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台灣國家角色之轉變
第三節 2000 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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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新興產業上，同時由於民主化更進一步的影響，政府過去主導政策的能力 隨著威權強制力的瓦解而逐漸失去功效，技術官僚用以控制政策執行和政策產出 的能力也同樣面臨惡化的情況，例如當產業大量出外投資之際，政府呼喚「根留 台灣」的聲音被許多傳統產業整廠遷移的舉動所淹沒，而由政府失敗的南向政策 觀察出，儘管政府擔心過多的西向投資會造成對中國在經濟方面的高度依賴，減 弱兩岸談判時的籌碼，但西進的投資仍舊遠多於南向（劉鴻暉，2000：191-192），
顯見經濟發展的需求遠大於國家政治的考量。
1998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東亞地區經濟，重創過去世人所稱羨的經濟奇 蹟，台灣與其他國家相比雖然受害程度較低，但其金融制度已出現問題，政府卻 只透過不斷的紓困將其掩蓋掉，並未徹底改革整體制度任其演變成現存不甚健全 的銀行體系。此外隨著中國的開放因而強化兩岸經濟往來關係，政府對於經濟政 策的發展卻以國家安全重於一切為由，提出企業根留台灣，以戒急用忍為基礎達 到減緩兩岸實質經貿互動的目的，對於企業向外投資的需求則以南向政策作為因 應，使得身處全球化脈絡下的台灣，卻因政治的考量而失去其經濟優勢，逐漸失 去競爭能力。
第三節 2000 年後
2000 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由過去威權轉型為後民主化國家後，邁向民主 鞏固的階段發展，然朝小野大的情形卻使經濟政策的推行受阻，與民眾息息相關 的是，陳水扁政府諸多政策措施引發朝野嚴重的衝突與對立，政府空轉可能導致 民間社會缺乏信心，對於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此外 2000 年美國發生網路泡 沫化，衝擊台灣經濟成長，本節先說明 2000 年後台灣經濟發展的歷程後，分析 政府對於經濟政策作為影響的程度，探究國家角色的轉變。
3-3-1 經濟發展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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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的總統選舉是影響台灣政治情勢發展的重要選戰，其意涵不僅象徵 著台灣首度進行政黨輪替，同時也是中央政府層級首次進行行政與立法部門分黨 治理的時代，其最引起社會關注的是，在這樣的政府體制運作下，掌握實權的總 統與立法院絕對多數席次分別為不同政黨所掌握，造成總統、行政院長與國會關 係的不協調。由於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之間意識型態的差距28，導致重要政策的 制訂往往遭致延宕擱置的命運，抑或立法院過度掣肘行政權，阻擾總統、行政院 長所推行的政務。從另一種角度看來，朝野政黨的界線不容易區隔，彼此的政策 立場混淆，政治責任難以清楚劃分，爭功諉過的現象遂接踵而至，政策制訂疏失 的責任無法釐清（吳重禮，2007：55-56）。分裂政府不僅顯示出陳水扁總統無法 控制國會，而行政與立法兩部門的不同調更使政策制訂過程受阻，其原先承諾與 在野黨共享權力之承諾未達成，更使其領導能力減弱，因而減緩經濟政策制訂與 推行的程度，同時由於停建核四除強化政黨對立的局面外，令規模龐大且早已於 立法院通過三讀的案子，於民進黨上台後停擺而耗費許多成本，也使台灣經濟重 要指標下滑。
台灣在民進黨執政後的 2001 年面臨了戰後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情形，經 濟成長率為-2.18％，雖然因全球化影響力漸增，而使美國網路產業泡沫化衝擊台 灣經濟，讓台灣景氣燈號連續 15 個月出現藍燈（從 2000 年 12 月起到 2002 年 2 月止），綜合判斷分數則出現 6 個月的最低分 9 分，是有史以來景氣最差的時期，
但很大部分仍能歸因為民進黨的政策混亂所致，顯見台灣政治上的失序似乎正阻 滯著經濟發展（李顯峰、陳紹容，2003：5）。首先由於民進黨有強烈的台獨色彩，
因此對於國家安全更重於國民黨政府，更重視要求中國以「國對國」的方式進行 協商。因此民進黨政府對於不斷與中國整合的台灣經濟發展狀況，採取政治手段 予以干涉。
其次由於大多數民進黨菁英出身法政，對於經濟事務不了解也缺乏經驗，在
28 2000 年政黨輪替後，由民進黨取得執政權，然立法部門多數仍由泛藍（國親兩黨）取得，而 泛綠（民進黨、台聯）陣營主要訴求為台灣獨立，故形成行政與立法部門意識型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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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之初起用缺乏行政經驗的學者教授，而造成行政混亂的現象，或是延續過去 國民黨時期的官僚，因對於民進黨理念的不認同而使官僚體系缺乏向心力，進而 造成國家官僚體系陷於無能的狀態；第三則由於民進黨過去在野的身份，並無落 實選舉政見的經驗，加上其許多政見與經濟發展成背道而馳的趨勢，其在經濟發 展政策上，為了吸引投資刺激買氣，民進黨政府改變過去重點產業發展的方向，
