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９年９月下旬的一天，位于上海租界华山路愚园路口静安寺西 侧的百乐门饭店，走进来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个儿不高，长脸，挺拔 的鼻梁上有几点浅浅的天花痕迹，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
乌黑的头发上涂着闪亮的凡士林油，美式白皮鞋一尘不染，好一副小开气派！
他自称萧叔安，住进了一间豪华型的套间。
这位来客不是别人，正是潘汉年。
潘汉年不是早就撤离了孤岛，为何又突然返回，而且住进了如此豪华 的饭店？
事情还得追溯到１９３８年下半年。这年８月间，潘汉年在香港接到 中共中央的电报通知，令他迅速北上，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于是，潘汉年日夜兼程，经广州、武汉返回延安。
六届六中全会从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开幕至１１月６日闭幕，时间 长达一个多月，出席会议的除大会主席团１２人之外，有中央委员及各方面 的负责干部５６人，是“六大”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潘汉年 不是中央委员，是以地区负责干部的身份参加的。
这次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 政治局先后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 战线中独立自主问题》的专题讲话，阐明了中共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 争的政策，确立了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的方针，会议批判了王明在 统一战线问题上，特别是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所犯的右倾错误，并作出了相 应的措施，撤销了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
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南方局管辖东南、西南各省，并 兼管江西和上海。
这次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及其具体的组织措施，对于潘汉年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由于会议确定把敌后工作作为党的工作重点之一，
而在这条战线上，潘汉年又堪称行家里手，他无疑成了中央指定的重要领导 人选；另一方面，由于南方局的建立，潘汉年此后的工作一直在周恩来直接 或间接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为他把握自己，并始终如一地贯彻党的方针政 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之后，潘汉年被留在延安工作。１９３９年２月中 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社会部，潘汉年参与了该部的筹建。中共中央社会部 于同年１０月正式成立，由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康生兼任部长，潘汉年与 李克农同为第一任副部长。这样，康生就又成了潘的顶头上司，此后潘在康 生的具体指导下，参与领导了党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这次到延安，心情十分舒畅，除出席中央会议之外，延安的群 众性活动，他都乐意地去参加。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０日，潘汉年应邀出席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延安 分会的成立大会，并讲了话，他要求青年记者认真宣传抗日将士的英勇战斗 事迹，“系统地、具体地把它的事实内容，用生动的笔调”描写出来。
１９３９年２月５日，《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邀请延安 新闻界、学术界有关人士参加座谈会，潘汉年到会并作了发言。
３月１５日，潘汉年又出席了《新中华报》召开的延安文艺界人士的 座谈会，并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发表了意见。３月１８日，潘汉年出席了延安 举行的各界人士纪念“三・一八”惨案大会，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 春等１１人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潘汉年也是其中之一，并主持了大会。毛 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
３月２２日，潘汉年主持中央敌军工作委员会召开的纪念“三・一八”
惨案大会，慰劳全体保卫工作人员。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潘汉年这次到延安，个人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的延安，同他 两年之前第一次陕北之行途经此地时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自全面抗战爆发 以来，这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机关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
