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遊戲與位置
第三節 理論家與實務者─不同位置、不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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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理論家與實務者─不同位置、不同利益
司法場域散落著各式各樣的行動者，其中，爭奪法律文本的解釋權的專家，
也是形形色色大不相同，對立的原因也有著細微的差異。他們代表不同的群體。
舉例來說，法學家、法律系教授偏向於理論家（theorist）的角色；法官、檢察 官、律師、警察等，則偏向於實務者（practitioner）的角色。這樣的分類對布爾 迪厄來說，是一種位置與資本的連結，亦即，某個特定身分的背後，包含特定位 置（positions）與資本（capital）。分屬不同位置，即代表某個特定群體的共同特 徵、利益。不同位置的行動者，有較大的機會相對立，此種對立看似敵對，實則 互相補充。因為，這些敵對的意見，並不會超過司法場域的界限，本文不認為有 專家會主張打一架來解決糾紛，他們僅僅是對法律解釋提出不同意見，進而鞏固 自身專屬而特定的利益。布爾迪厄認為：
規則和程序的發展，主張其具普遍性，此為勞動分工的産品，其源頭為 不同形式的法律能力間的競爭，彼此敵對又互相補充。這些不同形式的 法律能力運作，如同在司法場域中，不同位置（positions）與特定資 本（specific capital）的多種形式相連結。特定不同的法律傳統，不 同的時期的同種法律傳統，不同類別的法律行動者之間的位階，與不同 類別位階的本身，會根據特定的時期和民族傳統，依其不同的專業領 域，有著相當大的差異，例如：公法與私法的分別。54
社會世界中的規則不停的在變化，就算現有的法律，也不斷在學者與專家的 爭論中演進。每種類型的專家，理論家也好，實務者也罷，所佔據的位置，往往 有其特定資本，如民法學者在民法領域，必然有較強的影響力，所提出的意見自
54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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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關於民法。再者，縱使同為法官，在不同位階、形態的法院，所擁有的資本 也會不同，如最高法院作成的判決有較強的拘束力。有趣的是，法律兩大陣營的 對壘，學界與實務界，各執一詞，這源自於他們關心、爭奪的取向不同，但他們 相互對立的意見，反倒成為常民的困擾。
象徵鬥爭（symbolic struggle）的作用來自於敵對的群體，布爾迪厄認為此種 象徵鬥爭，旨在爭奪特定的法律文本解釋權，彼此相互對抗。在司法場域對文本 的象徵鬥爭，與法律解釋的權威有關，也就是所謂多數說與少數說的關係，每個 爭奪文本解釋權威的行動者，都在將自己的解釋構築為通說或多數說，文本解釋 權威即司法場域的特定利益。布爾迪厄指出：
結構性敵對的存在，即使在最多樣化的法律體系，也將沈溺於純粹法律 學說建構的「理論家」（theorist），與只關心法律應用的「實務者」
（practitioner），置於相對的位置。這種敵對源於長期以來的象徵鬥 爭（symbolic struggle），在象徵鬥爭中，對法律工作的不同定義，如 同規範文本（canonical texts）的權威解釋，彼此相互對抗。權威解 釋者的不同類別，使得他們成為兩個相反的陣營。55
在學者或理論家的眼裡，規則本身的建構，背後往往有學派或理論上的爭 議。然而，實務或執業者，所看重的卻是制定法律是否能解決目前的狀況，將法 律應用在實際產生的問題。
常規化與形式化的規則，代表了一套普遍適用的法律，某些領域法令有規範 的漏洞，對於建構規則的教授至關重要。對於規則進行法律推演適用於個案，則
55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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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法官或律師的關注焦點，對他們來說，解決紛爭、解決案件比規則本身更 加重要，或者應該說法律解釋對於其司法勞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布爾迪 厄的論述看來，每個司法場域的群體，所關心的法律工作各不相同，大多數群體 關注的法律內容，都與自身的司法勞動有關。布爾迪厄認為：
