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戰爭下的中央大學(1945-1949)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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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部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劉維開教授. 國共戰爭下的中央大學(1945-1949) 國共戰爭下的中央大學. 研究生：曾冠傑撰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本論文獲得 99 年度廖風德先生學術研究培育獎.

(2) 謝辭從大學部到碩士班，今年是我進入歷史學領域的第八年，想透過這篇簡短的謝辭，向諸位師友表達誠摯的謝意。首先是在大四那年，俊宇學長介紹我進入政大校史館工讀。這份工讀一直延續到碩士班，秘書處的惠玲秘書與映晨姐對我有很大的包容，讓我在工讀之餘自由探索政大校史，開啟我對於高等教育史的研究興趣。進入碩士班以後，我到圖檔所修習薛理桂老師開設的檔案學課程，獲益良多。在政大的八年，歷史系所的王德權老師、劉祥光老師、劉季倫老師等師長，以及國發所的彭立忠老師、臺史所的薛化元老師、東亞所的關向光老師，對我很有影響。 2009 年 2-7 月，我到南京大學當交換學生，所幸有文佑幫忙聯絡校內事務，而在當地的生活以及搜集史料的工作，受到南大導師王運來老師，以及孔劍鋒老師、吳建華老師、榮慶學長、闖輝、文杰、李寅等師友的接待與協助。在南京與臺北兩地的查檔過程中，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在查檔大廳的一位保全人員，對我相當友善，以及法務部調查局青溪園區資料室的盧先生，在能力範圍內給我最大方便。在論文的寫作階段，首先要感謝寶麟學長，因為我的論文題目正好屬於他的研究領域，我戲稱寶麟學長是比我還瞭解自己論文的人，學長無私地與我分享史料，並仔細讀過我的論文初稿，減少本論文的許多錯誤。志晟經常給我加油打氣，亦是我經常請益的對象。與延麟學長以及慧媛的交流，讓我看到如何有勇氣面對研究過程的困難之處。欽韜時常督促我的寫作進度，並提供我一些難得的電子版史料。另外，許小青老師、李剛老師、春林學長、志輝學長、道中學長、振豐學長、鎮魁等師友，讀過我全部或部份的初稿，跟他們的交流收穫很多。還要感謝智亮校對全文，減少本論文的錯字。本論文的研究計畫於 2009 年 12 月 21 日在本所發表，評論人為林能士老師。第二章初稿以「國共兩黨在中央大學的組織活動(1939-1949)」為題，發表於 2010 年 6 月 3 日「挑戰與回應－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評論人為齊茂吉老師。第四章初稿則以「『淪陷』或『解放』－1949 年的中央大學」為題，發表於同年 6 月 6 日由臺灣歷史學會與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合辦的「2010 年全國研究生歷史學論文發表會」，評論人為薛化元老師。另外，碩士論文的口試委員包括林桶法老師與陳進金老師，承蒙五位評論老師給予寶貴的修改意見，一併致謝。本論文榮獲以廖風德老師為名的研究培育獎，對我是很大的鼓勵，楊正利學長慷慨捐款成立這個獎學金，嘉惠學弟妹，謝謝楊正利學長。這篇碩士論文能夠完成，最想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劉維開老師，劉老師學識淵博、言語幽默，從大學時代就很喜歡劉老師的課，上課就像聽歷史故事一樣有趣，沒想到碩士班有機會接受老師的細心指導，這真是一件幸運的事。最後，感謝父母的寬容與支持，我才能無後顧之憂地完成論文。.

(3) 摘要在現代中國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之中，大學與政治的互動是一大課題。中央大學在 1930-40 年代有「首都大學」之稱，不只有獨領風騷的學術地位，另一意義是位於首都，而成為各股政治力量互相角力的場合。國共戰爭時期(1945-49 年)的中央大學，依然深受現實政治的影響。政府自 1947 年 12 月實行憲法，訓政時期的「黨國」體制必須轉型，一方面國民黨在校內的組織活動轉為秘密方式，另一方面政府逐步建立「動員戡亂」體制，以新的合法方式打壓左傾勢力。此外，中共在 1949 年 4 月進佔南京以前，雖然未能影響校務運作，但在中大學生間已經建立其群眾基礎，並配合針對左傾教授的統戰工作，往往能從學生運動取得很大的政治利益。本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提出四個問題加以討論。第一、比較國、共兩黨在校內的組織活動。第二、考察校長與教授的互動關係，包括國民黨派系對校內人事情況的介入。第三、討論學生運動的性質及其變化。第四、探討 1949 年的變局。冀望透過本研究，以國共戰爭為時間範圍，對於中央大學與現實政治的互動情況有所認識，進而掌握到現代中國高等教育史的一些特徵。. 關鍵詞：國共戰爭、中央大學、國共關係、吳有訓校長、教授派系、學生運動、1949 年.

(4) 國共戰爭下的中央大學(1945-1949) 國共戰爭下的中央大學目次. 第一章緒論 ........................................................................................................................ 1 第一節問題意識 ............................................................................................................ 1 第二節研究回顧 ............................................................................................................ 3 第三節史料應用與論文結構........................................................................................ 11 第二章國共兩黨在校內的組織活動 ................................................................................. 16 第一節中國國民黨的黨團活動 .................................................................................... 17 第二節中國共產黨的地下活動 .................................................................................... 28 第三節小結 ................................................................................................................. 34 第三章校長、教授與學生運動 ........................................................................................ 37 第一節吳有訓校長與教授的互動 ................................................................................ 39 第二節學生運動的性質及其變化 ................................................................................ 49 第三節小結 ................................................................................................................. 62 第四章「淪陷」或「解放」－1949 年的變局 .................................................................. 65 第一節周鴻經校長的「應變」 .................................................................................... 66 第二節校務維持委員會的運作 .................................................................................... 70 第三節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接管 .................................................................................... 77 第四節小結 ................................................................................................................. 82 第五章結論 .................................................................................................................... 85 徵引書目 ........................................................................................................................... 92. 表次. 表 1：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第一屆執行、監察委員履歷表 ................ 18 表 2：國立中央大學 1949 年 3 月 15 日已到人數統計............................................................ 74.

(5)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問題意識現代中國大學的發展歷程，與現實政治的互動有密切關係，包括「學術獨立」與「教授治校」理念的發展、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統制、學生運動與政黨政治的關係等方面。學者指出，「在現代中國的大學發展史中，從深度和廣度而言，或許只有北方的北京大學和南方的中山大學與國家政治的關係，可以與中央大學的歷史相提並論」，1顯示中央大學是一個富有研究價值的個案。中央大學始自 1902 年籌建的三江師範學堂，1914 年改組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0 年改制為國立東南大學，1927 年合併九校，改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28 年改稱江蘇大學，受到該校學生群起反對，政府決議改稱國立中央大學。在二十世紀前半，因為政權轉移與首都遷移，中國先後有兩所大學因為「首都大學」的地位而獨領風騷。其中，北京大學活躍於 1900-20 年代，中央大學則是領先於 1930-40 年代。2中央大學有原東南大學的學術基礎，以及中央政府的支持，3中大教師薪俸相對優厚，加上首都遷移的因素，南京有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等中央政府機關與學術單位，因而吸引許多一流學者前來任教。4中大號稱「首都大學」的另一意義，是位於首都而與現實政治發生緊密關係，5甚至成為各股政治力量互相角力的場合，譬如國民黨內部的不同派系分別在爭取校內教授的支持，以及國、共兩黨都想爭取學生運動的領導權等。中大原址南京，抗戰期間遷校至重慶，戰後復員返回南京，校區主要分屬兩地，文、理、法、師、工五學院以及農學院一部份、附屬醫院設於四牌樓，稱為該校第一部；醫、農二學院以及一年級、先修班設於丁家橋，稱為該校第二部；. 1. 2. 3. 4. 5. 許小青，《政局與學府：從東南大學到中央大學(1919-193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328-329。陳平原，〈首都的遷移與大學的命運〉；收入：陳平原，《中國大學十講》(上海：復旦大學，2002 年)，頁 56-68。 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pp. 119-121. 田正平等主編，《中國高等教育百年史論：制度變遷、財政運作與教師流動》(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年)，頁 493-506，頁 493-506。時人認為，「大概是因為校址在首都的關係吧，政治性的空氣，校裡每一個角落都多少可以聞到一點」；參見：文森，〈生活在中央大學〉，《讀書通訊》半月刊，第 146 期(上海，1947 年 12 月 10 日)，頁 24。. 1.

