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人記錄

實際發生事件的留存，一為當事人親記，二為當代人傳述，三為文獻 與實物的遺存。當事人的親記或當代人的傳述，其中有親身經歷，有親自「所 見」（eyewitness），有親自「所聞」，也有極為間接的「所傳聞」，在廣義上，

皆可視為歷史。但親身參與或親見某事發生，未必然能夠道出事情的真相。²

與乙未抗日有關的史料當中，對於劉永福的看法已經有不同的聲音，

從〈答客問劉大將軍事〉一文當中足見端倪。

記錄者會因為自身的文化背景、價值觀與立場，或有曲解甚至不自覺的偏 見。若是要研究劉永福抗日的始末，則需仔細辨別其中真偽，以達到史家「求 真」之使命。而現在則是將這些記錄視為文本（text），將從這些文本中去了 解當時的人如何評價劉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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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客問劉大將軍事〉作者一再以「忠」的角度出發，說明劉永福比 起丁汝昌、衛汝貴等人截然不同，不僅無自立為王的心態，更是努力在沒有 援助的情況，誓不以尺寸之土輕讓敵人而固守臺南。因此即使大事無成，也 該文作者採用問答的方式，

駁斥有關於劉永福的負面說法，譬如劉永福究竟是忠臣或叛臣？已經具文割 讓的臺灣，劉永福仍踞守臺南不去，這似乎違逆了朝廷的旨意。作者嚴詞反 對，認為劉永福忠肝義膽，作者認為對比其他「奔避惟恐不速」之人，或是 如丁汝昌以身殉國卻是將兵鑑、子彈槍砲奉送日人而毫無建樹，劉永福「雖 大事無成，終歸退讓」，但有決心在缺乏糗糧、囿於軍械的情況之下，仍然 與黑旗軍戮力固守臺南，此乃忠肝義膽之人。另一個更敏感問題，劉永福堅 守於前，何不殉節於後? 作者則認為保留實力以待有用之時，仍可出身報 國，與匹夫選擇自殺殉節不同，更有大志。而劉永福更是一心向清，忠心耿 耿，非自居大將軍為傲，始終以清朝幫辦官銜自稱。

2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杜維運發行，三民總經銷，第十六版，2005， 頁 25。

3 王曉波，《乙未抗日史料彙編》，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頁 105-107。附錄，論著

〈答客問劉大將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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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失忠勇。

反過來看，「客」所提問，極可能是當時流傳的幾種對於劉永福的質疑。

劉永福原本是太平軍一黨，叛逃至越南才建立黑旗軍的勢力，更以在中法戰 爭中的表現亮眼而為清朝所用。但本質上這是越南和中國對於地方勢力(黑 旗軍)的一種合作模式。及至中法和議，黑旗軍待在越南反而成為議和的絆 腳石，因此清廷不僅迅速地承認劉永福與黑旗軍為清朝合法軍隊，授與官 銜，更重要是催促劉永福儘速離開越南，以免成為中法再起爭端的藉口。臺 灣宣布獨立自主之後，在臺灣的官員免不了都會受這樣的質疑，是否真的將 畫地為王？因此唐景崧曾數次發表布告，說明臺灣獨立只是權宜之計，仍然 遙奉清廷正朔。而劉永福會被質疑是忠臣或叛軍，也不無道理。

另外一個質疑是，自古以來，忠臣必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是 不能達成保家衛土的目標，那麼應該「從容就義」「以死明志」。殉國的觀念 從春秋時代即有，忠臣應該殉國的觀念，到了宋代更加明確。歐陽修編纂《新 五代史》，創立了〈死節傳〉、〈死事傳〉來提高死節、死事者的地位。⁴因此 文天祥、史可法等人在世人評價上始終備受尊崇，這也樹立了一個忠臣的行 為典範。⁵思痛子也說，「古人至許友以死，況許國乎？」⁶可見「死守盡忠」

的觀念已深入人心，成為民族英雄模範的典型。易順鼎說得更明白：「足下 生平所最景仰者二人，一曰關夫子、一曰岳 夫子；兩夫子當時若非捨得一 死，安能流芳百世、血食千秋！」⁷

4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1997)，頁 4-6。

5 可參閱黃克武，〈史可法與近代中國記憶與認同的變遷〉，李 國祁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編 輯小組，《近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臺北：唐山出版社，2006)，頁 55-57。蔡佳琳，〈典型 在夙昔：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塑與流傳〉(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8)，頁 3-4 6 思痛子，《臺海思慟錄》，頁 10。

7 易順鼎，《魂南記》，頁 24。

而劉永福誓守臺南，卻在日軍逼近非但 沒有奮力死戰，也無以一死與臺南共存亡，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蹟，反而是暗 夜內渡，的確與昔日忠臣形象大相庭逕。也難怪當時即出現質疑的批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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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劉永福的內渡，出現分歧看法。

不同於前文的作者這般盡力維護劉永福的名聲，在《臺海思慟錄》的 作者看來，劉永福只是一個坐擁資源，卻沒有盡心盡力的人。⁸在臺北篇中，

記述了唐景崧欲乘船內渡，在淡水遭到守軍開砲攔阻，此番行為的主要原因 不外乎唐景崧「存課數萬」於船中，也包括「撫軍初與吾輩約死守不去，今 寇未臨於城下，潛挾貲而返」的怒氣。思痛子對於唐景崧的評價是很低的，