在其中一個陣營中，對規範文本的解釋，旨在以純理論來發展法律學說
─授以常規化（normalized）和形式化（formalized）形式的現行規則，
教授壟斷此種法律責任。另一個陣營，則對規範文本的解釋旨在實際評 價某個具體案件─這大多是法官的責任，即進行法理行動（acts of jurisprudence），至少在某些實例，有助於司法解釋。傾向於強調法律 的句法結構，毋寧是法律理論家或教授們的特徵，而關注法律的實用方 面，則是法官的特徵。56
司法場域的專家，依職業特徵分類為不同群體，也因服務的特定領域法律細 分為不同團體，更被其擁護的特定客戶團體分類為不同的司法勞動者。以律師為 例，有各式各樣專精於不同領域的律師，他們面對案子與客戶分屬於不同階級及 團體，當然也有著不同的特定利益。同樣地，法官也分屬在不同的領域，服務著 他們被分派到的案子，面對不同的群體，也有著特定利益。這裡的特定利益有別 於法律解釋的權威，而是更加細分為群體或團體內部共有的利益。如同性別平等 的議題，對於提倡或致力於此目標的司法行動者，驅使性別平等，即為共同的特 定利益。布爾迪厄指出：
專家能將他們的司法才能，服務於客戶的利益，且施展各種戰術，使得 客戶得以脫離法律的效果。法律的實際意義，僅取決於受不同特定利益
56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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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不同群體（如法官、法學家、律師）的對抗。這些群體本身反過 來分裂爲不同的團體，受不同利益（其實，有時敵對）的驅使，這些利 益依附於他們在群體內部位階的位置，這些位置總是密切地對應於他們 的客戶，在社會位階的位置。57
利益，總令人聯想到某種經濟上的收穫，但布爾迪厄認為，這是每個場域裡 的特定利益。在媒體／新聞場域，法律的解釋權威可能不是很重要，但在媒體前 公開地報導某個法律事件對其針貶，即為媒體／新聞場域的特定利益。申言之，
個別場域間的特定利益並不一定能夠交換，也不能夠相互化約，這就與經濟上的 利益有著天壤之別。布爾迪厄甚至認為，若是沒有身在其特定的場域，幾乎感受 不到此場域的特定利益。布爾迪厄說明：
決定著一個場域的，除了其它的因素之外，是每一個場域中的遊戲規則 和專門利益。這些遊戲規則和專門利益，不可化約成別的場域的遊戲規 則和專門利益。而且，這些遊戲規則和專門利益，亦是不可能被那些未 進入該場域的人們所感知到。58
例如在環境保護的議題上，總是受到兩大對立團體的壓力，環境保護團體與 工業、經濟發展（資方）。然而，這不表是所有職業律師，都必然站在工廠的立 場。所謂利益，並不指向純粹金錢或是經濟上的考量，環境保護的議題，本身也 是一種利益。因此，每個法律案件，每個修、立法，背後所代表的是集團的利益，
各式各樣的行動者聯合成一個集團，共同爭奪特定的利益。布爾迪厄認為：
司法生產（juridical production）與司法論述（juridical discourse）
57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2.
58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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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較社會史結果，在生產系統的特定關係間，一方面是位置擷取了象 徵鬥爭，另一方面位置佔據了司法勞動的分工。也應當考慮導致司法工 作兩極化（two polar），變化的相對力量關係，這些變化根植於空間
（space）和歷史契機（history moment），以及司法場域的權力結構內，
兩個群體的相對力量關係。59
早期可能沒有環境保護類型的議題，也沒有環境保護團體，時空轉換至今，
環境保護本身，已經能夠與工業、經濟發展相抗衡，至少可以在天秤的兩端進行 衡量。這也顯示社會世界與司法場域密不可分，在社會世界所發生的種種必將影 響司法場域。對布爾迪厄而言，司法生產與司法論述之間的關聯，來自於位置的 象徵鬥爭，也來自於位置佔據司法勞動的分工。亦即，當不同位置之間對於某個 特定議題有法律爭議，那麼對於司法的論述，則在兩相對立的位置，來回生產正、
反兩面的意見，像是網球般你來我往。所謂位置，應該不是理論家與實務者的相 對力量關係，而是對於特定議題，兩個群體的相對力量關係。
59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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