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史學研究

研究劉永福事蹟必會採用的的重要史料為《劉永福歷史草》，由劉永福 口述，黃海安撰寫，羅香林輯校。該書除敘篇與附錄之外共分十章，分別為 第一章介紹劉永福與太平天國、天地會之關聯，第二到七章描述劉永福在越 南的經歷以及抗法經過，第八章描寫劉永福率領黑旗軍歸國，第九、十章描 述劉永福渡海援臺以及內渡後的情況。若將該書視為劉永福的自傳，讀者必 能感受到劉永福對於在越南的光輝歷史念念不忘，如同老將細數身上光榮的 傷疤一般，對於經營越南與戰役經過描寫十分詳盡，顯示戰功輝煌，甚至有

「法人與公對敵，仗仗皆敗，一聞公名，心膽俱裂」之語，顯示劉永福於中 法戰爭一戰成名的風光。¹⁰²

102 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頁 183。劉永福與法軍之敵對情況可參閱該書第 2-8 章。

相較之下，針對渡海援臺的部分，戰役部分敘述 極少，自北部失守之後，僅知劉永福在臺南「獨力」抗日，因兵單餉絀，卒 以不支。長久以來，重要人物的日記、回憶錄或自傳與傳記經常被視為「重 建過去史實」的重要材料，王明珂認為，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都可以視 為一種「社會記憶」，但是在此呈現的過去，並非「全部的過去」，而是選擇 性的過去，自傳主要根據個人對過去的記憶，其資料有更多的「原始性」而 更受到重視，然而個人對於過去的記憶並非是一連串「事實」的組合，經常 是經過選擇、遺忘、重組一些過去，以符合某種社會群體的認同，或作為適 存於現實社會的策略。傳記則略為不同，作者對於傳主的描述不是自我描 述，但傳主自述經常是寫作主要材料之一，又因為對傳記作者來說，可以利 用其他文獻互相驗證、相互補足資料，因此傳記作者經常宣稱其著作是客觀 的、可靠的。但是傳記作者在眾多資料當中，因為有更多的選擇，因而更容 易忽略、組織各種資料來支持心中的定見，所以傳記作者不見得比自傳作者 來的更客觀。作者對於傳主的既定評價，又深受其所處社會的影響，這種社 會價值的定見，影響他選擇、判斷哪些是「事實」，以及對「事實」的解釋。

因此「事實」雖然是構成傳記的重要成份，但經常被利用、被改變以支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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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解釋、一種性格描述的工具。經由選擇、安排這些「過去的事實」，加上 修辭、隱喻、傳記作家常常重新創造一個非凡的人，或賦予一個人物新時代 的意義。¹⁰³以此觀點來看《羅香林歷史草》，即不難理解何以較多篇幅詳細 的記述中法戰爭的點滴過程，那正是對於傳主劉永福本人來說最光輝的歲 月，而乙未抗日的部分相較之下缺乏具體描述。空缺的部分羅香林以「其間 亦未嘗無可歌可泣之戰役」一語填補帶過，並強調劉永福是一個即便日將樺 山資紀致書利誘勸降，明知不敵，仍然不忍放棄臺灣百姓內渡仁厚忠義的好 將領，因此「義聲益震於天下」。¹⁰⁴羅香林對劉永福持肯定態度，對於有「好 議者」如許南英等，批評劉永福不願死戰，致書日本求和，且挾帶兵饟官帑 數十萬，乘船逃回中國，以「兵單饟薄，內外無援，其不能堅持到底，無可 議也」來說明內渡實為不得已，至於議和之事，則非永福主動，乃英領事所 建議，並以「力竭矢窮」大力駁斥夾帶官帑數十萬的說法。¹⁰⁵

羅香林在蒐羅資料的過程理應也看到了 1895 年前後，人們對於劉永福 究竟是「以饟糈並絕而敗」或「因循觀望，專諉外援」、「人多訾之」的文本，

否則不會有「永福受英領事給，同情和議，遂不免貽人口實，此則永福一生 遺憾也！」的辯護說法出現。¹⁰⁶羅香林撇開不利於劉永福的論述，形容他是

「性豪曠，重義氣，大義當前，冒死不稍怯；忠貞在抱，歷變不渝宗」，且

「天賦異於常人，富識力，勇而智，毅而敏，威而和」，這樣的人面對臺北 失陷，居民淪落橫暴的日人手中，當然是「聞報憤甚，決死守」，即使日本 益發兵攻臺南，仍悉力拒守，直至饟絕，知道無法再堅守下去又不願死在日 本人手上，帶著哀傷的心情乘船離開臺灣。¹⁰⁷

103 參見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34 卷 3 期(1996 年 9 月)，頁 150-158。

104 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頁 252。此句乃羅香林之評論，但就第九章之內容，在日軍 佔領北部之後的發展，幾無有關戰役之敘述。

105 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頁 259-260。

106 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頁 260。

107 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頁 22-23。引自〈敘篇〉，該篇內容包括劉永福的簡歷，可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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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觀之，可知羅香林給與劉永福極高的評價，在〈敘篇〉寫道，《劉 永福歷史草》不僅關係劉永福個人事蹟之表露，更是「為民族精神所寄」， 其禦法大無畏的精神提振其他將士的自信，抗日兵窮矢盡忠不負節的作為激 發臺灣人民的民族思想，往後抗日行為也可說是受劉永福之風範教化影 響。¹⁰⁸

