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台灣國家角色之轉變
第一節 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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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響，70 年代中期以前以不危及黨中央的領導結構，只零星開放局部有象徵 意義的地方性選舉，70 年代中期之後才開始採用較為和緩的威權統治，直至 80 年代末期才脫離威權統治成為後民主化國家。與此同時，全球化影響力迅速擴 張，也成為改革的外在動力，讓台灣除了經濟持續發展外，在政治上也朝向民主 化發展，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鄰近的亞洲國家皆受到影響，而台灣卻在 高度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穩固的基礎上，度過此次危機，顯見其國家角色運用得 當，2000 年後首次政黨輪替，影響台灣政經體制，也使政府對於經濟政策的作 為產生改變，本章探討經建會在歷經上述三個歷史分期，其執行經濟事務之能力 以說明國家角色轉變之過程，並歸納分析致使轉變之原因。
第一節 90 年代
1988 年 1 月 13 日蔣總統經國先生辭世，李登輝先生繼任總統改變過去威權 統治之體制，除造成國內政治情勢的變化，也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本節先說明 90 年代經建會推動台灣經濟政策之能力，其次比較其與威權時期的差異，而得 出政府對於經濟政策作為轉變的影響。
3-1-1 經濟政策的發展
台灣於 50、60 年代受到國際景氣的影響而採取出口擴張的經濟發展策略，
使經濟得以快速成長，雖然自 70 年代開始因發生石油危機，以及美國採新保護 主義衝擊台灣經濟成長，卻使政府調整政策作為因應，政府更由於經濟發展成效 的基礎而有能力克服外在影響，並透過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干涉國民經濟活動、
保護私人資本的累積，使國家經濟往特定方向發展（李顯峰、陳紹容，2003：4），
經建會以此為基礎制訂一連串經濟發展策略，締造經濟的快速成長。而 90 年代 台灣的經濟結構卻產生轉變，民營企業正在脫胎換骨追求產業升級，公營事業則 因民營化的推動，固定投資開始減少，過去將勞力密集產業視為出口貿易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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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卻在匯率升值以及勞工和土地成本上漲後，而無法在國內生存被迫紛紛外 移，民間投資在 1990 至 1991 年間陷入低迷，分別成長負 7.74％和 3.45％，製造 業的投資成長率在 1990 年只成長 0.14％，雖然 1992 年曾上升至 10.35％，但 1993 年又跌至 0.62％（周濟，1998）。
隨著解嚴令的頒布，台灣政治結構開始自由化，其過去對於社會採取嚴厲控 制的威權結構也逐漸鬆動，開始承認反對黨的合法地位，並恢復憲法所賦予人民 的基本人權，過去代表中國的民意代表漸漸退出中央民意機關，同時逐漸瓦解黨 國體制不再以黨全面宰制國家機器的運作。但面臨改革的國民黨政府除了來自民 進黨政治上的挑戰外，還需面對因社會運動引起的勞工運動與環保運動而受衝擊 的企業反彈聲浪，在 1989 及 1990 年的許多報告顯示，多數企業認為台灣的投資 環境開始惡化，需轉投資至海外，同時大眾媒體也不斷提出警告，認為台灣已出 現產業空洞化的現象。加上台灣勞力密集產業開始大量外移，或停止對內投資，
導致 1988 年下半年開始出現停滯的現象，投資率也跟著大幅下跌。
由於企業的不滿與資本的繼續流出，迫使國民黨政府開始改革，而進入「新 威權統治」時期（王振寰，1993：86）。1990 年 5 月李登輝提名軍事強人郝柏村 組織內閣，以強硬的手段對待社會運動，企圖提振公權力並創造新的社會秩序，
不再以容忍的態度對待社會運動；為展現國民黨政府吸引企業投資的決心，用政 治性宣示或非正式的方式表達，例如提出政府的責任是為企業賺錢的宣示；財經 官僚因而受到空前的重視，並將政治問題以技術的方式解決，使政治問題去政治 化和技術化，認為政府的政策不能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全民的利益；經建會 宣布「六年國家建設計畫」，企圖透過約 8 兆新台幣的預算整頓台灣經濟發展所 需的基礎建設，希望由國家的力量提升台灣發展的層次與動力，加速勞力密集產 業升級，以維持國際競爭力。
隨著 1993 年 2 月郝柏村辭去行政院長一職後，李登輝身兼黨主席及總統23握
23 蔣經國過世後，李登輝在國民黨內權力角逐激烈情況下，被推舉為國民黨代理主席，更進一 步鞏固自身領導地位，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國民黨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選舉李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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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極大的實權，權力意志更能貫徹府（總統府）院（行政院或五院），1996 年舉 行首次公民總統直選，李登輝及連戰以 52％的公民直選票數，當選為中華民國 第九任總統、副總統，其權力達到頂峰（劉阿榮，2003：100）。
此時的台灣進行全面性的經濟自由化，事實上自 60 年代便開始有限度的鬆 綁限制自由化的法規、措施，到了 80 年代前期，迫於保守派的壓力無法積極推 動，直到 1992 年開始申請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24，亦即後來的世界 貿易組織（WTO），在外在的壓力下大幅開放進口，才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于 宗先、王金利，2003：101），朝逐步的經濟自由化邁進。
