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自１９３９年春潘汉年重返情报战线以来，他风尘仆仆地往来于港沪、
奔走于沦陷区与根据地之间，冒着生命危险，出入敌营之中、周旋于魔鬼之 间，不仅获得了不少有战略意义的情报，而且利用可靠的情报网络，出色地 开展了党的保卫工作。
１９４１年初，国民党发动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一部分新 四军干部，包括饶漱石、曾山、谭启龙、李一氓等，在战斗失败后突围出来，
先后辗转到香港、上海。经潘汉年之手，妥善地安置了他们的生活与隐蔽之 所，并亲自布置交通联络站，使得许多干部得以安全渡江进入苏北根据地。
同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香港，潘汉年奉周恩来之命，同廖承 志一起，精心组织，将在港的３００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安全撤退到东江 游击区。而潘部设在香港的秘密机关和电台人员也都在这期间安全撤离香 港。
１９４２年夏，潘部由张志申负责设在孟述先、苏利民夫妇处的电台 被日方电侦搜查。
由于潘汉年事先关照，该处几位同志机智地将收发机和天线藏在假三 层的夹缝中，壁上糊着墙纸，开启处用墙纸的条纹图案遮住，前面再放上一 张茶几，因而未被日本宪兵发现。当时有人主张立即撤退干部，但潘认为，
敌人既未找到证据，一撤反而暴露，势必牵连户主及住房的保人，坚持不露 声色，待风平浪静后，终于安全撤退。随着日军进入租界，整个上海出现了
“军宪环伺”、“密探如毛”、“汉奸为虎作伥”的局面，上海地下党的处境日 益险恶。为了保存党的干部，保证地下党同党中央的密切联系，以便更好地 领导敌占区地下党的工作，党中央决定将设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以及部分 有必要撤离的党员，分批撤到华中各抗日根据地。
从上海撤到淮南根据地，危险很大，困难重重。那时日伪正在进行大 规模的“清乡”，车站、渡口都设有封锁盘查的“检问所”，不易安全通过。
但潘汉年似乎胸有成竹。原来，潘部此时已经同苏北根据地建立了两条交通 线：第一条通往华中局，这是主要的、经常的交通线；第二条是通往皖北新 四军第七师驻地，这是辅助的。潘汉年对所有出入交通线的同志都亲自交代 任务，制定周密计划，根据敌情，巧于应付，真正做到万无一失。有一次，
交通员何荦奉命将《整风文献》带到上海面交刘人寿。当时既不能派人分散 带走，更不具备把文件翻拍成缩微胶卷的条件。如何才能不被沿途敌人察觉，
一时想不出好办法。正在这时，潘汉年为他设计了一个迷惑敌人的“障眼法”： 先把党的文件密封，按敌伪公文款式妥加一层封套，封套上按照当时习惯，
用毛笔恭楷直书，上款写明汪伪特工机构上海头目的伪衔某某亲启，下款则 书写汪伪镇江特工站某某缄。何带着这个密封文件，一路避过了敌伪的盘查，
通过了几个关卡，终于顺利到达上海，将文件面交刘人寿。
由于第一条交通线的必经之地为镇江。在潘汉年案件的大量卷宗里，
就有一个所谓的“镇江事件”。这是“文革”中“四人帮”强加于潘汉年的 一大“罪行”。
“镇江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件发生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形势更为危 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上海的江苏省委和所属工委、职委、学委、文委的 领导干部，包括一部分区级干部都撤退到解放区。最后一批离开上海的是省 委书记刘晓、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以及学委书记张本和赵先。这时，正好潘 汉年也奉命撤退，于是他建议刘晓和他一起走第一条交通线。刘晓与王尧山 商量之后，决定随潘汉年同行。
行前，潘汉年通过胡均鹤找到李士群，告诉李他准备到淮南新四军那 里去一趟，同时还有几名“商人”同行，希望李能够提供方便，并保证他们 的安全。李士群表示同意，还特地指定胡均鹤专程到镇江与特工总部设在镇 江的特工站站长刘毅相商，对潘汉年一行经镇江渡江北上之事作具体的布 置。
得到了李士群的保证，潘汉年即通知刘晓，要他们抓紧做好起程前的 准备工作。
１１月初的一天晚上，刘晓、王尧山、赵先、张本４人相约在南京路 四川路一家旅馆集中，次日黎明分乘两辆三轮车到广东路一家商号等候潘汉 年。不一会儿，潘汉年从店堂后面走了出来。只见他穿着一身时髦而合身的 西装，外加秋季大衣，派头很大，俨然是个洋派经理，几乎使赵先等人难以 辨认了。