(6) 另設有附屬中學與小學。民國 36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校教職員共計 1299 人，而學生共有 4068 人，含研究生 47 人，大學生 3905 人，專修科學生 116 人。6 中央大學在國共戰爭時期的發展脈絡，有從抗戰時期延續的一面，也有轉折的一面，而在此時的政治特徵是：訓政時期的「黨國」體制，在抗日戰爭階段發展為統一指揮黨政軍的戰時體制，7於 1945 年 8 月抗戰結束後面臨轉型，而國、共兩黨的競爭日益激烈，有學者稱是「一黨訓政」與「聯合政府」兩種、「國」政治主張的對立，8政府自 1947 年 12 月實行憲法，必須重新確立「黨」兩者之間的關係。9在中大，一方面國民黨的組織活動轉為秘密方式，另一方面政府則透過逐步建立「動員戡亂」時期的行政與法律體制，以新的合法方式打壓校內的左傾勢力。此外，中共在 1949 年 4 月進佔南京以前，雖然未能影響校務運作，但在中大學生間已經建立其群眾基礎，並配合針對左傾教授的統戰工作，往往能從學生運動取得很大的政治利益。有關中央大學在國共戰爭時期的發展，本研究從大學與政治之互動關係的角度，提出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比較國、共兩黨在中大的組織活動，這是. 6. 7. 8. 9. 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頁 588-594。「以黨治國」是訓政時期基本的政治原則，此時的黨政關係參見：崔之清主編，《國民黨政治與社會結構之演變(1905-1949)：中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頁 730-738。無論在中央或地方的黨政關係，卻出現若干不協調之處，隨著抗日戰爭爆發，「黨國」體制逐漸進入戰時體制，此時政治體制出現兩種趨向，一是確立蔣中正領袖地位的「集權化」趨向，另一是從訓政預備進入憲政的「民主化」趨向，後者包括：國民參政會的建立、容許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等，出現適度的政治開放；參見：王兆剛，《國民黨訓政體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 年)，頁 123-129，頁 258-259；崔之清主編，《國民黨政治與社會結構之演變 (1905-1949)：下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頁 1133。有關中央戰時體制的建構參見：劉維開師，〈戰時黨政軍統一指揮機構的設置與發展〉；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三屆討論會》 (臺北：國史館，1996 年)，頁 339-362。參見：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 年間國共政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導論，頁 5。有學者認為，「以一黨訓政得來的憲政，只會是實質上一黨獨裁的『憲法之治』」；參見：王泰升，〈國民黨在中國的「黨治」經驗－民主憲政的助力或阻力？〉，《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5 期(臺北，2009 年 9 月)，頁 217。實際上，在 1947 年 12 月進入憲政時期之前，全國早一步在同年 7 月進入「動員戡亂」時期，而政府建構的「動員戡亂」行政與法律體制，是憲政時期缺乏現代意義自由民主的關鍵，可惜除了憲法層次的〈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之外，學界有關「動員戡亂」體制的研究不多。. 2.

(7) 此時政治力量影響中大的基本背景。從抗日戰爭到國共戰爭，兩黨在校園基層的組織活動是否有強弱消長？另一方面，中大當時具有「首都大學」的重要地位，作為國、共兩黨組織活動的基層場合，究竟有何特色？第二個問題是此時的中大究竟是「校長治校」或「教授治校」？這要考察校長與教授的互動關係，特別是校長的實際權力和教授的派系情況，以及與國民黨派系的關係。以吳有訓校長為例，他於 1945 年 8 月就任中大校長，1947 年 10 月離校，在校長任內受到來自政府與教授派系的各種壓力，另一方面，無力勸阻學生運動的發生，顯示當時校園的複雜情況。第三個問題是討論學生運動的性質及其變化，國共戰爭期間的學生運動，如何造成許多中大學生在短短數年內轉向左傾？甚至出現年輕一輩的激進學生，帶動老一輩教授「向左轉」的局面。第四個問題是有關 1949 年的變局，多數的中大師生在此時留校，拒絕政府的應變措施，由教授會選舉組成校務維持委員會，在政權的過渡時期發揮代理校長職務的功能，校務維持委員會的性質與組織為何？而中共如何「接管」中央大學？又如何「改造」為南京大學？. 第二節研究回顧本研究屬於大學校史的個案研究，而近十幾年在中國高等教育史領域，無論在教育通史或大學校史這兩種研究模式都有新的進展，值得加以吸收與借鏡。宏觀的教育通史研究，提供一個廣泛而基本的背景知識，比較重要而新穎的著作有：金以林的《近代中國大學硏究：1895-1949》，10探討在晚清至民國時期，政府教育部門對大學的政策方針及其實際情況，並注重大學發展的整體脈絡與個體差異，其論述相對客觀平實，是本研究理解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礎。加拿大學者許美德(Ruth Hayhoe)的《中國大學：一個文化衝突的世紀 (1895-1995)》，11提供本研究一個外國視角的宏觀歷史架構。董寶良主編的《中. 10 11. 金以林，《近代中國大學硏究：1895-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 Ruth Hayhoe, China's Universities,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3.

(8) 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史》，12包括晚清、民國與中共建政以後的高等教育概況，這部作品偏重介紹中共在各時期建立的高等教育，其觀點有比較濃厚的政治色彩，提供本研究一個中共視角的宏觀歷史架構。王瑞琦的《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國家、學術、市場之三角演變》，13則是一個臺灣學者對於近百年的中國高等教育，建立一個宏觀歷史架構的初步嘗試，亦有一些參考價值。微觀的大學校史研究，通常是以特定大學進行深度的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一批以「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硏究」為系列標題的成果，應用大量原始史料，受到學界矚目；與中央大學有關係者，為蘇雲峰的《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1903-1911》，14作者使用我國教育部所藏前清學部檔案，對三江師範學堂的辦學情況，有比較細緻的研究。在中國大陸，大約從 1980 年代開始，一些老牌大學開始出版本校的校史專書，坊間也出現許多通俗的校史著作。在這波大學校史的研究與閱讀熱潮中，陳平原是一位重要的現代中國大學研究者，有其宏觀而獨到的觀察，15透過他對北京大學與中央大學的比較，16可以瞭解到中大在 1930-40 年代的重要地位。王東杰的《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17考察四川大學在地方社會的「國立化」過程，其研究視角納入學術與政治、中央與地方、社會與文化等多重面向，突破傳統的教育史領域，頗具新意，提供本研究採取多重視角的啟發。有關中央大學的歷史回顧，首先是現今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的校史編纂與研究成果。經歷 1952 年中共推動的高校院系調整，搬遷至金陵大學原址的南. 12 13. 14. 15. 16 17. 董寶良主編，《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史》，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7 年。王瑞琦，《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國家、學術、市場之三角演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2007 年。蘇雲峰，《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1903-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年。另有新刊印版本：蘇雲峰，《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1903-1911》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他比較重要的著作有：陳平原，《北大舊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8 年。陳平原，《中國大學十講》。陳平原，《老北大的故事》，北京：北京大學， 2009 年。陳平原，〈首都的遷移與大學的命運〉；收入：陳平原，《中國大學十講》，頁 56-68。王東杰，《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 4.