圖 3-1：台灣朝向經濟自由化
資料來源：于宗先、王金利，2003，《一隻看得見的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 的角色》。台北：聯經，頁 102。
為主席，使李登輝再次成為黨政的最高領導人物。
24 為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貿易組織成立前的暫時措施，我國政府隨著播遷來台而於 1949 年 5 月 自動退出，其後隨著經濟發展與日益全球化的需要，再次提出入會申請。
經濟自由化
內在推力
富裕產生的信心
外在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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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3-1 得知台灣往經濟自由化邁進，主要依賴內在推力與外在壓力，並且 建基於因社會富裕所產生的信心之上。自 50 年代開始許多學者以出席會議、撰 寫文章發表對經濟發展之建議，以及擔任政府財經部門顧問來倡議經濟自由化，
80 年代經濟自由化成為時代潮流，政府於 1985 年成立「經濟革新委員會」，提 出「自由化、國際化與制度化」作為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軸，經由專家、學者、官 員及工商界領袖半年的討論而提出推行經濟自由化的措施，至 80 年代末期才逐 一實施；外在壓力則因 80 年代開始，台灣對外貿易出現大量出超，且主要來自 美國，其為平衡對台貿易便展開中美貿易談判，要求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障礙 並開放台灣市場讓美國產品大量進口，政府又於 1990 年為申請加入 GATT 會員 先後開放台灣市場與加速經濟自由化；台灣經濟的高度成長，外匯的大幅累積以 及新台幣兌美元的不斷升值，使得台灣在普遍富裕的情況下，期望一個更具管制 力的發展環境，因而開始要求經濟自由化。
因此在全球化影響力漸增與提昇台灣經濟競爭力的 90 年代初期，政府欲帶 動投資風潮，積極營造良好投資環境，先後推動「振興經濟方案」、「亞太營運中 心」，以改善投資環境、促進經濟國際化和自由化為訴求。國民黨政府透過自由 化與國際化的方針，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並改變獎勵措施引導新的發展取向，1991 年廢除「獎勵投資條例」而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25取代，企圖透過新的財稅 措施，提昇台灣的產業技術層次和競爭力，並選出十大新興工業做為未來發展的 策略性工業；另方面於 1994 年開始提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企圖利用區域 經濟形成之際，吸引國際資本到台灣設立亞洲中心，將台灣建設為高級服務業、
高科技產業以及各項中介台灣和中國市場的轉運中心（王振寰、蘇耀昌，2002：
23），以期在經濟發展上有所突破。
25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租稅減免條文將於 98 年 12 月 31 日落日。其原因為租稅減免經濟效益大，
除帶動稅收增加外也使就業人數大為提高，其次為租稅減免並非國民租稅負擔率低的主因，此外 租稅獎勵依舊為產業政策工具選項之一，因此未來新版促產條例的修正重點為參考各國租稅獎勵 措施之合理性、先進行財政支出規劃及稅式支出評估、未來租稅獎勵應朝向彈性立法與紀律執 行、且獎勵工具應多元化納入直接貼補與其他獎勵方式、而投資抵減產生的租稅利益，不應超過 該投資實際支出的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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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 21 世紀的台灣在面臨國內經濟逐漸由科技產業及專業服務業取代傳統 產業的轉型之際，以及來自國外經濟自由化的趨勢為全球經濟帶來嶄新的局面的 雙重挑戰下，加上兩岸經貿相互依賴關係日深，形成對台灣經濟長期發展的影響 力，台灣需要擬訂新的競爭策略，經過專家學者的反覆評估，得到一個共同結論，
就是「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Asia 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s Center, APROC）」計畫。李登輝總統認為應該以製造業及研發活動作為台灣經濟政策的 基礎，而利用過去進行金融自由化所致之成效，給予產業補助與支持，進行產業 的轉型工作，而此轉型策略應致力於將台灣打造為亞太營運中心，不僅驅使台灣 經濟發展朝向高於價值鏈的目標邁進，同時也能反制台灣企業以發展低價值附加 產業向中國靠攏（Wade, 2004）。
建設亞太營運中心的目標，在進一步提升台灣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程度，
促使國內、外人員、貨品、資金、資訊及服務能夠便捷地流通，吸引跨國企業並 鼓勵本地企業將台灣作為投資及經營東亞，包括中國市場的根據地，凸顯台灣在 此一地區經濟整合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而為了讓台灣的優越條件在亞太營運中
促使國內、外人員、貨品、資金、資訊及服務能夠便捷地流通，吸引跨國企業並 鼓勵本地企業將台灣作為投資及經營東亞，包括中國市場的根據地，凸顯台灣在 此一地區經濟整合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而為了讓台灣的優越條件在亞太營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