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遊戲與位置
第四節 羅馬日爾曼與英美法律傳統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3
第四節 羅馬日爾曼與英美法律傳統
談到相對力量關係，不同位置彼此的力量關係，法官與律師、法官與法官、
律師與律師、理論家與實務者、理論家與理論家、實務者與實務者等，這些不同 位置、關係的相對力量必然有著極大的差別。而司法場域的演進，則取決於這些 力量關係的加總，不同團體間對司法施加的力量不同，自然左右法典集本身的演 進與變形。對於整個司法體演進方向影響最強烈的兩個傳統，即羅馬日爾曼
（Romano-Germanic）與英美（Anglo-American）法律傳統，兩個傳統的不同群 體的相對力量關係，也有著極大的差異。兩者代表完全不同的法律文化，不同位 置本身承載的責任、能力也各不相同。布爾迪厄認為：
法典集（corpus）本身的形式，尤其是其形式化（formalization）和 常規化（normalization）的程度，似乎相當仰賴場域，在特定時間點 的結構權力，諸如「法律理論家」與「法律實務者」、法律教授與法官、
法律注釋者與法律專家的力量關係。也取決於他們施其法律觀和法律解 釋的能力。不同團體施加特定法律觀的相對力量的變化，有助於解釋，
那些不同的民族傳統的系統差異，尤其是羅馬日爾曼與英美法律傳統的 主要分別。60
在羅馬日爾曼的傳統，也就是所謂歐陸、大陸法系的傳統，法律、規則本身 的重要性，大多超過審判的程序，專注於規則、法律體系的建構，更甚於對審判 程序的要求，或許可以認為審判程序也僅是法律體系的一環。布爾迪厄認為，德 國與法國的民法傳統，乃是一種教授的法律，亦即學院派的法律。這種傳統法律 文化的影響極大，它不僅左右司法場域的演進，也同時架構具有優勢地位的群
60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2.
‧
的問題。布爾迪厄認為，法典化塑造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ing）或維持象徵 秩序，並且使行動者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使得行動的模糊空間變小，自主操控的 Adamson.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 80.轉引自《皮耶‧布赫迪厄，所述之言：
布赫迪厄反思社會文集》，陳逸淳譯，麥田出版，2012，156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5
院（high magistracy） 對法官的宰制，與法學院緊密相連，比起畢業 於大學在「工作中」（on the job），接受法律訓練的律師，更傾向承認 法官解釋法律的正當性（legitimacy）。62
有趣的是大多數的人（常民）對英美（Anglo-American）法律傳統，或許反 而比較熟悉，尤其是法庭辯論的場景，總在小說與電影裡，令人印象深刻。在法 庭辯論的場景，主角通常是律師而非法官，與大陸法系相比較，兩者的差異顯而 易見。不同的法律文化傳統，確實使得某些特定位置的司法勞動者，有著更加優 勢的地位。英美法系的律師，承載著比法官更多的期待。
英美法系重視辯論，在學習中重視案例教學，甚至有所謂蘇格拉底式教學，
由不斷的提問挖掘出答案。英美法系是由律師主導的遊戲，律師的能言善道，左 右陪審團及案件的進行，法官則決定法律適用。由於缺乏成文法典，法庭辯論首 要重視的必然是程序的進行，亦即公平審判的理念為其重視的制度。布爾迪厄認 為對比於大陸法系，透過辯論的方式進行審判，法律背後定不一定有特定的道德 理論或理性科學支撐，僅僅是解決訴訟，甚至因為是判例法的緣故，運用辯論的 方法更貼近實作邏輯。布爾迪厄說明：
相較之下，英美傳統，法律是法理（判例法），幾乎根基於法院的判決 和規則的先例，法典化程度微弱。此類法律體系，程序是首要地位，程 序必須是公平（公平審判）。此種法律首先是在實作中熟練，或者通過 教學技術，其目的旨在模仿，專業實作中可能遇見的情況，如英美法學 院採用的「案例教學法」（case method）。因此，法律規則並非立基於 道德理論（moral theory），或理性科學（rational science），而僅是
62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6
