須照決議執行，不可變 更或暫緩。¹⁸但教育部指示，大學校務會議依照〈大學組織法〉第 16 條規定，「應 為審議機關」，且〈大學組織法〉第 9 條規定大學校長「綜理校務」，「其校務最後決 定權自應屬於校長」，故該條規則「毋庸修改」。¹⁹就現有史料來看，至 1947 年 4 月，

〈中央大學校務會議規則〉規定：校務會議的決議統一由校長核准後發交主管執行，

但「校長認為有窒礙時，得添理由提交復議或斟酌情形暫緩執行之」。²⁰因此就制度 而言，校長掌握校務最後決定權，也就是可用消極方式不執行校務會議的決議，但 若要積極實現校長的治校理念，仍要在校務會議上取得支持。

在教授代表人數的比例問題上，依據 1948 年 1 月公布的〈大學法〉，中大校務 會議的教授代表人數是必須增加的。在校務會議上，校長聘任的行政主管總數原本 多於教授代表總數，顯示校長相對於教授代表能有比較高的影響力。但是〈大學法〉

第 19 條規定：大學校務會議，教授代表人數不得超過「三長」、各學院院長及各學 系主任之一倍，亦不得少於前項其他人員之總數；而中大 37 年度校務會議教授代表 僅 32 人，不及「三長」、各學院院長及各學系主任之總數 78 人，「遵照大學法規定 教授代表須增加一倍強」。²¹中大先在行政會議上提案研究，²²然後在 1949 年 1 月 21 日的校務會議，修改〈校務會議規則〉第 5 條規定，準備增加教授代表人數，但隨 即進入校長離校的過渡時期，由校務維持委員會主持校務，校務會議喪失功能。

除了全校性的校務運作，在院系層級亦有會議的召開。各學院設置院務會議，

以院長、各系主任及全院教授、副教授組織之，院長為主席，「計劃全院學術設備及 經費支配等事項，審議全院一切進行事宜」，每學期至少開會二次。各學系設置系務

18 蔣寶麟，〈「黨國」中的高等教育：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文化(1937-1945)〉，頁 51。

19 〈修改中央大學校務會議規則一案〉(1940 年 6 月 7 日)，檔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檔案，檔 號：0029/140.01-01/0001，「國立中央大學章則規程案」。

20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會議規則〉，《國立中央大學校刊》，復員後第 4 期(南京，1947 年 4 月 26 日)，頁 1-2。

21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會議 37 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1949 年 1 月 21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藏，中央大學檔案，案卷號：926，「中大召開校務會議紀錄、決議、通知及有關文件 (1946-1949 年)」。該次會議紀錄收入：《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編，《南大百年實錄(上)：

中央大學史料卷》，頁 524-526。

22 〈本校校務會議 36 年度第一次會議記錄〉(1948 年 1 月 23 日)，《國立中央大學校刊》，復 員後第 34 期(南京，1948 年 4 月 17 日)，頁 2。〈會議修改規則呈部批准前，校務會議先照 原有者召集〉，《國立中央大學校刊》，復員後第 55 期(南京，1948 年 10 月 9 日)，頁 2。

會議，以系主任及全系教授、副教授與講師組織之，系主任為主席，「計劃本系學術 建設事項」，²³每學期至少開會二次。院務會議與系務會議的召開，是由校務會議決 議「錄送各院系參考試行」，²⁴實際上按各院系情況而定，似無強制性。

雖然在〈中央大學組織大綱〉並沒有關於教授會的規定，²⁵但教授會在實質的 校務運作有其重要性。早在中大前身的東南大學，於 1921 年 3 月公布的〈國立東南 大學大綱〉就有設置教授會的規定，由校長暨各科各系之主任及教授組織教授會，

其職權有：於評議會建議系與科之增設廢止或變更、贈予名譽學位之議決、規定學 生成績之標準以及其他關於教務上公共事項等。²⁶根據學者對民國年間教授會的初 步研究，教授會基本上由教授主導，是「全體教授行使自己權力的機構」，²⁷但是大 學設置校務會議後，「教授會在校務決策中只能處於附屬地位」。²⁸教授會代表教授 群體的利益，在校務運作往往能發揮影響力，並受到校方甚至是政府的重視。譬如 戰後的物價飛漲，中大教授會在 36 年度第二次全體大會提出四點建議學校事項，都 是有關教職員待遇與學校經費，經 1948 年 4-5 月第 90、92 次行政會議分別討論，

