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保育與法制：戰後臺灣野鳥保育回顧（1945-1989）
第三節 1980年代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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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1980年代的進展
1980 年代初期，政府相關部門及警務單位宣稱全面禁獵已收初步 成效，部分鳥類族群已恢復一定數量。205然而實際上獵捕盜賣之事仍然 層出不窮，甚至引起國際關注。
早在 1979 年 5 月，《漢聲雜誌》即以「國民旅遊專輯」，特別報導 了屏東滿州地區的獵鷹情況。記者偕同臺北賞鳥會人員，於 1978 年秋 灰面鷲過境時期，實地走訪屏東滿州一帶。目睹了當地獵捕灰面鷲實況，
以及絡繹不絕的商人前來收購，而警方執法趨於消極，往往只取締持空 氣霰彈槍的獵人，但對於土製的獵鷹弓槍則網開一面，甚少查緝。206 灰面鷲的獵捕情況於報章媒體披露後，引發廣泛關切，「日本野鳥 の会」市田則孝於1979 年 10 月曾抵臺關切實際情況，期間尚走訪本地 標本供應商，該標本商宣稱一次可以供應 3000 隻灰面鷲和 200 隻大冠 鷲標本。為了證明並非誇下海口，標本商公開其地下室，只見擺滿了整 室標本。207市田指出，臺灣每年向日本輸出近三萬隻的猛禽標本，為數 可觀。他質疑禁獵法規執行不當，認為野鳥輸出實屬野蠻行為。208 針對「野蠻輸出」的指控，除了檢討獵人的濫捕行為外，也不能忽 視輸入國如日本的市場需求，由於猛禽鷹鷲被視為威武勇猛的象徵，常 被作為收藏擺飾，市場上趨之若鶩。209在日本國內，猛禽受法規限制禁 止獵捕，因此位於灰面鷲遷移路徑的臺灣，成為貿易商垂涎的貨源供應 地區。
205 〈保護野生動物資源 全面禁獵已收成效 警務處表示有繼續執行必要〉，《中央 日報》（臺北），1981年7月5日，第6版。
206 〈到滿州 看夜獵灰面鷲〉，《民生報》（臺北），1979年10月14日，第6版。
207 〈到滿州 看夜獵灰面鷲〉，第6版。
208 〈保護動物協會致函警務處 籲請加強取締濫殺灰面鷲〉，《民生報》（臺北），1979 年10月7日，第5版。
209 蔡航椰，〈臺灣野生動物與賞鳥活動〉，《漢聲雜誌》5(1979.5):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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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漢聲雜誌對於滿洲地區獵捕灰面鷲的報導，可見獵人以土製獵 槍和手電筒進行狩獵以及標本收購商前來收購獵物。
出處：春生，〈滿州夜獵〉，《漢聲雜誌》5(1979.5): 86-87。
若說獵捕灰面鷲是為了賺取出口利益，那捕殺紅尾伯勞則是為了滿 足口腹之慾，以及外地遊客的好奇心態。每年9 月開始，恆春半島的農 地曠野遍佈鳥踏陷阱，捕獲的伯勞鳥紛紛轉售烤鳥攤，以一串 25 元的 代價賣給遊客。
受媒體報導的影響，捕捉過境候鳥的問題廣泛引起了社會討論與迴 響。藝文界人士如韓韓、馬以工、張曉風等撰文呼籲；音樂家樊曼儂譜 寫候鳥之歌；戲劇演員金士傑推出了獵捕灰面鷲的舞臺劇。210內政部營 建署遂於 1981 年開始，在恆春地區展開候鳥保護活動，針對恆春地區 的中小學進行巡迴宣導，透過幻燈片放映和廣播話劇期望能帶給學童保
210 劉小如、丁宗蘇等撰，《臺灣鳥類誌》上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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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觀念。211
1982 年首屆東亞鳥類保護會議在韓國舉行，議程中臺灣地區的灰 面鷲和紅尾伯勞的獵捕情況受到關注。與會的臺、日、韓代表達成共識，
期望第二屆會議於臺灣召開。212 1983 年第二屆東亞鳥類保護會議由中 華民國動物保護協會主辦，假東海大學舉行，時任國際鳥類保護總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Birds Preservation, ICBP 1993 年更名為國際鳥 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執行長應波登（Christoph Imboden）應邀來臺 進行專題演講。參與國家則有：印尼、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美 國等地的學者或研究單位。
應波登博士離臺後持續關注臺灣的保育狀況，同時也期望臺灣能加 入 ICBP。然而，彼時臺灣在國際外交上陷入困境，內部則出現由哪個 單位代表加入國際鳥類保護總會的爭議。ICBP 於 1984 年致函邀請成立 於 1982 年的「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加入為團體會員。213此舉 引起中華民國動物保護協會的反對，保護協會認為其為國內執行動物保 護業務的代表，同時指出依據內政部「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第八 條，人民團體在同一區城內，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其同性質同級者，以 一個為限。堅持僅能以一個團體代表我國加入總會成為國家支會，並搶 先向內政部報備以「國際鳥類保護總會中華民國支會」名義向ICBP 提 出入會申請。
內政部回覆以中華民國支會申請入會，易被誤認為是ICBP 設於我 國的機構，似有未妥，應由一個國內類似性質的民間社團以使用「中華 民國」名稱申請入會為宜。但這樣的回答並沒有裁示該由哪個團體代表
211 韓韓、馬以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臺北：九歌出版社，1989），186。
212 〈韓日政府保護生態作法積極值得學習 參加東亞護鳥會議代表返國〉，《民生報》
（臺北），1982年7月18日，第3版。
213 〈國際鳥類保護組織 來函邀我入會〉，《聯合報》（臺北），1984年3月30日，第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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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多年來北中南地方鳥會籌組一全國性鳥會團體的盼望。在國際交流方 面，也能成為統一的對外窗口。1994 年 8 月，中華鳥會正式代表臺灣加 入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ICBP 於 1993 年更名）。
1980 年代是臺灣野鳥保育的關鍵年代。學者、賞鳥團體和藝文界人 士成功喚起大眾對於環境保護及鳥類保育的重視。1980 年代中期左右，
賞鳥團體與環境保護運動合流，從一開始單純的賞鳥休閒活動，轉化為 生態保育團體。1984 年臺北市野鳥學會成立，當時即以「欣賞、觀察、
研究、生態保育」為立會宗旨。219關渡水鳥保護區的爭取即為一例，野 鳥棲地的保留成為下一個階段的挑戰。1985 年，時任亞洲協會（Asia Foundation）駐臺代表的謝孝同，提供少許經費資助野生動物保育法的 草擬。在學界、保育團體和立法機關的多次協調陳情後，於 1989 年通 過實施野生動物保育法，同時廢止施行已久的《狩獵法》，算是此一時 期的重要階段性成果。這其中民間賞鳥社團對保育議題關注力道持續加 強，在國際上與東亞乃至世界合流。本土與國際的接軌不但改變國人的 保育觀念，也影響政府的施政方針。
219 陳美娟，〈從臺北鳥會看我國自然保育政策的發展〉，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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