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飘然临港
潘汉年莫斯科之行的一个主要使命，就是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汇 报国内情况，觅取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在莫斯科期间，他专 门到共产国际的有关部门学了一段时间的新编密码办法。为了保密和安全起 见，他几乎将密码全部默记下来，以备回国后转告党中央通讯机要部门，恢 复双方的联系。由于邓文仪的到来，潘汉年又被指派先行与邓交涉、探路，
潘汉年在谈判桌上应付自如，显得身手不凡，深受王明及中共代表团成员的 赞赏，也使陈云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莫斯科谈判中止后，中共代表团 决定让潘汉年回国担任国共谈判的联系人，可以说是一个知人善任之举。由 此为契机，潘汉年日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舞台，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 的角色。
１９３６年２月，潘汉年奉命启程回国。他的任务除了将与共产国际 联系的新编密码转告党中央之外，还负有宣传《八一宣言》，与国民党当局 联系，以继续莫斯科谈判等使命。
出于安全考虑，潘汉年由中央特科时的同事欧阳新陪同，从莫斯科经 列宁格勒，乘船去希腊，准备从那里绕道回国。不料，当船驶离列宁格勒后 的第二天，传来希腊国内发生政变的消息，船不能安全登陆，只得折回莫斯 科，等待重新安排。在这前后，潘汉年在莫斯科车站接待了一个从巴黎来的 客人，他，就是胡愈之。
胡愈之，这位浙江上虞的才子，早年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创建上海 世界语学会。“五四”运动后，他和沈雁冰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潘汉年涉足文坛，在创造社出版部编辑《幻洲》半月 刊等杂志，因与胡愈之有相同的兴趣与爱好，两人有了经常性的往来。大革 命失败之后，胡愈之受到国民党通缉，旋即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学 习，开始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１９３１年回国，主编《东方杂志》，并 协助邹韬奋共同主编《生活周刊》，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待到潘汉年离开 白区前往苏区后，胡愈之仍留在上海，从事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１９３５ 年５月４日，上海《新主》周刊因发表署名易水的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稿，
引发了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胡愈之遂通过探望狱中的杜重远，进而协 助杜做张学良工作，取得了成果。他原准备将此重要情况向党中央报告，但 由于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唯一与他有联系的宣侠父也流亡香港。于是胡愈 之离沪赴港，按预定的联络方法找到了宣侠父。听了胡愈之的报告，宣侠父 感到事关重大，要他先去法国，通过巴黎《救国时报》，取得与共产国际中 国代表团的直接联系。
１９３６年１月，正当潘汉年与邓文仪交涉之际，胡愈之假充华侨商 人，搭了日本邮船去巴黎，得到了《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的帮助，替他 办好去莫斯科的签证。火车到达莫斯科车站时，胡愈之估计没有什么熟人，
“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汉年同志”。
两人见面之后，潘汉年向胡愈之传达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 及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告诉他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决议等有关情况；胡愈 之也向他汇报了国内情况，特别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情况。接着，潘汉年又 陪同胡愈之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汇报。
到了４月，胡愈之在莫斯科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共代表团就让胡愈之 陪同潘汉年回国，并明确指示，胡愈之的工作由潘汉年直接领导。
４月中旬，莫斯科城春光明媚，再也看不到那种冰天雪地的北国景象 了。这可是一个旅游的好辰光！潘汉年与胡愈之以公开旅游者的身份，告别 了莫斯科，登上了西去法国的国际列车。他们的第一站是巴黎，然后从巴黎 乘车至马赛，再从马赛乘船直达香港。
潘汉年他们到达香港时，已是５月初了。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们便 在香港六国饭店开了房间，席不暇暖，立即把邹韬奋叫来，商议《生活日报》
的开张之事。
邹韬奋出生于江西余江，是中国著名的现代教育家。早年求读于上海 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编辑职业教育丛书，后 又主编《生活周刊》。“九・一八”事变后，他利用刊物抨击蒋介石对内镇压、
对外妥协的基本国策，提倡和支持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３３年下半年，邹韬 奋与胡愈之一起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和践踏人 权的行为，结果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而流亡国外。１９３５年夏返回上海，
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积极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如既往地抨击 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他的爱国行动，再一次触怒了国民党当局，他 们先是派刘健群、张道藩前来谈话，警告他，甚至以“暗杀”恫吓他；接着 又让杜月笙出面，约邹韬奋去南京和蒋介石面谈，要他到蒋介石身边工作，
