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遊戲與位置
第二節 法律語言的挪用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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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律語言的挪用效應
在進入司法場域的行動者，尤其是案件當事人是常民時，常出現溝通上的障 礙。不僅指那些常民難以理解的構成要件，還有法律用語造成的特殊效果，更有 句法與結構本身的特殊性。另外，存在於日常生活的詞語，時常巧妙的被賦予法 律的效力，收編成法律用語，轉化成具有法律意義的詞。正如同打架在法庭上，
被轉化成傷害，吵架時的情緒用詞也可能變成公然侮辱，這些刑法用語上的轉 換，成為司法場域審判時，所欲聽到的「法律語言」（Juridical language）。生活 世界的語言與聲音，卻因此聽不到了，在司法場域喪失其意義。布爾迪厄認為：
法律語言（Juridical language）清楚地揭示了，司法場域的運作邏輯 具有挪用效應（appropriation effect）。此種語言徑自將日常語言
（common language）要素，與外來（foreign）要素結合至自身的語言 系統。並且承載了客觀性（impersonality）和中立性（neutrality）
的修辭學一切的標誌。49
客觀性與中立性，都是在法律上常用的詞，意圖使得紛爭的當事人，好像不 是依著個人好惡，來決定彼此的對錯。這種語言創造出對紛爭解決有利的環境，
似乎標示著論述的方式，只要轉變到法律語言，它就是客觀和中立的表現，使得 行動者更容易接受經由法律轉化後的論述。這不表示對於判決結果的絕對順從，
只是將自身對法律的道德情感表露無遺，祈求得到客觀公正的審判。尤其是不熟 悉法律的常民，更容易將之視為公平、正義的展現。也因此，常民陷入了一個情 感、語言與思考的誤區，被法律語言的特殊性所迷惑。布爾迪厄認為：
49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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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效應（neutralization effect）由一套語法（syntactic）的特徵 所創造，如被動（passive）和非人稱（impresonal）的句構主導…這 些語法特徵被設計標示出，規範表述的客觀性，並將言說者塑造成普遍 的主體，立即轉為既公正又客觀。50
法律用語還額外造成另一個效果，即普遍效應，在法律用語的使用上，通常 是針對所有法律適用的對象，不會有適用上的差異，也因此法律用語不會出現單 一主體的稱謂。申言之，受到法律用語的影響，在司法場域標示著一視同仁的假 象，或者在適用法律上，形式上是平等的，抽離了其它因素，使得嫻熟運用法律 用語的人，看起來公正又客觀。行動所面臨法律語言能力的落差，如前一小節所 述，將劃分成專家與常民，此一劃分，劃出了一條界線，決定何者有能力進入法 庭參與審判，亦即參與、介入遊戲的能力。布爾迪厄說明：
普遍效應（universalization effect）是由整組聚合過程（convergent procedures）所創造，如系統地訴諸指示語氣（indicative mood）來 陳 述 規 範 。 使 用 現 在 和 過 去 時 態 的 第 三 人 稱 單 數 的 判 斷 動 詞
（constative verbs），以強調表達出事實（the factual），此為官方 聲明和報告的修辭特徵（如「接受」（accepts）、「承認」（admits）、「保 證」（commits himself）、「已聲明」（has stated）。
如民法第六條，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這條簡單的條文，從 一開始就帶有普遍化的效果，表達出只要是「人」，就擁有權利能力，並不會因 不同主體而有差異。這些發生在社會生活的事件，進入司法場域，立刻轉換成法 律語言，比如車禍案件轉化為民事侵權行為與刑事毀損罪。
50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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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這些法律用語的同時，只會將這些字詞當作專業素養，將這些看起來 自主、中立、普遍的語法運用在紛爭上，我們鮮少回頭懷疑這些特殊語句的運作 邏輯，這種對紛爭處理的普遍態度，使得紛爭進入司法場域，自然而然被法律用 語包圍，這就是場域所發揮的作用力。法感（juridical sense）和法律素養（juridical faculty）正如常民對專家的想像，但這種能力的建構，來自於對法律規範體系的 認同，接受這套法律的解釋邏輯，接受司法場域的實作邏輯，接受一切對自身的 限制。布爾迪厄認為：
如同自主性（autonomy）、中立性（neutrality）和普遍性（universality）
等，此類的修辭，表達了司法場域的運作過程，尤其是表達了法律規範 體系，持續服從的理性化運行，它可能是思想和實作真實自主性的基 礎。其實，我們所謂的「法感」（juridical sense）和「法律素養」
（juridical faculty），恰是此種普遍的態度。51
每個判決都經過一套完整的司法體系再生產而來，它不單純是張顯公平、正 義，透過法律主張誰是誰非，僅僅是依法判決的過程。每個判決都必須經過一系 列的轉換，透過專家解釋已存有的法律，將糾紛變成法律案件，成為訴訟的對象。
並且，必須依法適用並做出裁判，以弭平社會世界進入司法場域的紛爭。公平的 問題取決於常民的態度，而司法場域所標誌出的法律，是從法律體系的推演裡展 示出效力。正如布爾迪厄所言，依法判決立基於法律規範體系的解釋邏輯，而公 平觀念，其實很難統合成一套論述，也因此被視為搖擺不定。本文認為，這其實 是操弄語言所造成的效果，尤其是對法律語言轉換日常語言賦予法律效力，成為 特殊的力量。布爾迪厄指出：
51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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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態度，成為了司法場域的入場券，最小程度掌握歷代積累起來的法 律資源，包括規範文本（canon of texts）、思維（thinking）、表達
（expression）和再生産（reproduce）出學說的行動方式。這種基本 態度生産出裁判的具體形式，完全不同於一般搖擺不定直覺式的公平 感，因爲此裁判基礎，從內部連貫的規則體中，嚴格演繹出來。52
將車禍案件轉化為民事侵權行為與刑事毀損罪，在司法場域內不會有其它做 法，如透過政治力量施壓解決紛爭。布爾迪厄認為，因為販售法律服務的行動者
（專家），所賴以維生的法律技術，恰好對應司法場域對於紛爭處理的專業需求，
因此將紛爭轉化為一個法律案件，成為專家的一致看法。對於案件的需求，標誌 著一種利益，也是司法場域的特殊利益。它所代表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實際利 益，也包括一種排他的解決方案，一種獨占／壟斷的紛爭解決手段。亦即，構築 出紛爭只能透過法律來解決，也唯有司法場域的專家才能夠進行法律解釋，這種 態度的一致性再生產了司法場域。布爾迪厄表示：
此種態度也是一致性（uniformity）的基礎之一，它導致個人態度匯集 並相互支撐，即使在競爭同一專業資産（professional assets）時，
那些靠生産和銷售法律貨物和服務賴以存活的人，也會團結起來。53
此種一致性，結合前一小節述的願景、世界觀，佐以技術、知識、能力，共 同構築了司法場域的限制，也因此，某些看似敵對的群體，實際上卻是相互支撐。
正所謂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專家透過爭奪法律的解釋權，取得司法場域的 特定利益；而常民僅僅作為被支配者，這種法律解釋權的特定利益，看似與之無
52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0.
53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Juridical Field,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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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恐龍法官」的現象，在此種法律語言的種種特殊效果下彰顯，常民對於法 律語言的陌生，使得他們有種無力感，對於無法參與、介入遊戲的恐懼，形成了 一股批判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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