解決法律訴訟，它故意將自身置於具體應用的辯論層次。63
美國的例子，同時也說明沒有法典化的國家，司法場域的運作如何可能，沒 有完整的成文法典，卻仍然存在著司法場域。布爾迪厄認為，人們是服從一種遊 戲感，正如在第一節對司法場域的遊戲比喻。布爾迪厄說明：
在明文的與明確的規範或是理性計算之外，還存在著實作的其它生成原 則。在某些僅有極少法典化（codification）事物的社會之中更是如此；
那麼，要解釋人們的所作所為，我們必須假定人們乃是服從某種「遊戲 感」，正如我們在運動比賽中所宣稱的一樣。64
律師在美國作為專業顧問的角色，在各式各樣的議題上，皆有他們的影子。
當他們贏得人們的尊重，只因為在這一角色或議題上的專業，早已跳脫律師這一 角色。在美國，此一高度法治的社會，律師因為本身專業的關係，將會有更多的 議題可以發揮，去參與或影響權力當局，以及影響他們周遭社會的人、事、物。
律師的角色，不僅僅是訴訟進行的辯論者，也是社會世界各式各樣議題的辯論 者，透過辯論、溝通來進行建構、主導議題。布爾迪厄認為司法場域在美國有極 大的力量，本文認為，可能肇因於司法場域與權力場域的重疊，使得兩者的力量 倍數增幅。布爾迪厄指出：
在美國，法學院生産的律師，能夠在司法場域以外，如政治、行政、金 融或工業領域佔據位置。司法場域在美國擁有巨大的力量…法律扮演的 社會角色，産生了某種系統的變異，申言之，在可能行動的世界，尤其
63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2-823.
64 Pierre Bourdieu,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76.轉引自〈布赫迪厄，所
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會文集〉，陳逸淳譯，150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7
在糾正特定錯誤的運動中，歸咎於法律資源的作用。65
法治的概念，在司法場域極其重要，它決定司法行動的界限，可以說沒有一 個法律行動，脫離法治的框架。現代國家，法律、規則、條例的生產並非由法律 體系演繹產出，而是由其它權力場域生產，如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等官方機構。
法治的概念，使得立法機關或整個國家組織都受其限制。布爾迪厄認為：
不同法律傳統的不同法律資本的相對力量，是在更廣泛的權力場域內，
與法律場域的位置相關。這個位置通過給「法治」（the rule of law）
或政府條例，授予相對的分量，決定法律行動權力的界限。在法國，法 律行動的權力，現今受到了國家和國家行政學院（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生産出來的技術官僚們限制，此種權力在行使於 廣大的公私行政管理部門。66
布爾迪厄提到法國的法律行動的權力，受到國家和國家行政學院生產出來的 技術官僚們限制。同樣地，布爾迪厄對於教育系統的力量極為關注，甚至認為教 育系統再生產社會世界的制度。申言之，司法場域的行動者，所展示的司法實作，
不僅與不同傳統的法律文化息息相關，與法學院的法律教育，也有著極大的關 係，它不僅僅傳授專業的法律知識，而且控制著司法行動的權力，以及司法的實 作。布爾迪厄說明：
教育系統，作為制度化的分類機器，它本身也是一被客觀化的分類系 統，以一種轉變的方式，再生產（reproduce）社會世界的制度。67
65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3.
66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3.
67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38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8
不同法律的文化傳統，透過法治所展現出來的不同位置，有著不同的分量，
正如上述大陸法系的法官地位高於律師，英美法系卻相反。這種不同法律傳統的 不同法律資本的相對力量，或許可以說明繼受不同的法系傳統的國家，也衍伸出 不同關於繼受的問題。如果一個國家，繼受了多重法系，其相對力量更顯複雜，
所顯現的問題也就更加複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