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遊戲與位置
第五節 互相敵對、補充的共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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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互相敵對、補充的共謀關係
在法庭上，律師、檢方、法官、原被告等，他們扮演的角色彼此敵對，卻又 彼此互補，少了一方的控訴，產生不了案件也進不了法庭。因此，這種共謀關係，
構築的是司法場域的條件，彼此服務於不同的特定利益，實現了互利的需求。不 論是從是實務者還是理論家，在法律解釋上處與敵對關係，實際上他們並不是真 正處於相對立的兩者，因為他們的論述都在司法場域的界限。布爾迪厄認為：
不同類型法律資本的擁有者的敵對，其法律解釋的具體工作，服務於非 常不同的利益和世界觀（world-view），但不妨礙他們作用上相互補充。
事實上，此種敵對，爲象徵宰制（symbolic domination）的勞動劃分，
其微妙的形式提供基礎。在此種形式，客觀上共謀關係（complicitous）
的彼此，實現互利的需求。68
法律本身具有權威性質，尤其在社會世界發生糾紛，形成案件進入司法場 域，沒有人會否認此點。因為進入司法場域意味著需要此種權威，糾紛的當事人，
祈求法律的權威給予判決，決定誰是誰非。布爾迪厄認為，法官躲在法律適用的 背後，如同牧師般，僅僅扮演讀經者的角色，宣讀法律條文，並且給當事人適當 的理由。也因此忽略法官的司法實作，實際上是一種司法創造的工作，這樣便利 法官運用法律的權威下判決。法律滿足常民對其權威決斷的需求，將社會生活的 事實，轉換成法律要件的適用與否，最終依法判決。「恐龍法官」的批評，或許 源自法律的權威性質遭到削弱時，所浮現的問題。可以更進一步的假設，常民信 賴的或許不是法律條文本身，而是澆灌於法律條文的權威性質。換句布爾迪厄的 術語，常民信賴的不過是法律的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罷了。關於此點，
68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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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續的章節會陸續提到，法律的象徵權力如何發揮效用。布爾迪厄說明：
法律規範（juridical canon）儲備權威，提供個別法律行動的保證，
如中央銀行保障貨幣流通…在法官身上特別顯著，他們寧可扮演讀經者
（lector）或解釋者（interpreter）的角色，躲在簡單法律適用的背 後，且當他實際從事司法創造的工作時，傾向於掩飾此種事實。69
法官與執法相關人員，靠著所謂正當化（legitimation）的鎖鍊，在執行自己 的法律任務。就像在新聞裡，有時可以看到帶上手銬的犯罪嫌疑人，執行剝奪人 身自由的過程，無疑需要正當化的支撐，否則與犯罪無異。所謂正當化的鎖鏈，
來自於法治的框架，由憲法、法律等位階所推演出的法律體系，正當化某些行為，
使其有了理由可以做與犯罪無異的事，這些一般認為是懲罰的行為。也因為這種 正當化的鎖鏈，使得整個法律的作用與獨斷的暴力有別。布爾迪厄的觀點，無疑 宣告懲罰的手段脫離的正當化鎖鏈，也不過是暴力的展示。但是，在此本文想到 是比較正面的想法，正當化的鎖鏈，無疑也幫助法律執業人員，免除了施展暴力 的負疚與責任，尤其是基層的司法人員。布爾迪厄指出：
經濟學家無論如何直接參與實際管理，仍和純經濟理論連結，雖然其生 産的數學定理，缺乏真實經濟世界的參照，但由於其理論獲得了最不純 經濟學家的承認，使其區別於純數學家。同樣，最低階的法官（或者，
究其相關聯的最終環節，甚至包括警察或監所管理員），藉由正當化的 鎖鏈（chain of legitimation），純粹法理論家和憲法專家是聯繫在一 起，並使法律活動擺脫獨斷暴力（arbitrary violence）的色彩。70
69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3.
70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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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家對法律體系不斷的修補，為了使司法的快車能不停行駛，他們極少針 對具體案件發表意見。與此相對，實務者，面對由社會世界傳遞上來的糾紛，需 要的是解決案件的方法，讓當事人弭平因糾紛引起的不快。不論法官或是律師，
或許無法面面俱到，但都必須下個決斷，消除當事人糾紛。法官與法律學者的不 同，在於是否需要面對社會世界，傳遞上來的事實並運用法律解決它。顯然，法 律學者的工作在於對法律規則與原則的修整，而非直接面對案件，也因此較少有 機會參與法律適用的現實情境。布爾迪厄認為：
各自主張對司法權力正當行使的競爭，形成永恆的衝突，卻不難發現彼 此存在動態功能（dynamic functional）的互補。法律學者和法律理論 家，傾向將法律拉進純粹理論，將法律置於一個自主和自給的體系，透 過法律在一致性（coherence）和正義（justice）的考量，擺脫其在實 作時，産生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ies）或空白（lacunae）。另一方 面，普通法官和法律執業者，更關心法律體系在具體實例的適用，使法 律發展成分類具體情形的決疑法（casuistry）。而非訴諸純粹法律的理 論著作，他們使用整套針對實際的需求，和迫切需要發展起來的專業工 具：來自法律書籍、法律摘要、法律辭典，及現有的法律資料庫。71
對法律本身看法的不同，造就理論家與實務者的差別，兩者彼此對立。建構 完整的法律體系，往往是理論家的任務，而對法律案件解決的任務，無疑是實務 者的任務。兩者因為面對不同的材料，導致最終對法律的看法也有所差異，但不 表示他們真正的對立，至少都在司法場域的界限內。一再強調司法場域的界限與 敵對又互補的共謀關係，想要說明專家意見的對立，並不是真的對立。而是透過 對立的形式與不斷的實作，再生產司法場域的種種限制，對常民而言，只會更感
71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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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在諸多的意見之中迷失原有的定見。
在前述的論點，本文認為常民不僅僅認為個別的法律條文不公平，而是在反 抗整個司法場域，甚至是權力場域。但在這裡，本文又認為，專家劃分而成的各 種群體，彼此對立又補充的共謀關係，迷惑常民的雙眼，所以產生不平之鳴。那 麼究竟是什麼使得常民如此弱勢？本文認為，仍然要回歸到法律語言的問題來 談。精練的語言能力，不僅僅標誌著專家的象徵，更重要的是布爾迪厄稱之為慣 習的稟性系統，此種刻劃在身體裡的限制，與司法場域的限制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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