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國共兩黨在校內的組織活動
第三節 小結
1939 年前後，國、共兩黨在中央大學展開新一階段的組織活動。相對來說，1941 年 1 月的新四軍事件，是造成國共關係全面破裂的分水嶺，但實際上自 1939 年以來，
國民黨加強學校黨務，中共地下黨在中大校園進行組織活動時，已經感受到不同以 往的壓力。1946 年，中大從重慶復員回到南京。國、共兩黨在戰後的組織活動，基 本上延續抗戰時期的緊張關係，並且在國共戰爭時期日益激烈，中共積極滲透學生 社團，取得學生運動的領導權，國民黨則以行政資源加強監控校園，政府甚至以「動 員戡亂」為名義，採取逮捕左傾學生的非常手段，直到 1949 年國共戰爭的勝負已定，
雙方的競爭才結束。
中央大學在 1930-40 年代有「首都大學」之稱，無論是位於抗戰時的重慶，或 是戰後的南京，都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在政治上的象徵意義不可小覷。因此，國、
共兩黨都相當重視在中大的組織活動，中大是國民黨第一批設立區黨部的學校，也 是中共在重慶第一個設置「據點」的學校。在 1947 年「五．二〇」事件前夕，吳有 訓校長沉痛表示：「一切黨派退出學校」，「大學是研究學術、砥礪品行的地方，不是
118 華彬清等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 年 9 月-1949 年 4 月)》，頁 387-388。
119 中共南京市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南京市組織史料(1922-1987)》(南京：南 京出版社，1991 年)，頁 94。感謝南京大學博士生楊榮慶學長提供本書相關內容的翻拍 照片。
120 華彬清等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 年 9 月-1949 年 4 月)》，頁 387-388。
121 王覺非，《逝者如斯》，頁 237-239，頁 247。
政治鬥爭的場所」。122然而中大學生在全國學運界的影響力，使得國、共兩黨都不願 放棄在中大的組織活動，對於中共而言，甚至形成毛澤東所稱的「第二條戰線」。 國民黨在中大的組織活動，無論教師或學生，通常只有公開的領導幹部積極參 與，雖然名義上吸收大量黨員、團員，但對他們的動員能力是值得懷疑的。一些有 行政職務或想爭取官位的教師黨員，會比較熱衷國民黨的組織活動，但隨之產生另 一個問題，也就是中大的黨務活動，捲入國民黨的派系矛盾之中。原因是朱家驊與 陳立夫對於學校黨務皆著力甚深，校友派成為兩人積極爭取的對象，甚至分成所謂 的「少壯派」以及「陳派」人馬。
國民黨在校園組織活動的最大優勢，是具有執政黨的地位，長期擁有「黨國一 體」的行政資源，譬如「黨化教育」的實行，123又如在中大的黨務、團務、軍訓與 訓導這四個組織，在 1944 年初步形成制度性的協調機制，有利國民黨對於校園的掌 控。國民黨在校園的基層組織採取一貫的剛性架構，基本是自上而下的指導，在各 校具有高度的普遍性與同質性，缺乏因地制宜的靈活彈性。而到戰後，國民黨的組 織方式略有調整，某種程度來說，是為因應中共組織活動增強的競爭壓力，譬如學 校黨務活動改用秘密方式進行，124以及設置青年運動委員會爭取學運主導權等。125 中共在中大的組織活動，主要以學生為對象，爭取學生社團與學生運動的領導 權；對於教師，中共吸收個別的助教與講師入黨，並以統戰工作拉攏左傾教授，但 相對於學生來說，教師參與中共組織活動的成績是比較薄弱的，直到1948年10月才 成立中大教師黨支部。1944年12月的「救亡會」事件，國民黨還有能力反制學生運 動的發生，另一方面，中共的據點成員還無力主導學運的進行。但至1947年的「五．
二〇」事件，中共已經掌握學生運動的主導權，並從中取得很大的政治利益，擴大 其群眾基礎，甚至得以重建中大黨支部，可見在短短數年間校內政治氣氛的變化。
122 〈吳校長訓詞節錄〉，《國立中央大學校刊》，復員後第 7、8 期(南京，1947 年 5 月 24 日)，
頁 2。
123 國民政府自 1929 年將之改稱「三民主義教育」，但時人大多仍然稱為「黨化教育」。有關 中大「黨化教育」的實行情況參見：許小青，《政局與學府：從東南大學到中央大學 (1919-1937)》，頁 160-170。蔣寶麟，〈「黨國」中的高等教育：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 與政治文化(1937-1945)〉，頁 71-74。
124 國民黨與三青團儘管有公開合法的社會地位，但在校園不一定有好名聲，而且「與共產 黨領導的秘密團體作鬥爭頗為困難」，因此黨、團員改以「同情本黨本團的口吻爭取中立 份子」，不暴露身份；參見：劉杰，〈試析 1945-1949 年國民黨對學生運動的策略〉；收入：
共青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等編，《解放戰爭時期學生運動論文集》(上海，同濟大學出版 社，1988 年)，頁 299。
125 1948 年 1 月 21 日的中常會第 137 次會議通過〈省(市)青年運動委員會組織規程〉，該會 承中央青年部之指導，以及該省(市)執行委員會之命令，主持該省(市)青年運動工作；
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第 44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25。
面對國民黨長期壓制的艱困環境，中共已經形成強韌的組織能力。中共在中大 的組織活動基本上是因地制宜與保持彈性，並不拘泥於教條主義；譬如抗戰期間的
「據點」設立；以及在戰後透過發展學生社團與學生運動，重建黨支部。另外，中 共的地下黨已經建立一套對付國民黨監控的組織方式，也就是「把公開工作與秘密 工作分開」，實際負責人不出面，在第一線的都有合法身份，黨組織分成幾層，既能 獨立工作又能統一接受指揮。126王覺非則表示：「真正的地下黨員、領導學生運動的 同學，往往都是言行穩重較好。而那些拋頭露面，言行激烈的人，大多不是地下黨 員。國民黨在制定黑名單時，往往把真正的共產黨員漏掉，而把非黨員開列上去，
甚至逮捕」。127這些激進的左傾學生不一定是中共黨員，國民黨對他們的各種打壓，
無損於中共地下黨組織，反而激起更多學生不滿，站在國民黨的對立面。128
126 陳修良，〈五二〇學生運動與開闢第二條戰線〉；原載：《上海青運史資料》，1982 年 5 期；
收入：陳修良，《陳修良文集》，頁 205-206。
127 王覺非，《逝者如斯》，頁 195。
128 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8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