認為他有資源卻無才能好好利用，客氣盛而將才疏，擁數百營卻拒日本猝來 之虜而不足。⁹

同樣享有資源卻吝於付出的還有臺南的劉永福。思痛子在臺南篇中提 到劉永福的軍隊部防和糧餉充足的情況，但是在彰化、嘉義相繼陷落之後，

主持南部防務的劉永福軍隊卻是「不戰而退」、「全軍具靡」，軍紀差，臨敵 則紛紛潰散，最後甚至樹降旗而遁。這與劉永福在越南的表現判若兩人。思 痛子甚至以嘲諷的語氣質疑劉永福的名過其實，又或者是善於判斷情勢，所 以才會見機遁逃，十足的「神龍見首不見尾」。¹⁰

除了名實不符之外，思痛子對於劉永福的指責更可見於臺灣篇中。保 衛中臺灣有許多「臺產之勇敢有為者」這些英勇之士不是「死於戰場」如吳 湯興、姜紹祖、徐驤等，否則就簡精華「於臺灣失守時，潛入內山、招集壯 夫，屯聚山谷，時出與倭人作難」。¹¹臺灣道黎景嵩在坐困愁城之際，紳民 因愛護黎景嵩甚至提議黎應先行內渡，對比臺南的情況則因外路梗塞，永福 坐擁厚兵重餉，恃中路之戰勝而安享承平，亦不給一兵、發一粟。直到各地 紳民前往哀求，才派遣李惟義、吳彭年前往支援。¹²

8 思痛子，《臺海思慟錄》，頁 16-17。描述「臺南餉項充足，與臺中不啻天壤」。

9 思痛子，《臺海思慟錄》，頁 10。

10 思痛子，《臺海思慟錄》，頁 17。

11 思痛子，《臺海思慟錄》，頁 12-13。

12 思痛子，《臺海思慟錄》，頁 13。

最後中部地區因餉絕糧 空，諸軍一時盡潰。在領頭臺勇戰死，黎景嵩內渡的情況下，紳民引臺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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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接倭入城。作者認為，兵力多寡並非戰敗失守之主因，而在於是否有抵 死攻倭之決心。思痛子顯然以黎景嵩感民忠義，久拒孤城，餉援俱絕，較能 體現這份決心。

臺灣北中南三地的領導者，在同樣都是內渡的狀況之下，僅有黎景嵩 獲得思痛子的好評，究其原因，一是黎景嵩有正面迎敵之舉，二來黎之退敗 在於糧餉無援。對比劉永福，則是坐擁厚兵重餉最後卻樹白旗而降。臺南擁 有比其他地方更多的資源，但守軍並未奮力抵抗日軍，這是思痛子認為劉永 福名過於實的最大原因。

劉永福的「素負盛名」奠基於中法戰爭的表現，受到世人的肯定，即 使與劉不合的唐景崧，也表明招劉永福來臺防備是利用其名聲。雖然唐景崧 並不欣賞劉永福的為人，但是其黑旗將軍的戰功彪炳，名聲顯赫仍是唐景崧 承認且想要加以利用的。因此思痛子也拿劉永福在越南與臺灣的行為做對 比，進而譏嘲的說疑似「床頭捉刀者」或「虎賁貌似中郎耳」，才促成這個 空有其名的黑旗將軍。

劉永福究竟在臺南的戰守情形為何？若要符合忠義的形象，應該是奮 勇抵抗日軍侵略。在姚錫光的〈東方兵事紀略〉中，把中南部所有的抗日行 動全都歸結在劉永福的統領指揮之下，黑旗軍、新楚軍，甚至義兵營皆為劉 永福所部屬。¹³

這些義民的作戰是否直接受劉永福的指揮，有待商榷。然而抗日作戰 需要的糧餉，不得不請求劉永福支援，卻是不爭的事實。姚錫光以「二十四 在這樣的架構之下，所有抵抗日軍的行動都歸功於劉永福的 指揮，尤其彰化陷落之後，以「永福從文案吳桐林等人建議，仿照清朝保甲 聯庄之法」，如此一來，奮起的抗日義軍如簡精華，或是自彰化一役生還的 徐驤等，都成為劉永福麾下的一份子，他們的功勞與犧牲，也替劉永福畫下 一筆戰績。

13 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 臺灣篇下〉，收錄於《臺海思慟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0 種，

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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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三發電請餉械；永福僅括得銀兩千兩以應」以及「括得一千五百兩濟之」

代表劉永福對於義民的支應。義民趫捷可用，熟稔地形，神出鬼沒令倭人畏 懼，甚至意圖再奪回彰化。¹⁴

對於劉永福向日軍求和一事，在姚錫光筆下的劉永福並非主動要求和 談，甚至對於日軍的態度是相當強硬的。開始是「辭甚峻」的拒絕日將樺山 資紀和談的要求。至嘉義即將陷落，又是「英駐臺領事歐斯訥復為永福與倭 約」，顯示和談之舉乃旁人鼓吹。「和讓臺南，聽永福內渡」都已達成協議，

最後也是因「倭則永福徒手歸命；永福怒，約乃絕」，表達出劉永福的在面 臨敵人壓境時依舊有骨氣。在面對日艦迫近，其子劉成良登砲臺親自迎擊日 軍，劉永福也曾經發砲襲擊日軍，擊斃數十人。

看似很有希望的行動，最後仍然以糧餉匱乏作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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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姚錫光的筆下，劉永福是繼唐景崧之後的抗日總指揮，中南部抗日 行動繫於劉永福一身，給予前線餉械的支援成為劉永福最大的貢獻，而在面 對日軍壓境時劉永福也曾經抵抗，發砲還擊。比較思痛子和姚錫光，前者將

在姚錫光的筆下，劉永福是繼唐景崧之後的抗日總指揮，中南部抗日 行動繫於劉永福一身，給予前線餉械的支援成為劉永福最大的貢獻，而在面 對日軍壓境時劉永福也曾經抵抗，發砲還擊。比較思痛子和姚錫光，前者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