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在长达８个月之久的营救活动中，潘汉年经常与宋庆龄保持联 系，并亲自到苏州监狱去“探狱”，看望“七君子”，代表中共中央向他们表 示慰问，与“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磋商营救办法。“七君子”于１９３７ 年“七・七”事变后获释，潘汉年又同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一起看望沈钧儒。
沈感激不已，代表“七君子”向潘汉年表示：“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 的关系。”
潘汉年与宋庆龄、沈钧儒等著名的爱国人士、社会贤达所结成的这种
“心心相印”的关系，为中共和民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联系的桥梁，为全民族 的合作抗日并最后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接送王稼祥
１９３７年新春刚过，上海办事处接到了中共中央来电，指示潘汉年 接待从陕北来沪的王稼祥和贺诚两同志，并安排他们由上海乘船赴苏。
王稼祥，又名王稼蔷，安徽省泾县人，大革命初期赴苏，先后求读于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１９３０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 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日报》和《实话报》总编辑，这年秋天，
潘汉年从“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任上调任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 日报》上海地区总采访，开始接受王稼祥指导。１９３１年４月王赴中央苏 区，潘则留上海并调往中央特科工作。１９３３年夏，潘汉年奉命撤离上海 进入中央苏区时，王稼祥不幸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为掩护身后的战 友，被敌机俯射打中右下腹。当时虽经全力抢救，但受战争环境和医药条件 的限制，未能治愈。后来由于伤口化脓，只好住院治疗。因此在苏区时两人 几乎没有接触。长征开始后，王稼祥的伤口经常发炎，流血流脓，腹部还插 着一根四五寸长的管子，忍受着病痛的折磨。那时，他与毛泽东、张闻天等 都因身体的原因，被编在干部休养连。总政治部与干部休养连相距很近，潘 汉年常去那儿见毛泽东，也向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汇报工作，听取指 示。潘、王之间在这段时间接触颇多。遵义会议后，潘离开长征队伍赴苏，
王则继续北上。到达陕北后，王稼祥身体一直未能康复，中央决定让他去苏 联治疗，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有关情况。
这无疑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同时，也出于对自己老首长、老领导 安全所承担的责任感，潘汉年接到中央电文后，立即与副主任冯雪峰做了认 真的准备工作。潘汉年将掩护王稼祥、贺诚在沪暂住的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员 周文和郑育之夫妇。还亲自挑选好汾阳路６４弄５号一幢三层洋房作王、贺 的住处。这幢房子前靠汾阳路，后临复兴西路，万一发生意外，可以掩护他 们安全撤退。为了防止意外，潘汉年吩咐郑育之，让她在洋行工作的二姐郑 玉颜作租房保人，并且叮嘱周文夫妇说：“你们俩掩护王稼样等同志的任务 是艰巨的，家中不能存放任何文件及禁书。如果敌人从前门来，就让王稼祥 同志从后门撤；如果从后门来，就从前门撤。前后门一起来，撤不了，就由 你（指郑育之）缠着敌人，周文带着他们从晒台上撤到邻居家，从邻居家往 外撤。平时要做好邻居和娘姨的工作。你们自己也要小心，少出门，少接触 外人，要保证不发生意外。”
潘汉年的安排，可谓是万无一失了。
郑育之是潘汉年在上海办事处任主任期间所培养的一名妇女情报干 部。回忆起潘汉年对她的教诲，郑育之无限深情地说：“漫长的岁月消逝难 返，但潘汉年同志的形象却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难忘。”
那是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１日，潘汉年刚到上海的事。这一天，中共 驻沪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通知郑育之说：“今晚穿得时髦点，带你去见一个 人。”于是，郑育之回到娘家，借了姐姐们穿的时髦衣裳，穿起高跟鞋，跟 冯雪峰坐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奔新开张的新亚饭馆。郑育之过去在工人、学 生中工作，平时只穿蓝布衣服、平底鞋，现在穿着高跟鞋，十分不习惯，一 进门，她就连忙坐下，脱了鞋子，光着脚休息。郑育之以生动的笔墨，叙述 了她与潘汉年之间的第一次见面：“这时，我看到一位带眼镜，脸上有些麻 点的人，正严肃地注视着我。我感到不好意思，对他点头笑笑，原来他就是 潘汉年同志。雪峰同志简单地作了介绍，并嘱我以后叫他严先生，又向潘说 明我是他们的内部交通。接着他们俩谈起工作，谈得差不多了，潘指着我对 冯说：‘花些钱叫她到旧货店买件秋大衣，打扮打扮。其实，东西很便宜，