(9) 京大學，自認繼承中大的正統地位，其大規模的校史編寫工作始於 1986 年，歷經數年的資料搜集、專題研究、分工撰寫，於 1992 年出版《南京大學史》； 18. 並以此為基礎，於 2002 年南京大學的「百年校慶」時，出版《南京大學百. 年史》。兩書相比，後者一部份有註釋，標明史料來源，相對嚴謹。19以大學編纂校史的標準來看，南京大學的這兩本書應屬佳作，提供一個理解中大校史的基本敘事架構。然而從歷史研究的標準來看，仍有不足之處：首先，校史的敘事架構與解釋，仍然深受現實政治的影響；譬如這兩本書論及抗戰以來，中國共產黨與左傾師生的活動情況，卻幾乎沒有說明中國國民黨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在校園的相關狀況；又如《南京大學百年史》說：在吳有訓校長任內，「校內幫派勢力互相勾結，校園成了『三長』(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把持的天下，他們利用『中央大學校友會』拉幫結派，排斥異己，自詡為『少壯派』，壓制非中央大學出身的教授，而且壟斷學校經費分配，凌駕校長之上」，20這段敘述顯得煽情而不夠嚴謹，但這是顯示學校當局內部矛盾的線索，值得研究。其次，有些重要問題尚待進一步研究，例如 1949 年 1 月底，周鴻經校長離校，一時無人主持校務，中大教授會選舉產生校務維持委員會，發揮代理校長職能的作用，在 2-4 月政權更易的過渡階段，成為校務運作的權力核心，並配合中共在 5 月的軍事接管，但《南京大學百年史》對校務維持委員會的敘述相當簡略，僅有三頁。21 另一方面，1952 年的院系調整後，中央大學四牌樓原址設南京工學院， 1988 年更名為東南大學，東南大學的校史編纂與研究作品包括：朱斐主編兩卷本《東南大學史》、22朱一雄主編《東南大學校史研究》等，23可與南京大學的校史著作比對參照。學界關於中大及其前身的研究成果，除蘇雲峰的著作外，有關《學衡》雜誌與「學衡派」的研究，24以及與中國科學社的研究，25因 18. 19 20 21 22 23 24. 相關編寫工作的過程參見：南京大學校史編寫組，《南京大學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568-569。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696。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頁 275。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頁 284-286。朱斐主編，《東南大學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1 年。朱一雄主編《東南大學校史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2 年。譬如：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5.

(10) 為兩者的創辦與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有密切關係，一為人文學術刊物，一為科學學術社團，對於理解中大學術傳統的建立，以及教授群體的組成，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尚有幾篇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值得留意：蕭勝文的碩士論文〈羅家倫與中央大學發展之硏究(1932-1941)〉，26掌握大量原始材料，包括羅家倫長女公子羅久芳提供的史料，以及對中大校友的口述歷史訪談，殊為難得。羅家倫作為校長，對中大的發展走向有重要影響，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本論文對於校務運作的制度設計、大學與政治的互動關係等層面，其分析是比較不足的。許小青的博士論文〈從東南大學到中央大學－從國家、政黨與社會為視角的考察 (1919-1937)〉經過修改，27已經出版專書《政局與學府：從東南大學到中央大學(1919-1937)》，他指出在政治變遷的時代背景下，從地方性大學的東南大學演變成首都最高學府的中央大學，有其「中央化」的過程，並把中大納入國家、政黨與社會的視野之中。28蔣寶麟的碩士論文〈「黨國」中的高等教育：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文化(1937-1945)〉從「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的角度出發，對於中大教授與學生群體的政治態度，以及國、共兩黨在校內的組織活動等層面，都有相當精彩的討論。29相對來說，許小青與蔣寶麟的學位論文考慮到大學與政治的互動關係，對本研究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有直接的啟發作用。陳淑媛的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在臺「復校」之研究〉則指出，在臺灣「復校」的中央大學，在學校規模與院系設置等方面，與原本的南京中央大學已有明顯不同。30. 25. 26. 27. 28 29. 30. 委員會，1984 年。沈衛威，《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命運》，臺北：立緖文化出版公司，2000 年。例如：冒榮，《科學的播火者：中國科學社述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蕭勝文，〈羅家倫與中央大學發展之硏究(1932-1941)〉，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許小青，〈從東南大學到中央大學－從國家、政黨與社會為視角的考察 (1919-1937)〉，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年。許小青，《政局與學府：從東南大學到中央大學(1919-1937)》，頁 3-5。蔣寶麟，〈「黨國」中的高等教育：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文化(1937-1945)〉 (南京：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7 年)，頁 71-107。陳淑媛，〈國立中央大學在臺「復校」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頁 129-130。. 6.

(11) 本研究的時間範圍是 1945-49 年，其時代背景是廣義的國共戰爭。林桶法的相關研究值得參考，包括〈國共內戰時期的研究概況分析(1945-1949)〉對國共戰爭作全面性的研究成果調查，31《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1945-1949 年)》對於戰後的接收與復員、國共談判與三大戰役、通貨膨脹與貨幣改革、政府的派系紛爭等問題都有討論，32而他在《1949 大撤退》對國軍在三大戰役的失敗，有政治、軍事方面的檢討。33另外，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 70 年》，有探討中共的戰爭動員方式，以及在「國統區」的統戰工作。 34. 關於蔣中正在 1949 年的角色與行動，劉維開師的《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 下野到復行視事》有深入討論。35 有關國民黨失敗之因的檢討，翟志成在〈國民黨是怎樣丟掉大陸的？〉歸納出軍事、經濟、政治三方面的因素，分別是「國府在軍事上的慘敗」、「通貨膨脹的失控」以及「對風起雲湧的學潮束手無策」，而這三方面「以連鎖互動的關係相連結，任何一方的惡化，必定導致其餘的兩方的惡化，而其餘二方的惡化，又必使原來一方的惡化加劇」，結果是「這三方面構成的合力，驅策著國府以自由落體的加速度向失敗的方向急速下墜」。36「風起雲湧的學潮」與國共戰爭的勝敗之因有關，因此研究此時的大學與學生運動有其歷史意義。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是大學與政治的互動關係。除了直接論及中大校史的作品，還有一些學界研究成果值得參考。第一、有關學生運動史的研究。呂芳上在《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指出，1920 年代中國學生運動的一個重要特色是「逐步政治化」，其內涵有三：一是學生不只在校內作. 31. 32. 33 34 35. 36. 林桶法，〈國共內戰時期的研究概況分析(1945-1949)〉；收入：《史學的傳承》編輯小組，《史學的傳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1 年)，頁 269-321。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1945-1949 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年。林桶法，《1949 大撤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 年)，頁 10-44。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 年)，頁 402-465。劉維開師，《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臺北：時英出版社，2009 年。翟志成，〈國民黨是怎樣丟掉大陸的？(上)〉，《當代》，第 58 期(臺北：1991 年 2 月)，頁 94-115。翟志成，〈國民黨是怎樣丟掉大陸的？(下)〉，《當代》，第 59 期(臺北： 1991 年 3 月)，頁 80-91。. 7.

