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台灣國家角色之轉變
第四節 台灣國家角色模式轉變之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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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政策引發朝野嚴重對立引起社會衝擊外，此朝野對峙政策空轉與意識型態掛 帥的情勢，使得財經政策的制訂受到杯葛與阻攔，而不利於整體經濟發展，政府 為改善經濟不振，提出強化資訊建設和全球連結，以資訊、生命科技、媒體等產 業帶動知識經濟的發展，除過去提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外，
之後更提出以高科技產業作為新經濟發展之核心產業的「綠色矽島計畫」，進行 台灣經濟發展的轉型，卻忽略政府並不具備足夠的能力來駕馭不穩定的知識經 濟，使欲實踐的政策其效果有所落差，如打造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之計畫因兩 岸關係的模糊而中斷，由於政府缺乏過去落實政策的執行力，使得國家過去主導 經濟政策的能力開始減弱，隨著民主化的逐步發展，更加強政府能力的弱化。政 治上嚴重的對立使得經濟發展更為不利，從而影響國家角色的主導力量，造成經 濟發展的停滯，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帶動台灣經濟與政治的發展，卻由於特殊歷 史脈絡，此刻面對政治與經濟對立發展的矛盾，政府該如何發揮其政治力量以解 決此困境，並以影響經濟政策作為的能力帶領台灣經濟再創新局，則為政府當局 執政的重要課題。
第四節 台灣國家角色模式轉變之因素分析
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國家角色的定位一直是爭議性的問題，台灣過去經濟發 展的成功被譽為「經濟奇蹟」，尤其是 60 及 70 年代，穩定的物價與快速的經濟 成長，奠定台灣卓越的經濟發展模式。早期經建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 1953 年第一期四年經建計畫），因當時的民間企業尚未茁壯，相對的政府便具有 主導力量，而在威權體制較為穩定的政治架構下，一方面尊重市場機能與比較利 益，一方面經由經建計畫讓技術官僚發揮所長，當時以勞力密集產業配合深具彈 性的中小企業，充分發揮台灣的優勢，加上政府政策的適當配合，因而促進經濟 的快速成長。80 年代開始，經濟自由化成為全球性的趨勢而與過去發展環境有 所不同，加上台灣因解嚴、兩岸互動，開放黨禁、報禁，在政治上由威權體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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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轉變為民主政治，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同步發展，社會文化也隨著快速變 遷朝多元化方向邁進，台灣經濟發展受這三方面因素交互影響，雖然略有亂象呈 現，但也逐漸朝產業轉型與升級前進（施建生編，1999：Ⅱ）。
90 年代台灣經濟結構有了很大的轉變，1988 年服務業的生產值首度超過工 業，到了 2000 年台灣工業與服務業產值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分別是 32.37％比 65.57％，農業比重更減至 2.06％，政府更持續以自由化、國際化與制度化的「經 濟三化策略」，以及科技導向的發展高科技工業政策，因應台灣社會的多元化、
美國新保護主義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競爭，雖然台灣經濟發展獲致相當成效，但卻 持續受到外貿順差所導致經濟外部不平衡的壓力，迫使政府為穩定匯率不得以透 過外匯市場的政策干預，以及為避免貨幣供給額成長過快所採取的沖銷措施，皆 延長台灣整體經濟結構的調整期。政府希望藉由推動「振興經濟方案－促進民間 投資行動計畫」，及「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的重大政策，而將台灣 企業出走、資金外流的現象，轉化成積極為台灣經濟找尋新方向，建造經濟競爭 的新優勢（陳添壽、蔡泰山，2006：190-191），雖於此過程中順利的通過 1998 年 亞洲金融危機帶給台灣經濟的挑戰，但台灣已隨著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日趨 完善，導致國家逐漸失去其自主性，財經官僚的決策經常受到利益團體的干預而 有所改變，引發政治與經濟發展的對立，使經濟政策無法實施。
2000 年民進黨政府執政後，政治發展與經濟趨勢矛盾的情形更加惡化，財 經官僚體系無能情形更為嚴重（王振寰、蘇耀昌，2002：26），經建會落實經濟 政策的能力大為減弱，政府對於經濟政策的作為，由 90 年代開始、至 1998 年亞 洲金融危機時期到 2000 年民進黨執政以來，其領導地位大不如前，顯見國家的 主導角色隨著全球化而來的經濟與政治發展日益減弱，以下則歸納台灣於 90 年 代、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以及 2000 年過後的三個階段，以歷史制度主義的核心 概念－路徑依賴說明國家角色此一制度變遷的原因，及其變遷所產生的影響。
90 年代台灣在經濟上進行全面自由化，政治方面也逐步進行改革而由威權 漸趨往民主發展，民主化重新設定經濟政策制定的遊戲規則，財經官僚在制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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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目標上的主導性開始下降，其運用工具的自主性也隨之降低，因此在台灣進行 民主轉型的 90 年代，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出現許多乖違現象，財經部會在推 動政務的過程，都會遇到不易克服的政治關卡，使公部門投資的預期經濟效益無 法發揮、重大施政計畫的進度嚴重落後、公共工程的成本控制難以落實、民眾的 公共利益與公共安全無法獲得有效屏障、行政公權力的獨立性與公平性遭遇嚴重 侵蝕、不正當的利益輸送無法防堵等各種失衡現象（朱雲漢，2000：2-3）。民主 化的影響，使國家角色主導經濟發展的功能產生轉變，使政策上的缺失降低民眾 對政府的信任，嚴重削弱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也減緩台灣整體經濟發展。
