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金融危機時期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在形式上，台灣的新威權主義統治型態具備了現代民主政治的外觀，由於國民黨 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制訂利於本身的決策和法令，且全面壟斷具有影響力的電視 媒體，以其強化黨營事業的推展等作法，在實質內容上仍偏向威權體制。

在經濟發展上則進行全面的自由化，並朝經濟結構轉型發展，同時因應全球 化勢力的加劇，作為新興工業國的台灣，希望突破於全球經濟發展中的瓶頸並結 合區域經濟體的發展，先後提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與「南向政策」，希望開 展新時代的台灣經濟，政府對於政策雖居主導地位，卻因民主制度更趨完備，導 致社會、政治、經濟發展蓬勃，使行政效率降低，而與威權時期相比，政府主導 經濟政策作為的能力相對薄弱。

威權時代政治不開放，國民黨壟斷一切政治權力，政府的決策因為參與人數 少、過程不公開、決策空間大使政府不需回應，而憑藉受威權統治者指示的技術 官僚，因此當政治領導者開明無私而技術官僚能力足與敢擔當（鄭敦仁，1999：

186），威權時期的政府於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主導角色，領導技術官僚做出符合 國家利益之決策，至解嚴令頒布後的新威權統治時期，國家角色於整體經濟政策 的決定上，由於政府更願意傾聽企業的意見並未因企業的興起而失去其主導角 色，政府依舊掌握政策的決定權。民主化之後，由於直接與間接參與決策過程的 人數變多，加以社會壓力提升，使決策過程變得緩慢且效率低落，然政府與國會 仍由國民黨掌控，仍然能藉由國會通過技術官僚的決策並執行，使國家對於經濟 政策的作為居主導地位，僅因民主化影響所致減弱其主導程度。

第二節 亞洲金融危機時期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於泰國發生，隨即於 1998 年影響台韓兩國。台灣為依 賴外貿發展的經濟體，儘管台灣的政治較為穩定、經濟體質較為健全，而不致像 韓國面臨經濟崩潰，但整體經濟成長也小幅下跌，加上 1996 年台灣首次舉行公 民直選總統，由威權體制轉型為後民主化國家，除使社會勢力興起外，更令政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制訂與執行過程受制於民主程序，使政治的轉變影響經濟政策的發展。本節在說 明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台灣經濟政策的發展基礎上，再探討此危機所引起的影響，

以歸納國家角色的轉變原因及影響。

3-2-1 經濟政策的發展

1996 年台灣首次舉行總統直選，中國卻以飛彈試射威脅台灣導致台海關係 緊張，李登輝總統因此提出「戒急用忍」政策，禁止超過 5 千萬元美金的投資，

以及高科技、銀行、石化等產業投資中國，以遏阻與中國整合之經濟發展。政府 提出「戒急用忍」政策是基於投資風險的考慮，促進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同時，

必須先做到「根留台灣」以避免中國藉此施展其政治影響力，亦即國家安全重於 經濟發展，因而以干預的手段來克制兩岸經貿交流。隨著兩岸關係的惡化，加上 三通遲遲未能進行，導致外資無法利用台灣之優勢而讓「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失 效，甚至使某些國際廠商將已建立的中心移往上海或香港。迫使政府為舒緩台商 對大陸的投資，而提出「南向政策」作為因應，透過正副元首對東南亞各國的度 假外交，與之建立經濟關係，拓展台灣投資東南亞各國（王振寰、蘇耀昌，2002：

23-24），卻依舊無法阻止台商前往大陸投資的情形，而在政治與經濟發展背離的 狀況下，使得台灣在全球化發展的脈絡中，不僅失去作為區域經濟發展之重鎮，

甚至面臨邊緣化的窘境。

1997 年泰銖大量貶值導致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影響遍及鄰近亞洲國家，

台灣與亞洲其他國家相比，無論是在其匯率、股票市場、GDP 成長率等下跌情 況顯然很輕微。何以台灣受波及的程度為其他國家低，周濟（1998：7-15）比較 台灣與其他亞洲國家遭遇亞洲金融危機後受害情況的差異，發現亞洲各國本身經 濟體質脆弱，且外匯存底有限，一旦出口成長減緩，外債難以償還，使整體經濟 受到影響，加上各國自由化的進程未按部就班，政府又強力扶植企業，使得許多 國家的特權林立，並未達到經濟自由化真正效益，反而演變成嚴重的後果，此外 因貨幣貶值的預期心理逐漸形成，導致泰銖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引發亞洲金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融危機，在危機發生前的 1996-7 上半年，東亞各國經濟成長減緩，卻未見各國 提出任何有效之振興方案，因此 1997 下半年當金融危機發生時，各國經濟景氣 立即產生嚴重衰退情形，台灣卻在經歷 1973 年的石油危機後，逐步展開自由化 的進程，促使經濟穩固發展，因而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初，台灣經濟並未呈現嚴重 衰退局面。