成了名副其实的“抗战圣地”了。一批批热血青年，一群群爱国的知识分子，
为了探求抗日救国的真谛，纷纷来到这里。在他们中间，有位名叫董慧的姑 娘，由于她的出现，使潘汉年与许玉文之间早就形存实亡的夫妻关系，终于 圈上了句号。
董慧，原名董奉然，祖籍广东。１９１８年生于香港。她的父亲董仲 伟是香港道亨银行董事长，时任香港商会会长，是港沪著名的实业家，同时，
他又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家庭的薰陶，使董慧从小就树立了报效 祖国的志愿。１９３７年，她在广州培道中学毕业后到北京报考大学。时值
“七・七”事变爆发，她随平津流亡学生一起到了西安，并考上了西北联合 大学。但是，抗日爱国的激情，使她毅然放弃在西安求学的机会，奔赴革命 的圣地延安。经过考试，她被录取、分配到延安的抗日大学。１９３８年１ 月，这位富商巨贾的千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她２０岁。
同年７月，董慧被分配到马列学院，与江青做了同学。
再说潘汉年到延安后，曾到马列学院作过报告，董慧是一个最认真的 学生。１９３９年春中共中央社会部酝酿成立之际，受组织的委托，董慧与 刘人寿、黄景荷等人参加了由潘汉年主持的情报干部训练班。潘汉年担任了 主要的授课任务，他那深入浅出的演讲，生动幽默的话语，特别是丰富多彩 的斗争经历，深深地打动了董慧。潘汉年，就这样在这位比自己大１２岁的 女孩的心灵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他们俩最后也由师生关系而转为恋 爱关系，并结为终身伴侣，真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
１９３９年９月，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动手术，而当时延安又缺乏治疗 条件，经组织决定，让他到香港治疗，顺便了解和兼顾那里的统战和情报工 作。临行之前，康生向他作了交代，要他根据情况和形势的发展，决定是否 留在香港搞情报工作。带着治疗眼疾和组织上交代的双重任务，潘汉年离开 延安经西安先到了重庆。他在重庆中共办事处附近的上大梁子青年会旅馆住 下后，便约见了中社部派出的中共情报人员刘人寿、黄景荷。刘、黄两人是 在２月初到达重庆的，按照组织上决定，他们是准备到上海去做情报工作的。
在离开延安之前，潘汉年指示他们在敌占区要取得合法的社会地位，要作长 期埋伏的打算，因此，如有机会学习无线电收发技术，就要学好，并嘱咐他 们到重庆后不同重庆公开机关或地方党发生关系，只与香港、上海潘所领导 的机构用邮政联系。刘、黄两人向潘汉年汇报了在重庆已经人介绍，准备去 国民党海军民权舰学报务的情况，潘向他们交代了今后的工作，要他们学成 后即赴港联系。
在渝期间，潘汉年看望了他的堂兄、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的潘梓 年，看望了另一个堂兄潘菽，潘氏三兄弟相聚于山城，互诉别后生活，“谈 笑甚欢”。此外，潘汉年还在青年会的旅馆里会见了该社编辑部的章汉夫、
许涤新，许对这次会面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说那次会面，几乎谈了整个下午。
从延安的同志们对于《新华日报》的评价谈起，一直谈到王明的一些问题。
“汉年谈得最多，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话虽多，但是生动而尖锐。在这次 谈话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持原则而又相当灵活的人。”
潘汉年在重庆活动了几天之后，便通过老情报关系的梅龚彬找到了国 共第二次合作之初的谈判对手张冲，托他搞了一张机票，便离开重庆，飞抵 香港。
一到香港，潘汉年立即与廖承志取得联系，向他汇报了此次来港的任 务。此后，他一面治疗眼疾，一面协助廖开展香港地区的统战工作。
两个月之后，潘汉年的眼病基本痊愈。正在这时，中共中央对潘汉年 的工作有了更为明确的指示，要他以中社部副部长的身份，组建华南情报局，
统一领导、指挥原在香港的各系统情报班子。当时，潘在香港所掌握的情报 网的活动基点主要有三处：一是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所属的情报点，
由李少石负责，包括连贯、柯麟、徐明诚等。由于李少石等与国民党上层有 很好的社会关系，是获取战略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二是东北抗联驻港办事 处所属的情报点，它的前身是东北义勇军驻沪联合办事处，由董麟阁主持，
直接受东北抗联李杜将军领导。该处分别在天津、重庆、香港设有电台，潘 汉年对此极为重视，到港后，“相互往来更加频繁”，潘经常亲临指导。三是 苏联派驻香港的情报点，由朱伯生负责。主要的情报人员有金仲华、邵宗汉 等。他们在帮助苏联搜集国际情报资料时定期与上述两个情报点进行横向联 系。
根据中央的指示，潘汉年即将上述三处情报点纳入了华南情报局；接 着又从廖承志处调来张唯一担任情报局的内勤和机要，相当于秘书长的职 务。张是湖南桃源县人，“八・七”会议后由郭亮介绍入党，是个一心扑在 革命事业上的好党员，人称“老太爷”。他加入潘汉年情报系统后不久，又 新建了一个包括陈曼云、梅黎、高志昂等人的情报班子。这一班子成立伊始，
又吸收了刚从重庆赴港的刘人寿、黄景荷，董慧也在这时候加入。董在马列 学院结束学业后，中社部即派她到香港，利用她良好的社会关系，在潘汉年 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
另外，潘汉年又吸收了著名实业家简玉阶的女儿简竹坚和富有传奇经
另外，潘汉年又吸收了著名实业家简玉阶的女儿简竹坚和富有传奇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