並作出決議。²⁹中大教授會能整合教授的意見，提出教授會的共同訴求，在這方面 有其成績。

吳有訓於 1945 年 8 月至 1947 年 10 月任中央大學校長，考察他與中大教授的互 動關係，可進一步理解當時校務運作的情況。吳有訓(1897-1977)，字正之，江西高 安人，1920 年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數理化部，1925 年取得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 學位，³⁰以康普頓效應(Compton Effect)的物理學研究，奠定他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

31政府當初選擇吳有訓擔任校長，有兩方面考量。首先，以社會聲望而言，「是一個

23 例如：教育系於 1948 年 4 月 28 日舉行本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決議案有：一、推出兩位 教師負責審查研究所與本系擴充改良設備補助費購置中文圖書目錄。二、調整「教育實習」

課目。三、研究所與本系經費收支情況情形由系所向師範學院申報，不另組稽核機構等。

參見：〈教育系：第二次系務會決議調整「教育實習」一課〉，《國立中央大學校刊》，復員 後第 39 期(南京，1948 年 5 月 22 日)，頁 2。

24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會議 34 年度第一次會議〉(1945 年 12 月 21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 館藏，中央大學檔案，案卷號：922，「校務會議紀錄(1945 年)」。

25 〈中央大學組織大綱〉；收入：南京大學校慶辦公室校史資料編輯組等編，《南京大學校史 資料選輯》(南京：南京大學，1982 年)，頁 349-352。

26 〈國立東南大學大綱〉(1921 年 3 月 16 日)；收入：《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編，《南大 百年實錄(上)：中央大學史料卷》，頁 127-131。

27 張正峰，《權力的表達：中國近代大學教授權力制度研究)》，頁 133。

28 張正峰，《權力的表達：中國近代大學教授權力制度研究)》，頁 136。

29 〈教授會建議學校事項，行政會議已逐條決定〉，《國立中央大學校刊》，復員後第 39 期(南 京，1948 年 5 月 22 日)，頁 2。

30 顧樹新等主編，《南京大學校友英華》，頁 126-127。

31 吳有訓，〈康普頓效應〉(中譯本)；收入：郭奕玲等編，《吳有訓的科學貢獻：吳有訓科學 論著、講演、文稿、談話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7 年)，頁 23-32。

負有國際聲譽的物理學家，其學術地位與學術工作很足珍貴」，³²而且時為清華大學 理學院院長，有大學行政工作經驗，又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³³其次，以出身背景 而言，時任訓導長的郭廷以回憶，朱家驊聽傅斯年的話，請該校出身而又供職外校 的人擔任校長，吳有訓符合這項條件，「中大教授出身本校的最多，清華出身者其次，

吳兩方面都可以溝通，調他來應該是很合適的」，³⁴換言之，政府考慮到吳有訓應該 是中大教授能接受的校長人選。

吳有訓擔任校長能否一展抱負，也就是校長的實際權力究竟如何？這與校內外 的條件與環境有關，以下將從治校理念與教授派系兩方面，討論吳有訓與中大教授 的現實處境。首先是治校理念能否實現的問題。從戰後有關「學術獨立」的討論可 知，吳有訓與中大教授在學術發展上有其理想，希望中國本土大學的師資與設備，

能培養從事高深研究的專門人才。胡適在 1947 年 9 月提出「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 劃」，他所謂的「學術獨立」有四個條件：一、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應該 有大學可以充分負擔。二、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在國內應該有設備夠用以及師資 良好的地方，可以繼續做專門的科學研究。三、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國防工業、

醫藥與公共衛生等問題，在國內應該有適宜的專門人才與研究機構可以幫忙解決。

四、本國學人與研究機構應該能和世界各國分工合作，共同擔負人類學術進展的責 任。胡適建議取消留學生的派遣，而將經費投入本國的高等教育，用十年的時間「集 中國家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目標是「使他們成為第一流學

四、本國學人與研究機構應該能和世界各國分工合作，共同擔負人類學術進展的責 任。胡適建議取消留學生的派遣，而將經費投入本國的高等教育，用十年的時間「集 中國家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目標是「使他們成為第一流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