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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政府角色由主導地位轉向為干預，其對於經濟政策作為程度也大幅減低，從中 分析這段時期南韓國家角色的轉變，並歸納說明導致轉變的因素。
第五章 結論與研究建議
歸納上述兩章台韓兩國國家角色轉變的過程並加以比較，探究造成差異的原 因，最後簡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對於台韓兩國政府主導經濟政策作 為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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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章文獻回顧與理論探討
本章分為三個部分，分別針對新制度主義、台灣與南韓兩國個別案例、以及 全球化理論之相關國內外文獻進行檢閱及探討。首先，將簡單說明學界過去研究 東亞國家發展模式所採用之「發展型國家」理論，進一步說明為何本論文選擇新 制度主義為研究途徑，同時也將說明傳統制度主義與新制度主義之異同、討論歷 史制度主義；其次，檢閱台灣、南韓兩國國家發展經驗與模式的相關文獻，著重 在以新制度主義為途徑的研究以及探討亞洲金融危機與國家角色的相關文獻；最 後則是對影響台灣與南韓兩國政經發展的全球化脈絡進行簡要的理論回顧。
第一節 新制度主義相關理論探討
2-1-1 發展型國家理論
早期研究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發展經驗的經濟學者，多半認為東亞國家經濟成 功的原因在於政府採取自由的經濟政策、尊重市場機制以及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 政策等作為以協助企業的發展。研究日本發展的學者 Chalmers Johnson 則發現，
通產省對日本經濟的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並提出「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
（capitalist development state）的概念，認為政府對於經濟的介入是導致東亞地區 經濟發展成功的原因；Johnson 所提出來的「發展型國家理論」因此成為研究東 亞國家經濟發展模式之重要理論。
根據發展型國家理論的說法，東亞國家經濟成功轉化的原因在於國家所發揮 的作用；無論是社會制度的安排或者是發展政策的制訂，都和國家的任務與功能 密不可分（龐建國，1997：35）。國家決策和執行既定政策之能力有幾個重要的 面向：第一，就是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國家官僚體制一方面要具有能力規 劃政策，另方面則是有效執行這些政策。第二，具有自主性的國家在政策上是與 市場原則搭配而非反市場原則。第三，雖然強調國家自主性的重要，但國家的自 主性是透過公私部門間特殊的制度安排來達成（王振寰，2003：8-10）。簡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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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的核心概念是：國家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國家透 過與市場的互相配合來達成其發展目標。
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發展型國家理論逐漸受到批評，這些批評常以亞洲 金融危機作為依據來質疑發展型國家理論概念的解釋力與持續力不足，甚至認為 發展型國家理論只注意國家與市場、社會之間的關係，忽略國家發展的內外結構 性與歷史因素，過於簡化東亞國家的發展軌跡；歷經亞洲金融危機後，東亞國家 的政治與經濟體制皆有所改變，進一步影響發展型國家理論的適用性（Kim, 2005：64）。王振寰的研究即指出，在現今國際新自由主義的環境裡、以及國內 政治民主化的雙重壓力下，東亞的發展型國家（特別是台灣與南韓）中，傳統上 國家積極介入發展的政策和作為越來越失去效用，無法再以發展型國家自居（王 振寰，2003：23）。
在對發展型國家理論文獻進行批判性回顧的基礎上，以青木昌彥針對東亞國 家過去的發展經驗作為出發，採取比較制度為研究基礎，認為政府之作用在於創 造良好制度，供企業於市場運作以獲得經濟成長，因此本論文採取新制度主義為 研究途徑，針對台灣的經建會與南韓的經濟企畫院自 1990 年代以來的經濟政策 內容分析為主，試圖探究全球化脈絡下台灣與南韓兩國歷經威權體制轉型、亞洲 金融危機時期與亞洲金融危機結束後的三個歷史階段之政治經濟發展中國家角 色的轉變。
2-1-2 傳統制度主義與新制度主義
新制度主義興起於 1980 年代；相對於傳統的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關注並 強調公共部門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之重要性，但是它同時也反映傳統制度主義的 特徵，主要包括對法律與整體結構的重視14。在社會科學的行為主義發展影響下
14 傳統制度主義於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成為政治學的基礎，其第一個特徵是它關注法律以及 法律在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法律構成公共部門自身的框架，也成為政府影響其公民行為的主要方 式；第二個特徵強調結構的重要性，尤其特別關注政治體系主要的制度特徵；第三個特徵是傾向 於對整個系統進行比較；第四個特徵則聲稱其分析是以歷史為基礎，所關注的是當代政治體系如 何嵌入到歷史發展和社會經濟以及文化現實中；最後，傳統制度主義者在其分析中表現出強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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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s, 1999）。
