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春，伴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潘 汉年推到了前台；运筹帷幄的中共中央决策机关，把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压 在了潘汉年肩上。
为了巩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成果，接管江南各大城市，特别是做好 接管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市的准备工作，已经放到了中共中央重要的议 事日程上。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曾召集华东局有关领导讨 论了进占上海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
为此，他提出了“慎重、缓进”的方针。而“慎重、缓进”方针的一个重要 环节，就在于如何组织一支接管上海的干部队伍，尤其是如何挑选一批得力 的领导干部，组成一个精悍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到了淮海战役结束之际，
中共中央便决定由陈毅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此后，就陆续为他配备了一 批重要的助手和各级领导干部。
时在香港的潘汉年、夏衍和许涤新三人，也被中央选中了。
许涤新是中共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与潘汉年神交已久，但他们第一次 见面是在 １９３８ 年武汉的《新华日报》编辑部，那时潘汉年由香港来向中共 长江局汇报工作，而许正任职于由潘梓年任社长的《新华日报》，他们一见 如故。从此，两人有分有合，为党的事业奔波奋斗。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初，他们 相继奉调香港。这期间，潘汉年不仅为考虑全局性的工作而操劳，作为中共 在香港的实际领导人，潘汉年也为战友的未来着想。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 消息传到香港后的几天里，有一次，潘汉年与许涤新在九龙弥敦道方方住处 开完会后，一道乘轮渡回香港。他们坐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潘汉年 问许涤新：
“全国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工作？”
“由中央决定吧。”许涤新回答。
“你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的工商界统战工作。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 地方。我看，你还是到上海工作为宜。”
许涤新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在此以前，刘晓同志到香港时，也 曾向我谈过这件事。但是，我一向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经汉年这一说，
我就不得不考虑起来了。几天之后，我因事到方方同志家里，老方把中央的 电报给我看。电报的内容是要汉年、夏衍、涤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 任务。”
接受新的任务，潘汉年等人就要离开香港了。他在香港这两年多时间 里，做了“四年或五年的工作”。当然，在他创造卓越功勋的背后，还包含 了董慧以及董慧娘家对他巨大的支持。自从 １９４７ 年１０月底撤至香港以来，
他始终和董慧在一起，相亲相爱，并肩作战，并以董慧的家庭为依托，顺利 地开展着上层统战工作和党的情报工作。他在事业上得心应手，个人生活也 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快乐。不过，潘汉年在香港的工作也并非全都尽如人意。
为了工作的需要，他有必要把自己“打扮”起来，摆摆“派头”，因而也遭 到了一些人的非难。
对此，许涤新曾经感慨万千地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写道：“汉年在一 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为党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方面，他的成绩是卓绝的。几 乎达到使人‘拍案惊奇’的程度。到香港之后，他的主要职务还是搞情报，
但同时也兼搞一些上层统战工作。他的岳父是香港一家有名的银号老板。这 一点对于他的活动和掩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１９４８ 年初，党在香港工作 的同志，同解放区一样，也在进行‘三查三整’。有一位同志对汉年提了意 见，说他‘西装革履，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在香港搞上层活动，如果不‘西 装革履’，那怎么行呢？这位同志可能不知道潘汉年的岳父是银行老板，如
果知道，他可能还会加上一句‘出入大老板之门，成为资本家的孝子贤孙’。”
潘汉年的妻家为潘汉年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潘汉年却从来“没 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为他的妻家搞什么好处”。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潘汉年与夏衍、许涤新和夏衍的女儿“阿咪”，悄 悄地登上了一艘挂着巴拿马国旗的“东方号”货船。由于时间仓促，加上任 务特殊，潘汉年未与董慧同行。
