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首唱主角
１９３５年９月下旬，潘汉年“绕道间关”，抵达莫斯科。在这里，他 又用了“柏林”的化名。
莫斯科这时正云集着一批中共要人。他们中间除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 及主要负责人康生外，还有比潘汉年大约早来半个月光景的陈云和曾三、饶 漱石、孔原、李立三、滕代远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在中央特科的欧阳新、
吴克坚、王子春等也在此地，潘汉年感到分外亲切。由于陈云、潘汉年的到 达，使得莫斯科的这批中共要人更多地了解了国内的斗争情况，特别是红军 长征与遵义会议的情况，引起了他们的普遍关注。
潘汉年与陈云抵至莫斯科之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经闭幕，
他们便列席了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共产国 际“七大”会议精神。会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总报告，再次 对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论述。１０月２日，潘汉年与陈云 等出席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
在参加党的活动的同时，第一次出国的潘汉年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的种种情况都感到新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系统地了解有关共产 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及其思想路线、方针策略等，潘汉年曾到列宁大学 中国班短期学习；为了进一步了解和体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先 进经验，潘汉年不放过一切机会，参观访问了莫斯科等一些地方，开阔了眼 界，丰富了阅历。
潘汉年这次莫斯科之行一个最深刻的感受是，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有 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从共产国际的文件中，特别是从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中，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事实：共产国际已经纠正了自身长期存在的关门主义 和宗派主义错误，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式提出了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 新策略。后来潘汉年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转折关头，成功地运用统一战 线的方针、政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与他得“风气之先”是有 密切关系的。
根据共产国际新的策略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集体讨论，起草了《为 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同意后，《八一宣言》
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这是中共阐述建立广泛的民 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它号召全国人民在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关 头，“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 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 有‘兄弟阋于墙，以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 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 斗”。宣言的发表，是中共策略方针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在全国各界引起 了巨大的反响。
１９３５年，是国内局势发生剧烈变动的一年。日本侵略者继占领我 国东三省以后，又染指平津，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华北事变后，中日之 间的民族矛盾急剧恶化；日本无止境的侵略欲望严重地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 地位，美英等西方国家与日本之间在华利益上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加之苏联 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在修正，并明确表示，只要中国的内战停止，国民党政府 能够采取积极的抗日态度，苏联准备予以支援。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南京国 民党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坚持内战、坚决反共的顽固 立场开始有所松动。据陈立夫回忆，他曾向蒋介石提出与中共接洽一事，蒋
介石也表示：“中日战争既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 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蒋介石悄悄地伸出了向中共联系的触角。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苏联武官 邓文仪的活动，就是蒋介石联系中共的一条途径。
邓文仪，字雪冰，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１９２５年１ ０月，邓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２７年３月，他随共产国际 代表团回中国。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投靠了蒋介石，并受到重用。
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及国民党军队师、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１９３１年冬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成立，他又是复兴社 十三太保之一。１９３２年后，他积极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剿共”战争，曾 主编《“剿匪”文献》。邓文仪虽追随蒋介石，但也非尽心尽职。１９３３年，
时任航空署署长的徐培根火烧飞机场，蒋介石派邓文仪去调查，徐培根拿了 ８万元出来，对邓文仪说：“飞机场的失火事件确是我有意纵火的。我单对 你说真话，我挪用公款去交易所，本想赚一些钱，不料一次次蚀本，累积到 二三百万元，无法弥补，所以只好放火，把挪用的款子作汽油、飞机机件、
机场设施等报销。造假报销的钱除送交易所和我用去外，只剩下这８万元。
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你收这８万元代我弥补过去；另一条则是你 不收这８万元，我就一枪打死你，然后开枪自杀。你如据实报告，我就有性 命危险，同是一死，不如请你陪我一死，做鬼也热闹些。”邓文仪在徐培根 的流氓手段面前吓慌了，就把８万元收下，事后报告蒋介石说：“飞机场因 汽油太多，储藏不密，天热蒸发而起火。”
于是，飞机场失火之事不了了之。作为蒋介石的亲信，邓文仪的这一 过失，未为蒋所追究。１９３５年春，邓文仪就任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 馆武官，在莫斯科工作一段时间后，于同年秋回国述职。１２月初，蒋介石 命他迅速返回莫斯科，说有要事让他承办，嘱他不可延误。
邓文仪奉办的“要事”，就是陈立夫向蒋介石提出的与中共接洽一事。
就在潘汉年抵达莫斯科不久，邓文仪也奉命回到了莫斯科。按照与蒋 介石及陈立夫、陈果夫事先商量好的办法，邓文仪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 会秘书处，请其代转王明，明确表示希望与王明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进行秘 密商谈。但此信发出后一连几天没有回音，邓随即又找到了中华民族解放行 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请他代为介绍，以便能与王明见面。
得此消息，中共代表团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１日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 论，经王明、康生、陈云三人相商，决定先由潘汉年出面，了解邓文仪的真 正动机，王明将视情况再考虑下一步见面的可能性。
国共两党的莫斯科谈判由此揭开帷幕。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舞台上，潘汉年首唱主角。１月１３日，潘 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两人寒暄之后，便进入了主题。这是第 二次国共合作历史进程中两党比较高级的领导人之间最早的一次秘密谈判。
为了惜墨存史，现将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两段对话摘抄如下：
潘：王明同志听说你要找他谈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国问题，委托我先 来了解一下，你找他谈话，是以私人资格，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我们早 在上海战争（原文如此，应为１９３３年）时，就公开宣布愿在三条件下与 一切军队谈判共同抗日救国问题，可惜除十九路军曾与我们初步谈判合作以 外，南京、西南、四川等各方将领，都没有作出积极反应。红军西征到云南
时，朱、毛两同志已经注意到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明显企图。虽然南京 军还在不断进攻红军，朱、毛两位领导人始终相信，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的主 张，一定会得到全国同胞的拥护。所以朱、毛临时派我离开部队，向各方表 示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可惜我到上海时，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占领平 津了。而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救国的 主张不仅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响应，而且国民党还不断地逮捕和枪杀抗日救国 的同胞，更加残酷地进攻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仅没有可能向各方具体 表示我们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就连人身安全都毫无保证，不 得不离开祖国。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会见邓先生，很想知道国民党与南京 政府在全国同胞一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到底有什么表示没有？
邓：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 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 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与红军进行谈判，但 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 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立即决定派我来找王明 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 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 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 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
邓：国内只有我们与你们两种力量，假如能够联合起来，就像１９２ ５年合作那样，一定可以有办法。过去是因为鲍罗廷的错误使得我们在１９ ２７年不得不分裂。我们的领导人常说，朱、毛那时对于分裂是没有责任的。
潘：过去的不要说了，究竟谁对谁错，历史会回答的。现在我们唯一希望的，
潘：过去的不要说了，究竟谁对谁错，历史会回答的。现在我们唯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