(12) 民主化抗爭，同時又走出校園作政治運動。二是學生運動的激進化，甚至進一步革命化，與政治反對運動結合。三是與新興政黨合作，於是學生組織被政黨吸收，學運遭政黨把持，結果是從「學生運動」變成「運動學生」。37簡言之，學生在學生運動中從主體變成客體，作者並注意到背後政治力量的角色。廖風德的《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該書研究的時間範圍與本研究一致，作者認為「學潮」一詞比「學運」更為貼切，因為「學潮」係指學界風潮，除了學生群眾反抗既有體制的過程，亦包括大學教授與知識份子「誘發指導」的角色。38可惜的是，作者只在緒論簡略提到這個觀點，在全書並未詳細處理大學教授與學生運動的互動關係。另一方面，作者認為「在戰後學潮的發展中，中共中央一直是居於主導的地位」，39然而這種觀點可能忽略中共從事地下活動面臨的各種艱困挑戰，所以在大學校園才需要採取秘密方式活動。王晴佳在〈學潮與教授：抗戰前後政治與學術互動的一個考察〉指出，教授的政治態度與參與程度，略分為左、中、右三派，教授群體原本是「同情的旁觀者」，隨著學潮的發生及其演變，開始出現分化，一部份成為學潮「熱情的鼓動者」，而另一部份國民黨籍的教授，成為學潮「急切的防範者」。40傳統的學運史研究，通常僅考察青年學生與政黨政治的關係，而作者注意到大學教授在學潮的角色，並有比較仔細的討論。第二、關於國、共兩黨在大學校園組織活動的研究。有關中共在大學校園的活動，首先要提到毛澤東在 1947 年 5 月的說法：除了「第一條戰線」，也就是「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現在出現「第二條戰線」，也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按照中共的解釋，「第二條戰線」始於 1946 年 12 月在北平的反美示威運動，而在「五．二〇」事件達到高潮。41「五．二〇」事件在中共史觀有突出的「革命史」意義，因 37. 38 39 40. 41.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年)，頁 427。廖風德，《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 年)，頁 2。廖風德，《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頁 437-441。王晴佳，〈學潮與教授：抗戰前後政治與學術互動的一個考察〉，《歷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北京)，頁 40。毛澤東，〈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1947 年 5 月 30 日)；收入：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年)，頁 1168-1172。. 8.

(13) 而在中共建政以後，出現華彬清《五二〇運動史》這類的出版品。42另一本南京大學校方出版的作品，是華彬清等主編的《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 年 9 月，此書大量搜集歷史 -1949 年 4 月)》，43說明該校中共黨員建立的「光榮傳統」事件與中共黨員的基本材料，對於理解中共在中大組織活動很有幫助。中共雲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眾工作》是一部比較新近出版的作品，總結中共於 1939-46 年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群眾工作的經驗，包括貫徹「隱蔽精幹」方針、建立「據點」、致力「交朋友」等，44雖然不是直接觸及本研究的時間範圍，卻提供本研究從中共內部視角，觀察在大學校園的地下活動。有關國民黨在大學校園的活動，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論文，他表示：學界對於中共與學生運動的關係，已有相當細緻的研究，相對而言，國民黨在大學校園的組織活動情況，則缺乏比較深入的研究，甚至連有些基本史實也模糊不清。45作者指出，國民黨在大學校園的組織發展，有其複雜面貌，包括國民黨黨部與三民主義青年團之間的「黨」、「團」矛盾，並夾雜國民黨派系(如 CC 系與復興社)的組織競爭。而教授入黨的動機各有不同，以國民黨在西南聯合大學的情況為例，「私人情誼遠勝過組織關係」，或是考量個人的政治前途等因素。46總之，中共領導國共戰爭時期的學生運動，這種說法忽略了大學師生的角色，以及國民黨勢力實際上也在爭取學生運動的領導權。第三、探討大學與政府之互動關係的研究。劉少雪的《中國大學教育史》，對於雙方的互動關係有初步討論。作者指出，有別於西方的現代大學制度，中國現代大學的建立與運作，政府佔有主導的地位，但知識份子積極爭取大學獨. 42 43. 44. 45. 46. 華彬清，《五二〇運動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華彬清等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 年 9 月-1949 年 4 月)》，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中共雲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眾工作》(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 年)，頁 74-115。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北京)，頁 125。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頁 128，頁 134。. 9.

(14) 立的空間。47謝泳在〈1949 年前中國國立大學校長與政府的關係〉、〈現代中國大學的「制度設計」〉等文，高度肯定民國時期的大學制度及其設計者，以及大學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並認為當時大學得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學術自由」，48其原因是政府「大體保留了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起碼尊重」。49但是嚴格來說，作者可能有些美化民國時期高等教育，而忽略當時政府對於大學的統制，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現實困境。張正峰的《權力的表達：中國近代大學教授權力制度研究)》，以評議會與教授會這類表達教授權力的組織形式，來考察教授的權力制度，但其研究水平是比較粗淺的，對其時空背景尚待進一步的研究。另外，作者表示：中國大學教授權力制度的建立，「是以政府為主導的，教授僅僅是被動地接受了政府的法令，而沒有主動去爭取」，因此「教授權力就會隨著政府政治控制的強弱而減增」，50這樣的說法過於簡單，忽略當時大學教授對於爭取「教授治校」的努力。綜合上述幾家的觀點可知，民國時期的學術自由與教授治校，基本上是透過大學校長與教授的理想訴求與主動爭取，以及在特定時空背景下，政府對於大學的控制能力相對弱勢，雙重因素共同造成的局面。第四、討論大學校務運作制度的研究。左玉河《移植與轉化：中國現代學術機構的建立》的第三章「現代大學制度的建構」，對於「教授治校」的原則及其制度設計，有相當詳實的說明。作者指出，中國現代大學制度形成的主要指標有六項：一是具有綜合性現代大學的創建，而單純的技術性學院並非嚴格意義的大學。二是有穩定的院系設置，大學設置學院、學系有制度性保障。三是設立各類專業研究機構。四是設立選課制。五是出版社、學術雜誌、圖書館、實驗室等輔助設施的創建。六是「教授治校」原則的確立。51提供本研究對於 47 48. 49. 50. 51. 劉少雪，《中國大學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年)，頁 173-188。這兩篇論文收入：陳遠編，《逝去的大學》(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年)，頁 233-244，頁 273-278。謝泳與大學史相關的著作，尚有：謝泳，《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 年。謝泳，《大學舊蹤》，長沙：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謝泳，〈1949 年前中國國立大學校長與政府的關係〉；收入：陳遠編，《逝去的大學》，頁 243。張正峰，《權力的表達：中國近代大學教授權力制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 年)，頁 178。左玉河，《移植與轉化：中國現代學術機構的建立》(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年)，. 10.

(15) 中國現代大學的制度運作，有具體的觀察指標。田正平等主編的《中國高等教育百年史論：制度變遷、財政運作與教師流動》，正如書名的副標題，本書對於晚清至民國時期的高等教育，研究重心是在制度、財政與教師層面三大部份，全書內容相當豐富，並引用大量史料，包括「首都南遷與中央大學的建立」、「1946-1949 年的大學教師流動」等問題，52對於本研究都有直接的參考價值。本書的啟發性在於制度變遷、財政運作與教師流動三者之間有其關聯性，譬如大學的財政制度與教師的薪酬水平，會影響到大學教師的流動問題，甚至是其政治態度。換言之，探討大學與政治的關係，除了「人」的因素，還需要考慮「制度」的因素；透過大學校務運作制度的考察，可以理解「人」一方面建構與運作「制度」，另一方面也受到「制度」的限制與規範。. 第三節. 史料應用與論文結構. 本研究採取歷史研究法，主要應用幾種性質的史料：第一種是相關的校史出版品與史料匯編，當中比較重要的是：南京大學於 1982 年內部發行的《南京大學校史資料選輯》，搜集大量檔案材料；而 2002 年出版的三卷本《南大百年實錄》，分別為《中央大學史料選》(1902-1949 年)、《金陵大學史料選》(1888-1952 年)與《南京大學史料選》(1949-2000 年)，53《中央大學史料選》即是在《南京大學校史資料選輯》的基礎上擴充的，這兩部史料匯編是本研究重要的基礎史料。另外，還有《南京大學大事記(1902-1988)》、 54. 《與世紀同行－南京大學百年老新聞(1902-2001)》、55《五二〇運動資料．第. 一輯》、56《五二〇運動資料．第二輯》等。57位於臺灣桃園的中央大學也有校. 52. 53. 54. 55. 56. 頁 59。田正平等主編，《中國高等教育百年史論：制度變遷、財政運作與教師流動》，頁 493-506，頁 582-599。《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編，《南大百年實錄(上、中、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編，《南京大學大事記(1902-1988)》，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989 年。方延明主編，《與世紀同行－南京大學百年老新聞(1902-2001)》，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編，《五二〇運動資料．第一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