將減稅措施適用於所有產業，包括房地產與傳統產業，改變過去政府挑選特定產 業予以扶植之用意，也因大量減稅造成國家稅收的不足，發現民進黨政府企圖取 悅所有人，而使其政策毫無重點且互相矛盾（王振寰、蘇耀昌，2002：24-26），
造成經濟發展的停滯不前。且為贏得選舉，民進黨政府開始祭出福利政策，使得 台灣的福利措施呈現快速增加的趨勢，而不像民主鞏固後的西方國家呈逐漸減少 的趨勢，社會福利支出由 1991 年的 979 億元上升至 2001 年的 3760 億元，社會 福利的支出也於 2001 年首次超過國防預算，在稅收減少支出大幅增加的情況 下，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急速增加，造成嚴重的財政危機。
此時國內外政經情勢已出現轉變，產業界要求鬆綁「戒急用忍」政策，以及 兩岸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必須考量提升企業全球競爭力的需求，
兩岸經貿亦為全球經濟的一環，不宜持續以「戒急用忍」之消極作為防堵投資中 國，主張對中國投資應秉持「全球佈局，策略性開放」原則。2001 年 8 月台灣經 濟發展諮詢委員會對「戒急用忍」政策鬆綁，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
進一步加速與中國在經濟方面的合作。而為拓展於中國打壓下的外交空間，將過 去國民黨時期的南向政策逐漸政治化，試圖以私人訪問的形式到東南亞國家，同 時提出以南向投資政策取代過去的南向政策，至 2002 年 9 月才提出「新南向政 策」的概念。陳水扁總統於 2002 年 7 月 29 日在對亞洲台灣商會聯合會年會致詞 表示「台灣要走自己的路」，不能對中國過度依賴，中國並非台灣唯一的市場，
希望在政治基礎上進行經濟發展，且在中國外交打壓的情勢下，拓展與東南亞國 家的外交關係，因此提出新南向政策最主要的原因，是基於政治、外交與經濟安 全，希望降低對中國的依賴，以確保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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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踐新南向政策，政府與東南亞各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29，並透過中央銀 行對本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辦理外匯轉融通，協助東南亞台商取得融資，中國輸 出入銀行提供廠商海外融資、工程融資、信用保證等，擴大海外金融服務等，更 與東協國家簽訂「避免雙重課徵所得稅協定」、「貨物暫准通關協定」。也與東南 亞國家簽署「資訊產業合作協定」，協助國內資訊廠商赴當地進行組裝和低階代 工，並動用「國合基金」提供貸款，為東南亞各國政府建立資訊系統，之後將「國 合基金」由 122 億元新台幣提高到 2 百億元新台幣，並大量運用至東南亞無邦交 國，提供台商、華僑優惠貸款等。經濟部更於在 2002 年 8 月 21 日研擬「台商赴 東南亞投資配套措施」，初步擬定 15 項配套方案30。新南向政策因政府缺乏強有 力的資金與政策工具，也不如南向政策推行時由政府帶動企業進行，同時新南向 政策的政治與外交目的性高於實質經濟效益，使得民間企業缺乏配合政府南向的 意願，反而將其產業外移至中國，使新南向政策的推行大為不易。
為了促進更進一步的經濟發展，政府於 2000 年開始致力推動以知識為主的 經濟活動，創造更有利於知識產業發展的環境，除繼續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來鼓 勵研究發展及創新活動之外，政府也朝向國際化的方向推動企業合併，以因應加 入 WTO 後的台灣產業所需面對更為激烈的競爭（丁錫鏞主編，2001：75）。以「國 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推動計畫」、「科技化國家推動方案」、「產業自動化及電子化 推動方案」與「加強資訊軟體人員培訓方案」等重要計畫，奠定知識經濟發展的 基礎，而為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政府於 2001 年 1 月核定通過「知識經濟 發展方案」，其中包含 57 項具體執行計畫，預計以五年時間來推動完成（行政院 經建會，2000：3）。
此外在面對知識經濟、綠色環保世紀來臨的新挑戰，國家經濟建設的推動必
29 依次優先順序分別是新加坡、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越南與菲律賓。
30 包括（1）成立東南亞經貿入口網站、（2）解決台商赴東南亞投資的問題、（3）協正紡織業投 資東南亞、（4）和各國推動資訊業雙邊會議、（5）運用 WTO 架構建立經貿諮商、（6）協助政府 推動和東南亞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7）建立東南亞行銷通路、（8）提供台商赴東南亞投資融 資、（9）協助東南亞台商幹部回台訓練、（10）協助解決台商赴東南亞投資的子女教育問題、（11）
加強對東南亞國家經援、（12）提供東南亞國家技術合作、（13）增加對東南亞採購、（14）強化 和東南亞國家經貿人員交流互訪、（15）提升和東南亞國家經貿對話層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