企图用高官厚禄软化笼络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留在上海就难免发生 意外，于是，１９３６年初，邹韬奋流亡香港，并准备在此地筹建一份《生 活日报》。这时，两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抗日运动，对邹韬奋 的设想很感兴趣，表示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他们的目的是想拿《生活日 报》作为其反蒋的舆论宣传阵地。邹韬奋觉得不妥，便致电已经到达巴黎的 胡愈之，请他速回香港帮助筹办报纸。胡愈之在莫斯科时，将此事报告了潘 汉年，潘汉年当机立断，要胡愈之给邹韬奋去一复电，说等他回港后再“择 吉开张”。
潘汉年为什么支持邹韬奋这样做呢？因为潘考虑到邹韬奋的反蒋立 场，如果报纸为两广地方实力派所控制，那么这份报纸的政治倾向就可想而 知了。鉴于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转变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潘汉年认为《生 活日报》匆匆创刊，不利于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就是潘汉年当 时的真正用意。
潘汉年、胡愈之将上述考虑告诉了邹韬奋，邹韬奋深表赞同。几天之 后，《生活日报》在香港正式出版。以后该报果然未提及两广的反蒋运动，
并按照《八一宣言》的口径，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
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一份贡献。
与过去有所不同，潘汉年此次回国，不仅负有特殊的使命，还大大拓 宽了他的活动范围：从文学的圈子扩大到了民主党派的核心领导层。尤其是 救国会的工作，为他接触更广泛的上流社会人士打下了基础。
救国会全称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在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诞生的。从１９３５年冬至１９３６年初，上海先后 成立了由沈钧儒、史良、胡子婴、陈波儿等发动的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由马 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等发起的 文化界救国会；由周新民、潘大逵发动的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１９３６ 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继续向华北增兵，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民族危机进一 步加深。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救国联合阵线，以便将全 国各地救国力量团结起来，统一步调，更有成效地从事救国运动，推动各党 派的联合。５月３１日至６月１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 策划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少数中共地 下党员和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但是，当时救国会所提的口号比较激烈，
不仅对蒋介石不起作用，也不利于国民党内各派参加抗日。为此，潘汉年向 在港的邹韬奋、陶行知做说服工作，并让胡愈之为救国会起草一个文件：《告 全国同胞书》，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接近。文件由邹韬奋、
陶行知签字后，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征求沈钧儒、章乃器等人意见。沈钧儒 同意在文件上签名，章乃器嫌文件内容“太右”，后经他作了部分修改，以
《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为题，由沈、章、邹、陶４人联合 署名，在《生活日报》上刊出。这个文件分析了自“一二・九”学生救亡运 动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重申救亡阵线的立场是“不躲避，不退 却，不放弃立场，不动摇意志，一直到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达到完全胜利的一 天”。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马上做到：“第一，停止对西南军事活动；第二，
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第三，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
这一文件后来被转送到中共中央，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他 亲自给沈钧儒等４人写信，信上说，“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 意”，并表示“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
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 斗争”。
在香港期间，潘汉年还会见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上层人物。为了获 悉两广酝酿的反蒋内幕，他通过关系约见了李宗仁以及桂系驻港代表王公 度、刘仲容等人；他又通过当年与十九路军谈判时所安插的老情报关系梅龚 彬，会见了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一方面，潘汉年向他们宣传共产 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及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
另一方面，同他们联络感情，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在港期间潘汉年通过柯麟的关系，会见了北伐名
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在港期间潘汉年通过柯麟的关系，会见了北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