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理論探討
第二節 台灣與南韓相關文獻回顧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為後民主化階段、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結束時期的政治 經濟發展過程，探究兩國國家角色的轉變模式。本論文以歷史制度主義的核心概 念「路徑依賴」為主要概念架構，透過「關鍵轉折」使原先制度產生改變因而發 生「反饋效果」來說明台韓兩國於不同歷史階段制度變遷及延續的過程；此外，
國家角色轉變所帶來之影響並非單一因素所能解釋，而以制度因素解釋最為穩 定，故採歷史制度主義作為研究途徑。
第二節 台灣與南韓相關文獻回顧
2-2-1 以新制度主義為研究途徑之相關文獻
Fields（1995）以「制度性鑲嵌」之概念，闡釋台灣南韓兩國的企業與政府 關係；郭承天與蔡增家（1998）則從制度角度出發，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對日本、
南韓與台灣之影響，闡釋何以三國出現不同之結果。Fields 在 Enterprise and the State in Korea and Taiwan 一書中以「制度性鑲嵌」的概念比較台灣與南韓的政府 與企業，強調企業被環境制約的部分（1995：7-13）；對這兩個國家來說，市場 的選擇明顯地被社會關係與文化規範所影響，而環境因素對於政府的角色，在塑 造與操作、甚至是創造經濟制度與組織時，也顯得格外重要。Fields 指出，台灣 關係企業的出現及其發展不同於南韓的財閥，這解釋了為何台灣的關係企業對於 國內經濟的重要性遠不及南韓的財閥；同時，台灣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的干預，也 較南韓政府有更多的限制，此外，台灣又因為意識型態的影響，尤其是歷史遺緒 與移植少數政體的政治必要性，導致台灣所採取的發展策略以及所創造出的政經 制度與南韓完全不同。
郭承天與蔡增家的研究（1998）“Differential Impact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Crisis on Taiwan, Japan and South Korea: A Politico-Institution Explanation ＂試圖 找出何以日本、南韓及台灣在 90 年代以前經濟快速發展，卻因 1997 年金融危機 發生而使其經濟受挫的原因、這三個國家處理金融危機之能力、及其受金融危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影響程度不同之原因19。郭承天與蔡增家指出，多數自由經濟學家或是發展型國 家理論者無法對於 90 年代中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提出警告，他們因此關 注政治制度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並以此為分析架構途徑探討存在於政府、執政 黨、地方派系與企業集團之中的政治制度關係；作者發現，這三個東亞國家在政 治制度上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而由過去成功的經濟表現看來，這些制度的運作 對於大規模的資源動員有所助益，但是也因為長期以來資源使用上的無效率而造 成制度的「惡性循環」。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雖然造成這三國經濟衰退，卻也給 予其再造「良性循環」之契機，雖然對於資源的大量動員是有幫助的，因此認為 東亞金融危機並非凱因斯政策20所能解決，而是需要透過上述政治制度中行為 者—政府、執政黨、地方派系、企業集團四者之間的重新調整，創造一個讓資源 可以有效率使用的監測系統（Kuo ＆ Tsai, 1998）。
2-2-2 亞洲金融危機之成因與影響相關文獻
1997 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僅摧毀了東亞奇蹟此一「迷思（myth）」， 也迫使世界第十一大經濟體南韓為挽救其瀕臨瓦解的經濟而接受 IMF 的援助計 畫。本論文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比較台灣與南韓國家角色之轉變，而被視為是全球 化「出錯」之案例的亞洲金融危機，則成為本節文獻檢閱的主要內容；本節將分 別檢閱探討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原因以及探討亞洲金融危機對台灣與南韓之影響 的相關文獻。
學者對於造成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原因有不同的說法，主要的觀點有 二：21一派學者認為亞洲金融危機是由於東亞國家之總體經濟表現疲弱或者基本 面的惡化所導致的；例如 Krugman（1998）認為，許多亞洲國家的一般大眾與
19 郭承天與蔡增家（1998）認為，在金融風暴發生前，東亞區域的經濟霸權日本卻在 1992 年突 然發生泡沫經濟，這顯示其經濟體制的脆弱性；金融風暴的發生重創日本及東亞四國的經濟，除 了貨幣貶值之外，還伴隨著股市的崩潰，從成長率來看，台灣較東亞其他國家受金融風暴的影響 程度輕微，而南韓則是經濟表現最差的一國。
20 指大有為政府的干預政策，主要為採行赤字預算以及擴大政府財政的支出。