(16) 史出版品值得參考，如《國立中央大學六十週年紀念特刊》、58《中央大學七十年》，59有一些校友的回憶文章。第二種是相關的歷史檔案，首先是位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央大學檔案》，其內容包括校務會議、行政會議、校務維持委員會、教授會等各種校內會議紀錄，以及各處室的工作報告、校園刊物等，是本研究最重要的直接史料。其次是位於臺北的幾處檔案與史政機關，譬如：檔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檔案》有中央大學向教育部呈報的公文等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因為朱家驊在 1940 年代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教育部長等職，其檔案有涉及中大情況。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的《事略稿本》與《蔣經國家書》，有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二人在 1947 年「五二〇」學生運動前後的看法等史料。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有學校黨務的檔案。而法務部調查局青溪園區資料室原為「薈廬資料室」，則有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在大學校園偵察中共地下活動的史料。第三種是當時的報章雜誌，其中有直接關係的是：南京大學圖書館藏《國立中央大學校刊》(1947-48 年)，60以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央大學檔案》有一批校園刊物，包括：《中大新聞》(1947 年)、《中大周報》(1948 年)、《中大人報》(1949 年)、《中大應變快報》(1949 年)、職員應變會主編《職訊》(1949 年)等。坊間的報章雜誌亦有關於中央大學的報導，例如：《中央日報》、《大公報》、《文匯報》、《新民晚報》、《觀察》週刊、《大學評論》週刊、《中國新聞》半月刊、《讀書通訊》半月刊等。另，政治大學圖書館「民國 38 年前重要剪報資料庫」提供本研究很大的便利。61 第四種是當事人的文集、日記、年譜、傳記、回憶錄等；例如王覺非的回. 57. 58. 59 60 61. 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編，《五二〇運動資料．第二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中大六十週年校慶籌備會等編，《國立中央大學六十週年紀念特刊》，桃園：編者自印，1975 年。七十週年特刊委員會編，《中央大學七十年》，桃園：中央大學，1985 年。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蔣寶麟學長提供《國立中央大學校刊》翻拍照片。網址：http://enterprise.lib.nccu.edu.tw/38clip/。. 12.

(17) 憶錄《逝者如斯》就很有價值，62他於 1944 年 10 月進入中大歷史系就讀，1948 年 6 月畢業，之後留校擔任助教，並於同年底成為中共黨員，對於國共戰爭期間的學生生活與學生運動有親身親歷，在回憶錄有仔細的描述。其他還包括：《胡煥庸回憶錄》、63《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64《梁希文集》、65《潘菽全集》、 66. 《江良規博士紀念集》、67《朱東潤自傳》、68《永恆的魅力－校友回憶文集》. 等。69 本研究以 1945-49 年為時間範圍。1945 年 8 月 15 日，隨著對日抗戰結束，政府與中共競相接收日本佔領區，因而產生衝突，也就進入廣義的國共戰爭時期。70中央大學於同年 9 月成立復員委員會，準備從重慶返回南京的復員工作； 1946 年 11 月，在南京正式開學上課。711949 年 4 月 23 日，南京「淪陷」(或「解放」)；728 月 8 日，「國立中央大學」更名為「國立南京大學」；8 月 15 日，原校務維持委員會向新的校務委員會移交所有清冊文件，完成該校的接管工作，73象徵政權過渡時期的結束，以及南京大學新時代的開始。本研究的論文結構，除了第一章「緒論」與第五章「結論」以外，分成三章： 62. 王覺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年。《胡煥庸回憶錄》，1988 年，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感謝南京大學碩士生孫文杰提供本書複印本。 64 張朋園等訪問，《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年。 65 《梁希文集》編輯組編，《梁希文集》，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83 年。 66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等編，《潘菽全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年。 67 江良規博士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江良規博士紀念集》，臺北：國立師範大學體育館，1968 年。 68 朱東潤，《朱東潤自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年。 69 高澎主編，《永恆的魅力－校友回憶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0 有學者把戰後的國共關係分期為：第一階段是國、共雙方爭相接收與美國調停的時期，自 1945 年 8 月 15 日至 1947 年 1 月；第二階段是全面戰爭時期，雙方軍隊發生遼西會戰、平津會戰、徐蚌會戰等三大戰役，自 1947 年 2 月至 1949 年 1 月；第三階段是中共渡江及國軍全面撤退的時期，自 1949 年 4 月至 1949 年 12 月；參見：林桶法，《1949 大撤退》，頁 10-44。 71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頁 255-260。 72 「淪陷」與「解放」可謂在 1949 年同一歷史事件的一體兩面，在沒有找到比較中性的辭彙之前，本研究隨著研究視角的改變，在不同文脈分別使用「淪陷」或「解放」。 73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頁 288-290。 63. 13.

(18) 第二章是「國共兩黨在校內的組織活動」，主要探討國、共兩黨於 1940 年代在中大校園競爭的總體情況。雙方皆積極運用各種動員系統與社團組織。以國民黨來說，學校黨部配合三青團，並與訓導人員、軍訓教官有密切聯繫，可能還有「中統」等情治組織的介入。以中共來說，則滲透學生社團，並在戰後進行校際串聯，鼓動學生運動。中共於 1938 年 4 月成立中大第一屆黨支部，重建地下黨組織，而國民黨於 1939 年開始籌設專科以上學校與國立中學的直屬區黨部，加強學校黨務工作，中大是第一批先行辦理的大學，從此雙方在中大展開新一階段的全面競爭。1941 年新四軍事件發生後，國共關係轉向低潮，校內大部分中共地下黨員開始撤離或隱蔽，採取稱為「據點」的組織方式。國共關係至戰後日益緊張，國民黨面臨撤銷學校黨部與黨團合併兩大問題，學校黨務工作需要轉型。中共則掌握學生社團與學生運動的領導權，並從中取得很大的政治利益。直到 1949 年的勝負已定，兩黨的競爭才告一段落。第三章是「校長、教授與學生運動」，主要以中大師生為研究對象，討論大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包括校長與教授的互動情況，以及學生運動的性質與變化。吳有訓自 1945 年 8 月就任校長，他受到校內外的各種壓力，譬如教授參與校務運作，隱然形成派系，在人事任命與行政資源的問題侵奪校長權力，背後還有國民黨派系勢力的介入。另一方面，吳有訓亦無力勸阻學生運動的發生，此時的中大學生運動，以 1946 年的「一．二五」遊行與「二．二二」遊行、1947 年的「五．二〇」事件、1949 年的「四．一」事件比較重要，而學生運動帶來的影響，還有中大師生以及現實政治之間的關係，都值得深入討論。第四章是「『淪陷』或『解放』－1949 年的變局」。1949 年是中國現代史的關鍵年代，國、共兩黨的政治立場不同，一方稱為大陸「淪陷」，另一方則稱之為「解放」。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面對時局的劇變，在現實制約的有限條件下，如何作出抉擇與行動，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在 1949 年初，中大校長周鴻經有意執行政府準備疏散的應變措施，但校務會議作出「以不遷校為原則」的決議，全校只有少數師生離校，七成以上師生留校。周鴻經於 1 月 27 日離校後，一時無人主持校務。隨即由教授會選舉組成校務維持委員會，在政權的過渡時期發揮代理校長職能的作用，其運作方式以及面臨的現實困難，都值得. 14.