“东方号”装满了商品，乘客除潘汉年一行４人外，只有胡瑞梁夫妇和 两位华侨姑娘。尽管从香港起碇到天津的航程遥远，但三位老战友能呆在一 起，从容地谈天说地，却是机会难得。每天，他们在一个可以眺望碧波蓝天 的宽敞餐厅里用餐之后，就在一起回忆过去，畅所欲言交流思想，他们谈到 上海地下党时期的斗争；长征途中的见闻；三十年代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 上的反“围剿”等等。谈话的主角自然是潘汉年。
经过了整整七昼夜的航行，５月６日，“东方号”抵达天津塘沽。从北 京专程赶来的冯铉将潘汉年一行带到海员俱乐部吃了饭，就在附近的一家招 待所住了一夜。次日乘火车赶到北京。
到北京的当天傍晚，潘汉年他们就去了弓弦胡同１５号李克农的住处。
李克农在“七大”后担任中社部副部长、部长，是潘汉年的直接领导。李同 夏、许两人也很熟悉，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刚一坐 下，李克农就叫人来给他们合拍照片，他说：“我们这些人大难不死，居然 在皇帝老爷所住的北京见面了，应该摄影留念。”晚上，李克农设宴为他们 洗尘。据夏衍回忆，那天晚上李克农兴趣特别好，“克农是酒豪，拿出一瓶 据说是美国人送给他的陈年威士忌来殷勤劝酒，但我们三人都不会喝酒，结 果是他自酌自饮”。席间，他们谈论了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的情况，谈了 与国民党谈判的花絮，“久别重逢，话是讲不完的，这顿饭吃到十一点钟才 散”，最后，李克农说，前几天陈毅来电，围攻上海的战役已经开始，你们 在北京的日子不会太久，从明天起，你们就别想休息，今天好好睡一觉吧！
当天晚上，潘汉年他们就在李克农那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便住进了北 京饭店三楼（现在的中楼），潘汉年住的是 ３０３ 号房间，事情实在是太凑巧 了，１９５５ 年４月底，潘汉年被捕时，也住在这个房间。
正如李克农所预料的那样，之后的日子果然忙得不可开交。潘汉年不 仅要同许多阔别多年的老朋友见见面，叙叙旧情，更重要的任务是，他必须 随时与中央组织部取得联系，具体安排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到北京后第三天，
他就初步拟定了一个日程，并告之夏衍、许涤新，关照他们有所准备。
“朱老总”是第一个会见他们的中央首长。５月９日，被称之为“红军 之父”的朱总司令，在李克农的陪同下，亲自来到北京饭店３０３号房间，
他和潘汉年等一一握手，随便聊天，并在北京饭店请他们“吃了一顿很好的，
并不比香港差的西餐”。这位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显得那么 亲切、和蔼、谦虚。席间，大家并不拘束，而是谈笑风生，特别是李克农，
说了不少笑话，引得大家不断开怀大笑。
５月１１日晚，周恩来约他们三人到当时设在后圆恩寺胡同的华北局 见面，由潘汉年报告了三年来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各民主党派在香港的活 动情况以及大批民主人士先后离港进入解放区的经过等情况。听了汇报后，
周恩来对他们在香港的工作表示了充分的肯定。随后，就对接管上海的工作，
作了具体的指示，强调要在思想上有准备，准备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舰队向
我们开炮；准备国民党的破坏；准备上海全市断水、断电；准备各种意料之 外的困难。一面要准备最艰难的处境，一面要争取良好的局面。并要潘汉年 将这一意见告诉陈毅。接着，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 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许涤新任上海市委委员，协助曾山接管 财经，负责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局长，负责 文教系统的接管工作。周恩来指示潘汉年，要当好陈毅市长的助手，做好各 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座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结束后，周恩来用他的车子把他们送回北京饭 店。路上还询问了他们策反钱昌照的情况，并要潘汉年、夏衍及时电告在港 的乔冠华，请钱早日来北京。５月１２日晚１０时，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 单独接见了他们三人。接见时，主要是听取潘汉年关于香港工作的汇报。毛 泽东很注意香港当局的态度，向潘汉年等作了一些询问，潘汉年他们一一作 了回答。潘汉年请主席对接管上海作指示。毛说，总的方针中央已经给陈毅、
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 民党实行焦土政策；至于具体做法，可以按恩来同志给你们的指示办理。毛 还特别提到了文化方面的工作，告诉他们刘少奇最近在天津视察了一下，有 些要注意的事，他会具体和你们交代的。据夏衍回忆，这次会见，“毛泽东 情绪很好，一直面带笑容，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有几次很风趣的插话。使 我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也把汉年叫做‘小开’。”
毛泽东接见之后，潘汉年他们当晚就住在香山，原打算等刘少奇接见，
可第二天一早接到通知，说周恩来当晚要在中南海召开一个文化界和新闻界 的著名人士会议，要他们三人都参加。这样，他们吃完早饭就赶回了北京饭 店。
晚上８时，潘汉年等一起到了中南海，“第一次在皇帝住过的地方”参
晚上８时，潘汉年等一起到了中南海，“第一次在皇帝住过的地方”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