花上二三十元就可以从头到脚都换新了。我这套西装才二十元，加上皮鞋、
衬衣等等，只不过三十元，是很便宜啊！’随后他转过头来对我说：‘以后你
来之前，先打个电话给我，并注意是否有人盯梢！’我听了这些话，不知如 何回答。他没有一字一句的批评，只是指出我的装扮和行动与环境不相称，
教育我作为一个党的机密工作者，要象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扮演什么脚色就 得深入角色，演得逼真，否则会影响党的事业。他的这些教导使我感到作为 中央派来上海开展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交通员，责任重 大，绝不能损害他们的安全。”
打这以后，郑育之开始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并且下功夫练穿高跟鞋。
当然，穿着打扮与秘密工作的全套功夫还有很大距离，在这方面，曾是特科 主干的潘汉年，无愧为郑育之的最好的老师和榜样了。郑对潘汉年对敌斗争 的丰富经验，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写下了另外一件令她难忘的事：
“到新亚去了几次之后，隔了一段时间，有一天雪峰同志要我把一封信 送到南京路山西路二百号南京饭店交给汉年同志。旅馆服务员，当时叫茶房 的，引我进了他的住房。他见到我像个很久没有见面的老熟人一样，热情接 待，一面叫茶房沏茶，一面要菜谱，点菜请我吃饭，而且当着茶房，夸奖这 里的‘狮子头’是特色名菜，比全市其他饭店都好，一定请我尝尝。茶房听 了，高高兴兴地退出去了。这时他沉默起来，拆信细看，那种严肃、认真的 神态与刚才轻松、潇洒的举止，判若两人。我感到他是多么熟悉当时上海社 会上爱夸爱捧的风气，又是多么熟练地掌握上海社交中的一套礼节啊。信看 完了，茶房进来摆饭桌，一下摆了四五道菜，显得很阔气。饭菜摆好，潘对 茶房说：‘现在没事了，有事我会叫你。’茶房退出关上门，他又去上了锁，
才对我说：‘你好好吃罢。’于是他一面吃饭，一面在饭桌上摊开纸写回信。
这时我才明白他请我吃那么丰盛的饭菜，是为了拖延时间，以便写回信。信 写好后，封起来交给我，我立即放在提包里，就想告辞。他笑着说：‘你应 该陪着我吃完饭啊！’我只好傻笑，寻思自己太不懂社会上的人情世故了。
从外表看，这顿饭是为我安排的，岂能半席而退，这不是给茶房一份思索的 资料吗？如果认为我是翻脸而去的，那么以后怎能再来？如果认为我是个‘白 相人’，又怎能不伺候主顾把饭吃完？不管怎样，反正不能半席而退。当时 上海各个旅馆都潜伏着反动派的暗探，有些茶房就是暗探的耳目，甚至本身 就是暗探。这些，我都欠考虑，经他提醒，我安心坐下陪他吃饭。他边吃边 和我聊天，不厌其烦地询问我的家庭情况和父母姐妹的政治态度、职业等等。
这又使我纳闷，过去的领导人从不过问我家庭情况，为什么他要这样寻根究 底呢？后来才知道，他是从工作出发，为了必要时派用场的。他慢慢把饭吃 完，通知茶房撤走餐具，才对我说：‘你可以走了。’
正是在潘汉年言教身传之下，郑育之很快掌握了党的秘密工作的方法，
她为潘汉年与冯雪峰之间传递信件，没有发生过一次差错。现在，潘汉年又 把保卫王稼祥、贺诚的任务交给了她和她的丈夫周文，并让郑育之的姐姐充 当租房保人，更增加了住房的安全系数。
由于事先作了妥善安排，王稼祥和贺诚抵沪后，就被接到汾阳路６４ 弄５号。他们在这里住下后，潘汉年、冯雪峰常来看望他们，老战友相见，
格外亲切。大家回顾过去的战斗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上海滩上文坛轶事、
长征途中的艰难历程，古今中外的政治笑话，中国抗战的严峻局势，国共合 作的发展希望，都在他们畅谈之列。有一次，当他们谈到在郑育之家里清理 文件时发现了方志敏烈士的诗稿和给中央的信件，大家决定将其转移珍藏起 来。
几天后，潘汉年带着照相机，将信件、诗稿逐页拍照，再将原稿交给 冯雪峰转移到另一个地下党员谢旦如家里，使烈士的文墨得以保存下来。郑 育之夫妇完成了潘汉年交给他们的任务，使王稼样、贺诚两人在上海安全住 了４个月之久。是年６月，他们乘上了苏联轮船，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
除安全接送王稼祥、贺诚之外，潘汉年在任沪办主任期间，还接待了 其他一些同志。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不顾日本政府的阻挠，回国参 加抗日救亡运动。
郭于７月２７日到达上海，可一上岸，就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注意。
第三天，当潘汉年知道后，立即将他从沧州饭店搬到了法租界高乃依路（今 皋兰路）一家捷克人开的公寓里，并将此事报告了中央。考虑到郭沫若的安 全，也为应付接待来往的客人，潘汉年让夏衍当他政治上的助手，让办事处
第三天，当潘汉年知道后，立即将他从沧州饭店搬到了法租界高乃依路（今 皋兰路）一家捷克人开的公寓里，并将此事报告了中央。考虑到郭沫若的安 全，也为应付接待来往的客人，潘汉年让夏衍当他政治上的助手，让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