此外由於台灣受到過去國民黨政府於 1948-9 年上海金融危機的影響，演變 為國共內戰更導致最後播遷來台的結果，造成政府對於金融開放一直採取較為謹 慎的態度，而在金融自由化方面採取較為保守的作法；另一方面，則是考量中國 資本滲透股市的可能性以及避免重回中國控制中而以累積外匯作為對抗之方 式。在此情況下，台灣的資本市場未與全球完全連結，而過去保守的金融政策也 導致政府長期以來維持相當高的外匯存底，加上 90 年代以來台灣金融投資的來 源，依賴外債的比例與其他國家相比很少，使其公司的負債比率（debt-to-equity ratio）²⁷低於其他亞洲國家（尤其是南韓），所以台灣幾乎沒有任何債務或是短 期外債，同時政府維持著對金融資本流入與流出的控制，而台灣的產業與服務的 輸出與南韓相比更加多元化，及其產業較南韓集中於大型、資本密集產業的情形 低，並且由於台灣人口在組成、語言及文化上同質性較高，以及台灣處理衝突管 理的制度與其他亞洲國家相比更為健全，因此當外來衝擊影響其經濟表現時，引 發社會衝突的可能性則大為減少（王振寰，2003；Wade, 2004）。

1996 年舉行首次總統直選，李登輝及連戰以 52％的公民直選票數，當選為 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副總統，象徵台灣政治邁向自主發展，使此階段的台灣與 其他亞洲受創國家相比，在民主方面的改革最具成效，由於政治民主化可節制利 用關係及特權的貸款、金融制度不夠現代化與透明化、管理不善等導致危機發生 的重要因素，因而減輕了亞洲金融危機對台灣的衝擊程度（吳榮義，1998）。因 此於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初，台灣經濟並未受到太大的影響，甚至被認為未來相

27 負債比率是負債總額對資產總額的比率，反映企業償付到期債務的能力，若較低表示更能面 對危機的衝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當看好的地區，因為台灣的金融體系雖不至於如新加坡或香港透明化與法制化，

但與其他東亞國家相比十分健全，加上隨著政治民主化的進步，要求金融方面的 改革日益增多加速金融開放的腳步，使金融制度益發完善。

惟因台灣經濟開放程度甚高，對亞洲的出口依存度超過一半，因此在亞洲國 家經濟的衰退影響下，出口明顯下滑導致台灣呈現負面成長，使得 1998 年下半 年台灣逐漸感受到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而隨著金融危機效應的持續擴大，台 灣商品與勞務輸出擴張明顯轉緩，又因國內需求減弱導致經濟成長率持續下滑，

政府為減輕國外需求疲弱對整體經濟的不利影響，而於 1998 年 8 月起積極推動

「擴大國內需求方案」，以增加公共投資，提振民間投資的意願，希望將金融危 機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此外也為減緩因危機導致國內部分企業財務危機對經濟 之衝擊，由根本解決台灣金融、企業管理規範等經濟制度及結構性等問題，政府 於 1999 年 2 月 24 日實施「強化經濟體質方案」，由降低企業營運成本、協助中 小企業發展、改變金融制度以健全金融機構之營運並強化金融監理制度、強化企 業管理規範且推動企業再造、健全土地及住宅管理政策、改進投資相關措施與勞 動法治，期能改善整體結構不足之處（丁錫鏞，2001：145）。

表面上亞洲金融危機對於台灣的影響程度較不明顯，既沒有像泰國面臨泰銖 大幅貶值的危機出現，更沒有南韓經濟瀕臨瓦解而尋求 IMF 援助的情況，但實 際上危機卻在幾方面衝擊著台灣，首先金融危機顯示東南亞國家的金融環境不 佳，投資風險過高。台商與外商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減緩，轉而將投資投向在危 機中表現相對穩定的中國，造成對中國投資的熱潮。其次金融危機使得台灣企業 與投資人了解健全財務結構的重要。投資人與股東也開始注意公司的財務槓桿是 否過高，但台灣企業卻仍舊採取保守的財務政策，對可預見的未來發展並非是正 面的。第三金融危機使得東亞國家的區域合作開始蓬勃，東協加三、博鰲論壇以 及東亞國家在金融預警等方面的合作紛紛展開，此情況凸顯台灣遭受國際打壓的 情況，未來則可能影響台灣的出口與外人投資。

隨著東南亞國家受金融危機影響以及中國的開放，使台灣逐漸將經濟重心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往中國，卻面臨與政治發展相背離的情況，政府希望經濟政策的發展是以國家安

往中國，卻面臨與政治發展相背離的情況，政府希望經濟政策的發展是以國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