稍过片刻，已有人叫来了两辆出租汽车，将他们送到北站。大家将行 李托运之后，便乘上了豪华的二等车厢，离开了上海。
车到镇江之后，穿着西装的刘毅与身穿长衫的胡均鹤，早在车站迎候，
将他们５人接至金山饭店。下午，由胡、刘做向导，游览了金山寺等镇江的 名胜古迹。到了晚上，王尧山颇有点紧张地对赵先说：“那个穿西装的现在 是镇江特工站负责人，他就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他在一次做交通工作时被 捕叛变，你要当心。”第二天，潘汉年告诉大家，有个伪方军官要请吃饭。
当时刘晓对是否接受邀请有些犹豫，面有难色。潘汉年解释说：“胡均鹤、
刘毅他们对国民党是很恨的，他们在严刑下被迫叛变，也明知跟汪精卫走是 没有前途的，想为共产党效力，取得党的宽大。我在他们面前只说你们是上 海商人，跟我到新四军去做生意的。”这样一说，刘晓就同意去赴宴。席间，
潘汉年谈笑风生，但话题始终限于金山寺等风景一类，有关政局的问题，一 句也未涉及。
第三天清晨，潘汉年等一行人乘坐机帆船前往仪征。刘毅亲自护送，
并派了几个年轻的伪军随船同行。当天下午便到了仪征县城，在一个很简陋 的客栈里住了一夜。次日天蒙蒙亮，刘毅便带了几个挑夫，帮他们挑着行李，
一同离开客栈。其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当刘毅同守门的伪军交涉之后，
潘汉年一行出了城门。但刚走出几步，城墙上的伪军就高声喊叫：“站住！” 大家不得不停了下来。这时，潘汉年用两手围着嘴，威严地斥责城墙上的伪 军：“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经这么一训，城墙上的伪军 乖乖地放下了端起的步枪，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过了这一关，大家又走了十几华里的泥路，便到了敌我交界的地区。
在一个小山岗上，有几个根据地的儿童团员在站岗放哨，命令他们：“站住，
不准动！”潘汉年走上前去，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到 了。”
就这样，他们进入了新四军二师的防区。之后，又经过３天跋涉，才 到达淮南根据地。
在上海撤退干部集中的顾家圩子，受到了先期到达此地的刘长胜、沙 文汉、刘宁一等同志的热烈欢迎，情景甚为热烈。这一天刚好为十月革命纪 念日的前一天，即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６日。
对于这次“镇江之行”，赵先写过一篇具体而生动的回忆文章，甚至把 一些细微末节也写上了。有一天晚上，他们被一个乡长带到一个小饭铺里，
饭后，主人夫妇把两张方桌向土灶一边靠拢，空出一块地方，弄来些稻草，
铺在地上，就算是潘汉年他们的床铺了。赵先写道：“我把这地铺分成两块，
大些的给潘、刘、王睡，我和张本合一块小的。在昏暗的菜油灯光下，一只 狗在方桌下监视着我们。潘打开他的被卷，淡绿色的绸被面特别显眼，稻草 粘在被面上，他屈着双膝去拣被面上的稻草，一面讲：‘糟糕！糟糕！’（这 是他的口头禅，一路上他总是这样讲）我说：‘谁叫你带这么漂亮的被子 呢？’大家睡下后，潘欲吹灭油灯，这时桌下的狗吠起来。女主人把狗赶出 去，狗还不服气地不断抓门板。潘叹着气，不由说了声：‘糟糕’。”赵先在 这篇文章的收尾之际，对“镇江事件”作了如下的说明：
“１９４２年我们五人从上海撤退到淮南根据地时，途程一星期，一路 上神秘紧张，团结互助，相互关怀的情景，每一想起，常使我们泛起许多美 好的回忆。万没想到１９５５年潘案发生后，这段和潘同行的经历，变成了 洗不清的耻辱，卸不了的“罪行”，成了我走上二十年坎坷道路的开始。到
“文革”，我们的淮南之行又被称之谓“镇江之行”，立为重点专案。１９６ ７年秋开始，从北京来调查此案的纷至沓来，纠缠不清，我被迫一篇一篇地 写“交代”。后来只好把自己写的“交代”留下底稿，以后就千篇一律地照 抄。至于说潘汉年那次带了武装伪军在新四军地区清乡以致死伤了不少新四 军战士等等越来越离奇的查问，更使我啼笑皆非。”
这就是所谓的“镇江事件”！但历史是公允的。强加于潘汉年的这一“罪 证”随着潘案的平反而被彻底推翻。１９８２年党中央为潘汉年所作的平反 通知中指出，潘汉年“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 上海之间地下联系的畅通，而且当环境恶化时，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 领导同志和大批干部，安全地撤回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