(19) 進一步討論。一般認為，此時的中共缺乏政府治理與城市管理經驗，南京在 4 月「解放」後，中共對於中大的「接管」與「改造」，成為本章的另一重點。. 15.

(20) 第二章國共兩黨在校內的組織活動 1920 年代開始，因為學生運動的激進化與革命化，與政治反對運動結合，並與新興政黨合作，於是學生組織被政黨吸收，學運遭政黨把持，結果是學者所稱的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1造成日後國、共兩黨在大學校園展開組織活動的有利環境。在中國國民黨方面，學者指出，在 1920 年代的國民革命時期，「當時激進的青年學生對國民黨的黨化教育非但不反感，且以能接受黨化教育和加入國民黨為榮」，不過北伐完成後，國民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國民黨中央青年部被取消，國民黨對青年學生入黨的態度「由鼓勵轉為限制」。2根據研究，國民黨於 1920-30 年代在中央大學及其前身，組織活動並不太多，而黨務工作主要由國民黨南京市第八區執行委員會負責，但「國民黨地方黨部對中央大學的滲透受到抵制，十足表現出國民黨地方黨部力量的虛弱」。31936 年，南京市第八區黨部下轄十個區分部，第一至七區分部設在中央大學，第八區分部設在中大畢業同學會，第九區分部設在中大實驗學校，第十區分部設在中大農學院；第八區黨部下轄的十個區分部，皆與中大有關。然而第八區黨部共有黨員(含預備黨員)共 223 人，而具有中大教職員工生身份的黨員僅有 149 人，其他黨員的身份包括：國民政府文官處科員、行政院編審、考試院秘書等，可見「並非所有黨員都是在中央大學工作和學習」。4換言之，此時國民黨在中大確有吸收黨員入黨，但學校黨務與地方黨務的界限還不明顯。在中國共產黨方面，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謝遠定等人，於 1922 年加入中共，為中大歷史上最早的中共黨員。1923 年 10 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決定把東南大學與建鄴大學的師生黨員編成第六小組，組長謝遠定，這是中大歷史上最早的中共黨組織。1927 年 4 月，因為國民黨的反共清黨，中共的南京黨組織受到嚴. 1 2. 3 4.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頁 427。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 年 4 期，頁 126。許小青，《政局與學府：從東南大學到中央大學(1919-1937)》，頁 173。蔣寶麟，〈「黨國」中的高等教育：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文化(1937-1945)〉，頁 75。. 16.

(21) 重打擊。1928 年初，中共在第四中山大學重建黨支部。往後在 1928 年 5 月、1930 年下半年、1932 年 2 月、1934 年 8 月，軍警大舉逮捕中共黨員，中大黨支部屢遭破壞，而又多次重建。自 1930 年代開始，中共開始在中大成立各種外圍組織，爭取學生支持，包括：1931 年高舉抗日救國運動名義的「反帝大同盟」；1933 年 6 月成立的「世界語學會」與讀書會；而 1936 年 8 月成立的「南京學生界救國聯合會」(簡稱「南京秘密學聯」)，則是南京黨組織遭到破壞後設立的革命學生團體。5 本章的討論始自 1939 年，原因是 1939 年前後，為國、共兩黨在中央大學加強組織活動的分水嶺。中共於 1938 年 4 月成立中大第一屆黨支部，重建地下黨組織， 6. 國民黨則於 1939 年 7 月籌設中大直屬區黨部，加強學校黨務工作。7在「抗日救國」. 的時代背景下，國、共兩黨在中大展開組織活動，運用各種方式爭取師生的支持。8 1946 年，中大從重慶復員回到南京，而國、共兩黨在戰後的組織活動，基本上延續抗戰時期的緊張關係，並且在國共戰爭時期日益激烈，形成全面競爭的態勢，直到 1949 年勝負已定才告一段落。本章想要探討的問題是：國、共兩黨在中大的組織活動實況為何？從抗日戰爭到國共戰爭，雙方的組織活動是否有強弱消長？並針對兩黨在校園基層的組織能力進行比較；另一方面，中大當時具有「首都大學」的重要地位，作為國、共兩黨組織活動的基層場合，究竟有何特色？. 第一節中國國民黨的黨團活動中國國民黨在抗戰時期由於黨員的流失，以及對外面臨中共的組織競爭，對內有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壓力與挑戰，因此從 1939 年開始採取大量吸收新黨員的政策。 9. 在此背景下，學校黨務工作也進一步發展。同年 4 月頒布〈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各. 級教育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及公立大中學校教職員應多派本黨黨員充任，各公私立大中學校尤應有黨的組織，加強黨的領導與活動，以堅強本黨在教育界及學生界之壁壘」。10根據 1939 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工作報告，該部擬定〈籌設各專科以上學 5. 華彬清等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 年 9 月-1949 年 4 月)》，頁 6-25。華彬清等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 年 9 月-1949 年 4 月)》，頁 28。 7 〈函送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選舉結果希轉陳備案並頒發印信由〉(1940 年 1 月 12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簡稱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案，5.3⁄139.5。 8 胡國台對於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在大學校園組織活動的研究，值得參考；參見：Hu Kuo-tai,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Campu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37-45,” The China Quarterly, No.118 (Cambridge, June, 1989): pp. 300-323. 9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年)，頁 294。 10 〈防制異黨活動辦法〉；收入：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黨的建 6. 17.

(22) 校及國立中學直屬區黨部組織辦法〉，並規定中央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東北大學、西北聯合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省立重慶大學等八校應先行辦理，直屬中央。11 1939 年 6 月，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 123 次會議決議：「設立直屬國立中央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及第八中學四校區黨部，並派定籌備員在案」，中大成為第一批設立區黨部的學校。12中大區黨部的籌備員是由何義均(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大分團部指導員暨中大法律系教授)、王書林(中大教授)、謝崑(中大師範學院教育系三年級學生)擔任，從 7 月開始籌備工作。1312 月 10 日，中大區黨部籌備部召開全區黨員大會，選出執行、監察委員(見表 1)。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派中大校長羅家倫就近出席指導兼監選，由何義均擔任主席，湯宗舜負責紀錄。出席黨員共計 55 人，請假者 10 人，缺席者 37 人，而柏溪分校的黨員 23 人因交通阻塞未能出席，14可見出席情況並不踴躍，另有 11 名新黨員宣誓入黨。15. 表 1：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第一屆執行、監察委員履歷表職別. 姓名. 別號. 籍貫. 年齡. 學歷. 經歷. 黨證字號. 執行. 何義均. 湖南省. 委員. 34. 澧縣王鴻益. 江蘇省. 美國耶魯大. 現任法律系專任教藩. 學法學博士. 授. 興代縣. 崑輔. 湖南省. 字. 育系四年級附小教導及研究主 46860 肄業. 謝崑. 4624. 中央大學教曾任江蘇省立鎮中特. 28. 字. 任. 中央大學教曾任湖南省技術輔湘. 26. 邵陽縣. 育系四年級導團第五六分團輔 4244. 設》(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 年)，頁 344。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3 年)，頁 203-204。 12 〈中常會第 123 次決議案〉(1939 年 6 月 19 日)，國民黨黨史館藏，特種檔案，特 3⁄26.1。 13 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頁 203-204。 14 〈函送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選舉結果希轉陳備案並頒發印信由〉(1940 年 1 月 12 日)，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案，5.3⁄139.5。 15 《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籌備處呈》(1939 年 12 月 11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檔案 717(4)-1062；轉引：蔣寶麟，〈「黨國」中的高等教育：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文化(1937-1945)〉，頁 76。 11. 18. 字.