21 參考陳南光與張光亮（2002）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源起：基本面或傳染？」一文中對於亞洲 金融危機成因之探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投資者都認為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負債得到政府明示或暗示的保證，即政府直接或 間接鼓勵過度放款或過度風險承擔，由此道德危機（moral hazard）所導致的信 用快速擴張和高度曝險，使銀行潛在壞帳急速增加，也使該國金融部門更加脆 弱。另一派學者則認為，金融危機本身具有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和傳染
（contagion）的特質，即使基本面良好的國家也可能因為其他國家的波及或投資 大眾預期的改變而遭致金融危機；如 Sachs（1998）認為，國際貨幣系統的崩潰 導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自泰國發生財務金融恐慌後，鄰近的馬來西亞、印尼及 菲律賓也受到影響，甚至香港及東北亞的日本及南韓均遭受波及，而台灣及中國 也受到某些程度的衝擊，成為蔓延亞洲的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對多數亞洲國家最初的影響為幣值大貶，連帶造成股市重挫，
而台灣雖遭受衝擊，卻因經濟體質與制度較其他亞洲國家健全、政治民主化程度 較高以及過去失去中國大陸統治權的影響而採取保守的金融自由化作法、80 年 代採取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發展策略而大幅降低台灣受到亞洲金融危機之影 響程度；但是，台灣基本上還是一個依賴出口貿易的經濟體，與亞洲各國往來密 切，不免於危機發生後的隔年出現經濟下跌情況。周濟（1998：7-15）認為，東 亞各國經濟體質脆弱外匯存底有限，當出口成長減緩便無法償還外債使整體經濟 受到影響，且各國自由化的進程未按部就班，政府強力扶植企業更使國家特權林 立，無法達到經濟自由化的成效而造成嚴重的後果，在 1996-1997 上半年當東亞 經濟成長減緩時，各國並未提出任何有效的振興方案，加上貨幣貶值的預期心理 逐漸形成，導致泰銖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引發亞洲金融危機使各國景氣立即 產生嚴重衰退。反觀台灣在經歷 70 年代的石油危機後逐步進行自由化，促使經 濟穩固發展，因而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初，台灣經濟並未呈現嚴重衰退局面。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吳榮義（1998）認為同時期的台灣因政治民主化程度較 其他亞洲受創國家進步而減緩亞洲金融危機對台灣的衝擊程度，這主要是因為政 治民主化可以節制利用關係及特權的貸款、金融制度不夠現代化與透明化、管理 不善等造成危機發生的重要因素。亞洲金融危機仍舊影響台灣經濟，其主要在於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台灣與亞洲各國經貿往來密切，在亞洲國家經濟的衰退影響下，導致台灣呈現負 面衰退，使得 1998 年初台灣出口不斷下滑，逐漸感受到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衝擊
（吳榮義，1999）。
王振寰比較台灣跟南韓，認為台灣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害程度較輕的原因在 於國民黨政府因 1948-9 年的上海金融危機而失去大陸，因此對於金融開放採取 較為謹慎的態度，對於金融自由化也採取保守的作法，除了考量中國資本滲透股 市的可能性，形成政治與經濟危機外，台灣的資本市場並未與全球完全連結，而 過去保守的金融政策導致的巨額外匯存底，使得台灣成為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創較 輕之特例（王振寰，2003）。
探究南韓為何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大部分學者歸咎於南韓的財閥 經濟及與此經濟模式密切相關的外債問題。自 1973 年朴正熙發佈以重化工業為 國家發展重點之後，南韓財閥在大量政府資金的扶持下快速擴充發展，成為南韓 經濟發展的主體，加上南韓的政、經方式多模仿日本，但因起步較晚，為與日本 搶奪海外市場，財閥需要付出較高的代價，所獲得的利潤卻不多。另一方面政府 為抑制財閥的膨脹，嚴格的控制金融機構，以防止落入財閥手中，又為減低銀行 受財閥擴張影響的對外借貸，而於 1981 年宣布國際化的計畫，允許外人進入南 韓資本市場，進行投資的信託基金業務，此舉卻使財閥為尋求資金的持續挹注，
轉向海外尋求資金的借貸，政府在擔心資本流入會對匯率生影響之情況下，只得 對匯率採取干預態度，南韓財閥便在政府的揠苗助長下根基不甚穩固，因而成為 亞洲金融危機重創南韓的主因。
南韓的經濟建構在體質不甚健全的財閥之上，其過度投資導致負債過高，政 府與財閥長期掛勾並支持財閥大量向國外舉債以擴充規模，因無法獲得足夠的利 潤只能以債養債繼續借入更多的外債，形成其外債遠高於外匯存底，政府也因此 無法發揮金融監督的功能，使情況更為嚴重。南韓一貫的經濟政策為政府控制金 融機構，由政府、財閥與銀行共同結合來扶植財閥的發展，銀行依據政府的政策 指示，而非對企業體質之判斷給予其貸款，只要政商關係良好就沒有破產的危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機，政府的支持使得南韓的財閥經營態度產生「軟預算」效果，當危機產生時無
機，政府的支持使得南韓的財閥經營態度產生「軟預算」效果，當危機產生時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