自 80 年代末期開始全球化的影響大增，隨之而來的是民主化與自由化的進 展，因而帶動台灣政治與經濟的共同發展，卻由於台灣特殊的歷史發展，造成台 灣在政治上與中國敵對的狀態，使得台灣於國際上的發展多所侷限，由 1998 年 亞洲金融危機後可看出中國對台灣的打壓，亞洲地區興起的區域經濟合作網絡上 台灣始終被排除在外，出現區域經濟整合邊緣化的危機，又由於 90 年代開始台 灣產業開始外移中國，使台灣在經濟發展上與中國高度整合而深受中國影響，
2000 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執政，去中國化與本土化的勢力高漲使台灣政治情勢 日漸混亂，此一政治與經濟發展的背離狀況，因而使政府於推動經濟政策上充滿 阻礙，造成經濟發展的停滯現象。
由此可看出台灣國家角色自 90 年代開始、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至 2000 年過後政黨輪替的三個階段，隨著全球化勢力的逐漸增加，加速政治民主化與經 濟自由化的發展，國內政經體制開始轉變，也使過去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主導一切 發展的能力，由於民主化的影響而改變，政府雖以經建會作為經濟政策執行之機 構，仍居經濟政策的主導地位，然自 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後，政府施政開始注 意人民的需求，1996 年首次公民直選總統，更加速台灣民主化的進程，同時使 政策從制訂到執行的過程更顯複雜且多元化，此外台灣與中國特殊的兩岸關係，
形成彼此在經濟上的高度互賴，政治上卻相互對立的窘境，亞洲金融危機雖未造 成台灣經濟的重創，卻因東南亞國家不穩定的經濟發展而加深台灣對中國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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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程度，也因中國的打壓使台灣無法參與區域經濟合作，2000 年台灣政黨輪 替，台灣邁向民主鞏固階段，但國內卻因去中國化與本土化而造成局勢混亂，政 策制訂與執行更顯困難，嚴重影響經濟成長，使得政府雖能主導經濟政策作為的 方向，卻隨著民主化的逐漸發展，使政策制訂與執行過程必須兼顧多元勢力，而 減緩降低其領導的程度。
因此在現今國際新自由主義的環境中，以及國內政治民主化的雙重壓力下，
傳統由國家積極介入發展的政策與作為，逐漸失去其效用，由台灣自 90 年代開 始的實際發展可得到證明，自「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到「亞太營運中心計畫」， 甚至是 2000 年民進黨政府提出的「全球運籌中心」、「綠色矽島計畫」等，都是 朝向鼓勵創新產業與建立區域中心角色的新策略，以提昇台灣的產業競爭力和國 際資本的投資計畫（王振寰，2003：23），雖由經建會主導推動經濟政策的執行，
但隨著全球化而來的民主化，實際上台灣之國家角色已喪失過去對於經濟政策的 執行與落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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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四章 南韓國家角色之轉變
60 年代的南韓是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落後經濟體，韓戰爆發後其經濟十分 蕭條，僅勉強依靠外援維持發展，經濟發展始於 1963 年，在朴正熙政府的政策 主導下以安全和經濟為考量，將重化工業（Heavy-Chemical Industry, HCI）做為 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軸，全力推動國家經濟的大推進（big push），在歷經五個五年 經濟發展計畫（1962-1981）後，南韓平均每年的經濟成長率高達兩位數（蔡增 家，1998：30），出現自戰後以來最大幅度的經濟成長。南韓政府以威權統治來 促進經濟發展，於 1961 年成立經濟企畫院統合各部會資源全力發展經濟，並以 國務院總理身兼經濟企畫院長增加企畫院的政治權力，此外國家經濟結構以出口 能力強、產值高的財閥為主體，政府控制金融機構，並以減稅及優惠的銀行貸款 要求財閥配合重化工業發展政策，南韓政府也大舉對外舉債，讓財閥有充裕的資 金能夠全力發展，南韓便在政府主導發展的模式下，締造漢江經濟奇蹟。繼任的 全斗煥卻遭遇因實施重化工業政策八年所產生的通貨膨脹，以及第二次石油危機
60 年代的南韓是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落後經濟體，韓戰爆發後其經濟十分 蕭條，僅勉強依靠外援維持發展，經濟發展始於 1963 年，在朴正熙政府的政策 主導下以安全和經濟為考量，將重化工業（Heavy-Chemical Industry, HCI）做為 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軸，全力推動國家經濟的大推進（big push），在歷經五個五年 經濟發展計畫（1962-1981）後，南韓平均每年的經濟成長率高達兩位數（蔡增 家，1998：30），出現自戰後以來最大幅度的經濟成長。南韓政府以威權統治來 促進經濟發展，於 1961 年成立經濟企畫院統合各部會資源全力發展經濟，並以 國務院總理身兼經濟企畫院長增加企畫院的政治權力，此外國家經濟結構以出口 能力強、產值高的財閥為主體，政府控制金融機構，並以減稅及優惠的銀行貸款 要求財閥配合重化工業發展政策，南韓政府也大舉對外舉債，讓財閥有充裕的資 金能夠全力發展，南韓便在政府主導發展的模式下，締造漢江經濟奇蹟。繼任的 全斗煥卻遭遇因實施重化工業政策八年所產生的通貨膨脹，以及第二次石油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