(23) 肄業孫祁. 斯大. 江蘇省. 32. 江甯縣王書林. 浙江省. 38. 永嘉縣候補. 王季高. 湖南省. 執行. 36. 常德縣. 中央大學教現任教育系助教. 軍水字. 育學士. 2103. 美國哥倫比. 現任柏溪分校主任育. 亞大學碩士. 兼心理系教授. 美國哥倫比. 前南昌行營設計委特. 亞大學博士. 員，現任政治系教 264. 委員心一. 江蘇省. 00300. 中央大學畢現任秘書兼文書主甯. 36. 如皋縣童冠賢. 察哈爾. 委員. 業. 任. 監察. 現任教務長兼經濟滬. 46. 省宣化. 系教授. 5929. 羅家倫. 志希. 浙江省. 現任校長. 44. 紹縣. 委員資料來源：〈函送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選舉結果希轉陳備案並頒發印信由〉(1940 年 1 月 12 日)，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案，5.3⁄139.5。. 從以上的履歷表可知，中大區黨部的幹部由教師黨員與學生黨員組成，以第一屆執行、監察委員來說，擔任執行委員的學生黨員王鴻益、謝崑有一定的工作經驗，並非尚未出社會的青年學生。區黨部以書記主持黨務，執行委員的組織工作有組訓(含組織與訓練)、宣傳、總務等。16 教師入黨的動機各有不同，而國民黨對教師黨員的約束能力可能是有限的。有關教師入黨的動機，根據學者對西南聯合大學的研究，大致分成幾種情況，首先是「擔任學校及院系行政職務的一批教授」，還有部份教師是「因為私人情誼，或主動或被動地加入國民黨」，而「考量個人政治前途而加入者亦不乏人」，當然也有教師是「對國民黨實際抱有相當的同情和支持」。 17 根據當時任教化學系的高濟宇 (1902-2000)回憶：「中大遷川後，郭某做了訓導長。我和郭是小同鄉，私人交往頗多。. 16. 17. 字. 〈直屬國立中央大學等區黨部執監委動態報告表〉(1943 年 6 月 5 日)，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案，5.3⁄205.8。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頁 132-136。. 19. 字. 2226. 縣候補. 字. 授唐誠. 監察. 導員. 字.

(24) 一天，他給我送來一張國民黨黨員登記表讓我填寫」，高沒有填寫，「他將表格塞進我的抽屜轉身就走，我付之一笑，再也沒翻動那張登記表」；又一次，「數學系教授周某做了訓導長，又送表格讓我填」，高回答：「您放下吧，我慢慢地填」，後來「不知道把那張表格丟到哪裡去了」。18高濟宇被邀請入黨的經驗，基本上符合學者所稱，以城市知識份子與上層菁英為對象，「由黨部直接徵求入黨」，而入黨申請書分成甲種與乙種，分別由一個中央委員或兩個黨員作介紹人。19這種入黨方式似乎沒有嚴格的審核程序，結果是流於形式，除了少數擔任學校行政職務或有政治前途考慮的教師，國民黨很難完全把這些教師黨員完全轉化為集中的組織力量；譬如醫學院教授鄭集(1900-)，早年加入國民黨，但他自稱是「左傾的思想，右傾的牌子」，在 1946-49 年間，擔任中大復員後第一、二屆教授會主席，帶領教師爭取權益，同情學生運動，20而國民黨對鄭集是無可奈何的。少數有行政職務的教師黨員，會比較熱衷於國民黨的組織活動，胡煥庸 (1901-1998)就是一例。他擔任地理系主任十餘年，曾任教務長、區黨部書記，兼具大學行政與學校黨務的工作經驗。朱家驊在 1931 年擔任中大校長，「他是學地質的，但也很重視地理」，開始兩人的互動。國民黨於 1939 年在中大設置區黨部，胡在同年入黨。朱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時，「決心把黨務打進學校去，於是在普通黨務處成立學校黨務科」。211941 年 3 月，胡煥庸被選為中大區黨部書記，胡表示：「他沒有徵求我同意就把我推選為中大區黨部書記；考慮到這是校內的工作，我還是接受了。經過一年時間，我不習慣於這項工作，還是換了別人」。22 胡煥庸從事學校黨務，一開始是朱家驊的提拔，但由於他的南高、東大老同學吳俊升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23同時還有幾位老同學在教育部工作，「同陳立夫也有些接觸」，24之後他與陳立夫比較親近，這與國民黨對「校友派」的扶植有關。 1943 年 2 月，蔣中正自兼中大校長，並派湖南省教育廳廳長朱經農擔任新設的教育長一職，25在蔣的同意下，朱家驊「積極展開校友組織，設立人事組，從事調查登記通訊工作，並儘先攬校友返校任教，以達校友治校目的」，而胡煥庸、吳俊升等人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高濟宇，〈校史瑣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高教研究與探索(校史研究專刊)》，總 16 期(南京，1988 年 2 月)，頁 1-2。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頁 301。許荏華，〈中央大學教授會與五二〇運動－親歷者鄭集和許荏華對話錄〉，《中共黨史資料》，2007 年第 2 期(北京)，頁 103-105。胡頌平，《朱家驊先生年譜》(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 年)，頁 50。《胡煥庸回憶錄》，頁 22-23。吳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四)〉，《傳記文學》，第 27 卷第 5 期=第 162 期(臺北，1975 年 11 月)，頁 78。《胡煥庸回憶錄》，頁 22-23。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頁 198。. 20.

(25) 「遂為校友派之重要份子」，當時外界盛傳「中大校友將入陳氏之手」，「陳氏」就是指陳立夫。1945 年 4 月，中大區黨部舉行競選，胡煥庸參選並積極運作，他之前擔任過一屆區黨部書記，「校內確有相當佈置」，甚至有人認為「陳派份子受胡煥庸領導」，但在競選過程，他面臨到很大的困難，包括「區黨部不在乎，黨員名冊秘密，使局外人無所施其技，且與何義均、唐培經、郭廷以三人競爭」，雖然最後落選，但「結果尚能獲得二票，尚非易事」。26 胡煥庸參與學校黨務工作，與朱家驊、陳立夫透過教育行政工作在大學內拓展的人際網絡有關，這是當時國民黨推動學校黨務的一種典型方式。27朱、陳兩人在 1940 年代掌握黨政大權，長期接觸教育行政與黨務工作，而陳立夫是 CC 系的領導人物，28形成 CC 系與新生的朱家驊系的派系矛盾，29中大也隱然出現這兩股派系。有研究指出，朱家驊負責國民黨組織工作時，所用的幾位中大區黨部幹部，與他本身有很深的交誼，譬如第一屆書記何義均、監察委員童冠賢等人，30「這樣的老黨務幹部和大學教授，本與 CC 系有很大的隔閡。他們在朱家驊的支持下推行學校黨務，幾乎成為中央大學的政治場域內國民黨中央派系之爭的縮影」。31校友派在蔣中正的同意、國民黨的組織下，形成一股在校內不可忽視的動員力量，也成為朱、陳兩人都想要爭取的對象，甚至延續到戰後，根據 1948 年 6 月《新路》週刊的報導，校友派分成兩股勢力，「少壯派」以留英、留德學生居多，「與現任教育當局往來較密」，也就是親近朱家驊，「在學校裡握有大權」，而「陳派」則是「與前任教育當局. 26. 27. 28. 29. 30. 31. 〈吳道坤致朱家驊函〉(1945 年 4 月 2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09-149，「國立中央大學」，頁 100-101。朱家驊推動學校黨務的情況參見：賴志偉，〈書生從政：朱家驊在國民政府的政治活動 (1927-194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112-118。林綺慧，〈學者辦黨：朱家驊與中國國民黨〉(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89-90。在 1938 年 3 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青天白日團、中國國民黨忠實黨員同盟會宣布取消，有形組織的 CC 系已經不復存在，但無形組織的 CC 系則延續至 1949 年；參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頁 242-243。當時輿論認為，國民黨黨務系統原由 CC 系主導，但朱家驊就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時，加緊訓練自己的幹部，代替全國各級黨部的原有人員，自成一新生的朱家驊系，因而形成與既有 CC 系的對立；參見：白范陽，〈朱家驊幹黨成大業〉，《現實》，第 12 期(上海，1947 年 11 月 28 日)，頁 7-8。王開，〈談朱家驊派〉，《再造》，第 1 卷第 8 期(上海，1948 年 9 月 15 日)，頁 13。羅家倫任中大校長時，網羅一批北伐前的黨務幹部，包括童冠賢、馬洗繁、何義均等人，「他們常被朱先生邀宴座談，尤其是童、馬、何等少數黨務老人，最遭人忌，有所謂『必使其潦倒終身』之謠訛，朱先生則力加維護」；參見：白瑜，〈懷念從政學人朱家驊與王世杰〉，《傳記文學》，第 40 卷第 1 期(臺北，1982 年 1 月)，頁 114。蔣寶麟，〈「黨國」中的高等教育：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文化(1937-1945)〉，頁 81。. 21.