新制度主義在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基礎上，提出價值偏好、集體行動與資訊才 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關鍵。目前學界較為主流的分類是將新制度主義分為「歷史制 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以及「社會學制度主義」（陳家剛，2004；Hall ＆ Taylor, 1996；Immergut, 1998）。在新制度主義的理解中，廣義的「制度」包含「正 式限制」、「非正式限制」和「制度的執行機制」等三部分；這些定義甚至認為具 有持續性且能約束人類互動行為的機制（亦即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則）也可視為 制度（North, 1991）16。新制度主義的不同學派則對於制度的界定有所不同；歷 史制度主義認為制度是由內因所形成、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視制度為人為的外在創 造、社會學制度主義則將制度界定為人類文化不斷累積的詮釋17。
關於制度分析，Hall and Taylor（1996）認為任何制度分析的核心是制度如 何影響個人行為，因為制度是經由個人行為才對結果產生影響。基本上，新制度 主義是透過所謂「計算途徑（calculus approach）」與「文化途徑（cultural approach）」
來探討「個體如何行為」、「制度發揮什麼作用」，以及「為何制度會隨著時間變 化而繼續存在」這些重要的問題。採用「計算途徑」者認為，行為者的目標或偏
規範因素，要求事實與價值分離，要求政治學更關注事實。（李英明，2005：3；Peters, 1999）。
15 50 及 60 年代的行為革命，目的在於修正二次世界大戰前傳統制度主義所強調的主權、合法性 與政治制度之研究途徑，行為主義將政治行動的產出視為個人行動的集合，同時以個人的行為與 特質為主要的解釋變數，重試行至觀察假設的科學方法，而非著重於質化資料的科學建構（謝俊 義，2000）。
16 North 認為，制度是人為制訂的限制，用以約束人類的互動行為，也因此制度構成了人類交換 的動機（North, 1991）。Thelen and Steinmo（1992）則認為，制度不只是一個變量而已，透過塑 造行為者的策略和目標以及斡旋其合作與衝突的關係，制度建構了政治的情境並且對政治結果產 生顯著的影響。
17 不同學派的新制度主義對於制度的定義分歧，謝俊義歸納之後指出，制度是中介層次，其包 含正式與非正式的層面，且具有合法性，會隨著時間而呈現穩定，此外制度規則區分為憲政規則、
運作規則與集體行動規則（謝俊義，2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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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all and Taylor,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44: 936-957；黃宗昊，2004，〈台灣政商關係的演變：歷史制度 論分析〉。《問題與研究》4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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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歷史制度主義，Thelen and Steinmo（1992）認為歷史制度主義與理性選 擇制度主義同樣關注「制度如何塑造政治策略和影響政治結果」，但是因兩者的 假設有著重大差異而形成不同的研究途徑。對於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制度與戰 略環境的特徵一樣重要，可對自利行為加以制約，因此政治和經濟的制度，對於 關心現實世界政治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而言是重要的，因為制度是能界定或至 少可制約政治行為者在追尋其利益所採用的策略。對歷史制度主義者來說，制度 成為提供政治行為者界定其策略與追求利益的核心前提，且希望更進一步的論證 制度在構建政治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時在比狹義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模式更 為廣闊的政治史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歷史制度主義與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在個人偏好形成的問題上存在更大的差 異。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在假設的層面上處理偏好的問題，歷史制度主義者卻認為 很難在個人與團體間確定對於自我利益之界定。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儘管在 特定的分析情境裡，通常要經由情境結構本身去推斷政治行為者的偏好，以使其 自我利益可操作化，但透過假設政治行為者是理性的，而且會基於自我利益最大 化而行動，將使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在理論上擱置個人偏好形成的問題。歷史制 度主義者主張，制度情境不僅塑造政治行為者的策略而且還塑造行為者所追求的 目標；透過將目標、策略及偏好視為可被解釋之物，歷史制度主義者指出，除非 已知相關情境，否則認為關於自利行為的規範假設都是無意義的。Thelen（1999）
認為，相對於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將制度視為產生或維持均衡的協調機制，歷史制 度主義強調在具體過程中對於制度的產生及其鑲嵌，提出「制度演進」與「路徑 依賴」作為區隔制度穩定與制度變遷的方式。
社會學制度主義將個人視為行為邏輯的適當社會化角色，以此來指導道德的
社會學制度主義將個人視為行為邏輯的適當社會化角色，以此來指導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