羅香林這種敘事的角度是有其特殊時代背景。以國族(nation)作為敘述 的本體撰寫歷史，是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發生之現代史學的重要特徵之一，

配合進化論式的直線史觀，共構了 19 世紀以來至 20 世紀中期最流行的撰寫 範式(paradigm)，這套範式隨著歐美的力量與思潮東漸，及於中國史學界。

中國史學在 20 世紀初始，開始一場轟轟烈烈的「史學革命」，其首要的特徵 即是國族主義史學。

羅香林將劉永福的行為與民族精神連結，在此可觀察到劉永福形象的 轉變，從忠義神勇的軍事將領搖身一變成為抵禦外侮、激勵人心的民族英雄。

109 這場史學革命起自梁啟超之〈新史學〉，強調新史當 效「泰西之良史」，以「敘述一國國民系統之所由來，及其發達進步盛衰興 亡之原因結果為主」以促進國家意識振興國族主義。梁氏新史學之說本是在 西力衝擊之下誕生，立意以國族中心史學為師，服膺進化史觀，相信史家述 史應以記述人群進化與競爭並闡明優勝劣敗之理為主題，宜以發達群力刺激 愛國情操為宗旨。¹¹⁰這種「史學革命」和「史學革新」的口號，是要樹立一 個新的史學標竿，是振奮國民精神，發揚國族主義的需要，史學革新與「救 國」和「興國」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¹¹¹

為羅香林自己的觀點。

108 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頁 2-3。

109 王晴佳，〈從整理國故到再造文明：五四時期史學革新的現代意義〉，收入黃俊傑編，《傳 統中國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盪與調融(二)》(臺北：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頁 53-80。

110 許冠三，〈第一章 梁啟超：存真史 現活態 為生人〉收錄於《新史學九十年：一九００

~(上)》(臺北：唐山出版社，1996)，頁 9-12。俞旦初指出，二十世紀初中國新史學的潮流 主要是受到日本的影響，而近代日本的史學理論與方法則是受到西方影響，參閱《愛國主 義與中國近代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47-51。

111 俞旦初，《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46。

倘「史學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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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可見梁氏「新史學」實則帶有強烈淑世意圖。¹¹²

史學的工具性目的在當時特別被強調，這與現代國族研究不謀而合。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國族是現代化過程中被「想像」(imagine) 出來的，因此安德森把國族定義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在這樣的認知當 中，人們乃是先被灌輸一套虛構的國族認同，才會相信他們自己是一個統一 的「國族」群體，換句話說，是國族主義意識形態催生了國族，而不是國族 激發了國族主義情懷。¹¹³史學在此搖身一變成為扛起國族意識塑造者的重 擔，不論是藉由「國史」的撰述強調某一民族國家的一致性，抹去國家內部 不同的差異與族群；¹¹⁴或者是利用舊史料來創造歷史的連續性，創造「被發 明的傳統」來支撐現代國族概念與建構國族意識，史家與國族主義都有著高 度關聯。¹¹⁵沈松橋指出，「國族」乃是經過歷史敘事的召喚，才可能被想像 出來，歷史為國族填補了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鴻溝，藉由一套獨特安排的歷 史，國族才能將過去與現在、未來連結起來，這樣的「神化歷史」(myth-history) 或「歷史意識型態」(ideologies of history)對於國族的符號性建構與群體凝聚 力創造，發揮無與倫比的決定性作用。¹¹⁶歷史在國族主義建構的過程扮演集 體記憶的塑造者，透過人們的記憶與、口述等建構出來的「歷史」創造各種 族群認同以及影響各族群間關係。¹¹⁷

112 黃進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中 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 期(1997 年)，頁 264-265。

113 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譜系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33 期(2000 年 6 月)，頁 82-83。

114 潘光哲，〈畫定「國族精神」的疆界：關於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思 考〉，《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3 期(2006 年 9 月)，頁 32-33。

115 倪仲俊，〈連橫《臺灣通史》中的國族想像〉，頁 144-145。

116 參見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譜系與晚清的國族想像〉，頁 84-88。

117 王明珂，〈歷史記憶與族群關係—埃期溝羌族「歷史」的反思〉，《歷史月刊》196 期(2004 年 5 月)，頁 98-99。

因此，在國族主義號召下的史學革命，

晚清的知識分子選擇以「民族英雄」的歷史敘事，從歷史記憶中挖掘過往的 英雄人物與光榮事蹟，作為國族成員仿效師法的道德典範。這些「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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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蹟是否切確可考無關宏旨，重要的是，他們必須被表述成國族精神的具體 表徵，必須化身為忠誠、高貴與自我犧牲的偉大楷模，以便激發後世子孫仰 慕追法、為國族犧牲奉獻的信念與決心，來達到「振興國魂」、「發揚民族精 神」的目的。¹¹⁸於是晚清知識分子們紛紛著手撰寫新體例並以新的角度來詮 釋中外歷史，例如章太炎曾經論及「中國通史」的寫作要旨在於「發明社會

事蹟是否切確可考無關宏旨，重要的是，他們必須被表述成國族精神的具體 表徵，必須化身為忠誠、高貴與自我犧牲的偉大楷模，以便激發後世子孫仰 慕追法、為國族犧牲奉獻的信念與決心，來達到「振興國魂」、「發揚民族精 神」的目的。¹¹⁸於是晚清知識分子們紛紛著手撰寫新體例並以新的角度來詮 釋中外歷史，例如章太炎曾經論及「中國通史」的寫作要旨在於「發明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