(26) 關係較密的教授們」，也就是親 CC 系的一支勢力，「潛勢力也不弱」。32 有關抗戰時期中大區黨部的組織活動，包括：黨員人數與組成、經費來源、外圍組織和壁報、與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大分團部的關係等，33已有相當細緻的研究，34 在此基礎之上可以展開進一步的討論。1939 年春，三青團的學校團部成立，當時在各大中學校建立 19 個直屬分團籌備處。同年 12 月，中央大學的第四分團正式改組成立。35國民黨與三青團先後在學校發展組織工作，如何界定兩者的關係與活動範圍，成為黨政當局重視的問題。1939 年 11 月，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 133 次會議通過〈黨與團之關係及其實施辦法〉規定：高中以上學校之黨部徵收教職員入黨，其團部徵收在校學生入團；教職員未超過 25 歲或擔任團部職務者仍得入團，如有黨籍仍應保留；在校學生雖滿 25 歲仍應入團，其已入黨者由中央黨部令其加入團部，其黨籍仍保留；在同一學校黨部對於團務有所指示時，團部自應接受。361940 年 11 月，中常會第 163 次會議通過〈確定黨與團之關係辦法〉，再次重申各級學校黨部不徵收學生入黨，並劃分黨、團的活動範圍。37就制度上而言，黨、團此後的基本分工是教師入黨、學生入團，但根據研究並不全然如此，譬如西北大學、中山大學區黨部仍然大量吸收學生入黨。38在中大，1943 年 2-5 月，區黨部共有黨員 323 人，教師黨員 95 人，學生黨員 228 人，39後者佔黨員總數的 70.6%，可見三青團在中大成立分團後，區黨部還有大批學生黨員。中大團員於 1944 年 10 月達八百人，而黨員在 1944 年上半年達六百人，此時中大的團員人數應該已經超過黨員人數。4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本刊讀者投寄，〈中央大學的教授們〉，《新路》，第 1 卷第 6 期(北平，1948 年 6 月 19 日)，頁 17。抗戰時期因為紙張與印刷資源缺乏，各種「壁報」成為中大學生表達言論的主要方式，而《建國》壁報是國民黨中大區黨部的機關報；參見：蔣寶麟，〈「黨國」中的高等教育：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文化(1937-1945)〉，頁 83。實際上，三青團中大分團部另有《青年》半月刊與《青年週報》，前者以闡揚三民主義與鼓勵青年寫作為主，後者則偏重團務報導、時事評論等；參見：夢君，〈壁報在中央大學〉，《中國青年》，第 10 卷第 6 期(重慶，1944 年)，頁 63。蔣寶麟，〈「黨國」中的高等教育：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文化(1937-1945)〉，頁 74-89。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三民主義青年團兩周年紀念特刊》(重慶：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1940 年)，頁 170。〈黨與團之關係及其實施辦法〉(1939 年 11 月 2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第 27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58。〈確定黨與團之關係辦法〉(1940 年 11 月 25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第 31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480。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頁 126。蔣寶麟，〈「黨國」中的高等教育：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文化(1937-1945)〉，頁 79。蔣寶麟，〈「黨國」中的高等教育：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文化(1937-1945)〉，頁. 22.

(27) 有關三青團的組織活動，抗戰期間就讀法律學系的易勁秋回憶：當時一位同學與他聊天時，詢問他對三民主義與三青團的看法，並徵求他入團，第二天便把入團申請表交給他，他填好後交還，過幾天就接到通知參加入團訓練。入團訓練是利用晚間自修的時間，在一間較為偏遠而寬敞的教室舉行，參加者約有好幾十人，第一堂課是由三青團中大分團部書記胡先進(心理系四年級學生)報告「團的概況」，之後由幾位先生講述「總理遺教要義」、「團長訓詞要義」、「中國國民黨黨史」、「國際現勢」、「抗戰形勢」等課程，連續講幾個晚上。入團訓練結束後過幾天，他們由軍訓教官帶隊到重慶復興關宣誓入團，整個儀式的高潮是團長訓話，「蔣委員長戎裝佩劍，神采奕奕，步履穩健的從司令臺右側走到臺上」，「委員長訓話，歷時大約三十分鐘」，易勁秋表示，「臨去之前還來看我們吃飯，可見對於這裡的學員和我們是何等重視」，「我們這一群人度過了一生不會忘記的一天」。41 郭廷以在抗戰結束前夕為訓導長，根據他的口述歷史，當時有「黨團內爭」的「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個慣常問題，42雖然他沒有解釋其原因，但王良卿的研究顯示，模式，是三青團聯合幾個派系或政治勢力共同向 CC 系提出挑戰」，而三青團的基本力量除了黃埔系與復興社，也會聯合朱家驊系等其他派系，43而國民黨與三青團同時在學校成立組織，吸收學生，等於在校園造成二元形式的領導，44這是黨團矛盾的根源。朱家驊在教育界經營甚久，在中大也有其影響力，而郭廷以所謂的「黨團內爭」，可能是與 CC 系、朱家驊系的矛盾有關，但中大內部的黃埔系等勢力情況不明，因此「黨團內爭」的問題仍有待更多史料解釋。45 除了「黨團內爭」的問題，黨、團兩個組織皆持續擴張人數，但大量吸收學生加入，這些學生能否成為有效動員的組織基礎，這個問題也值得討論。三青團中央團部規定：「團員宣誓入團後，即積極實施經常訓練」，而各級團部的組織架構與組織活動，基本都是自上而下的指導，具有普遍而同質性高的特色。46但在核心的分. 41. 42 43. 44 45 46. 85-86。易勁秋，〈我的大學生活(五)－柏溪．沙坪壩之戀〉，《中外雜誌》，第 42 卷第 3 期(臺北， 1987 年 9 月)，頁 63-65。張朋園等訪問，《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頁 210。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1998 年)，頁 440-441。三青團結合朱家驊系等派系，對抗 CC 系，也可參見：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01.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頁 108。感謝蔣寶麟學長提醒筆者，解釋「黨團內爭」的派系背景應該更為謹慎。譬如為「推進戲劇運動起見」，在 1939 年創辦中央青年劇社，並訂定〈各級團部青年劇社組織統一辦法〉，各級團部分別籌備組織，1942 年 10 月底，經呈報備案者，計有 147 單位，中大亦設立青年劇社；又如為「鼓勵團員研讀總理遺教及團長訓示，並堅定其信仰起見」，於 1941 年 2 月訂定〈本團設立各分團部中正室辦法〉，各學校團部開始設立中正室，.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