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日本的大量文物制度，促進了日本的文明開化。佛教得以如此快速、廣泛地在 日本傳播，除了大量佛教經典隨遣唐使輸入日本外，也因傳道者崇高的修養，
吸引了日本的民眾，當時無論是中國的東渡僧或日本的遣唐使，他們都具有崇 高之德學修養。此外，由於聖德太子的大力提倡，使得佛教信仰在日本社會加速 普及，他親撰《三經義疏》，更以法律來規範人民的信仰，加上佛教本身的基本 教義具有「普渡眾生，萬民平等」的思想，也使日本僧侶不但注重傳教，並重視 社會民眾的福利事業。此外，大量的日本留學生到唐朝取經，到回日本也開創了
屬於日本的佛教宗派，使得佛教得以在日本社會延續流傳。
以聖德太子和蘇我式為代表的新興勢力，接受了從唐朝歸國的留學生高向 玄理、南淵請安以及學問僧最澄、空海等人的建議，以法治完備的唐朝作為新國 家建設的典範，脫離古代的氏姓制度，樹立了仿效中國的新式貴族統治。雖然因 此而施行了包含行政機構、兵制、土地制、賦稅制等「由上而下的改革」，但統治 階級和一般民眾間的矛盾毫無舒緩，反而被以天智天皇（中大兄皇子，626－
671）為首而抬頭的集團所利用，以蘇我氏為中心的統治就此覆沒。646 年，中 大兄皇子推行以「力改沈積多年弊政，宣詔土地國有，人民直屬天皇，廢除世襲 官爵」為宗旨的大化革新，完成了以天皇為中心的一統國家。只是貴族間權力鬥 爭以及貴族和民眾之間的矛盾依舊未獲解決，也因此他們才會謀求佛教的協助。
聖德太子死後，歷代的朝廷均致力於保護佛教，運用國家的經費接連地建 立大寺廟，給予廣大的土地和數百名的奴婢。日本朝廷倡導佛教的最盛期為奈良 中期聖武天皇（701－756）執政的時代，以及佛教文化最繁盛的天平時代。為 了讓國家得以遂行佛教統治，由經歷和權威兼備的高僧所進行的授戒制，有其 急迫需要性，於是朝廷派遣普照、榮叡赴唐找尋求請高僧。
（三）、鑑真的東渡與日本佛教藝術的發展
因為佛教的東傳，唐朝的佛典、建築、音樂、雕塑、繪畫、工藝美術等均大量 傳入日本，其中楊州學僧鑑真（688－763）一行更攜帶了許多的經典·繡像·雕 像·王羲之王獻之真跡·玉環等珍貴的藝術品渡日，為日本的佛教藝術帶入了貴 重的範本和樣式。
鑑真渡日之前，在中國律宗的領域早已是具權威的高僧，他擁有超過數萬 的濟度、授戒經驗更是日本佛教界理想的人物。鑑真接受了普照、榮叡的強力請 願，決定東渡至日本傳戒。在六次尋求東渡日本的過程中，鑑真兩次遭難，長達 十二年的艱辛困苦也使他兩眼失明，不過這些都無法抵擋他不屈不撓的精神，
終於在754 年，六十六歲時到達了日本國都奈良。鑑真到達日本時受到了極大 的歡迎和接待，當時聖武天皇將皇位移轉給孝謙女皇成為太上皇，吉備真備於 是替太上皇和天皇宣讀了將授戒傳律交付予鑑真的詔書。日本的統治階層為了鑑 真建立了戒壇院，在委任授戒制度的同時，也在東大寺內建造了以訓練和教育 僧侶為主要目的的唐禪寺，並委請鑑真經營管理。原本奴隸主勢力們是想藉著鑑 真的東渡，實現長年夢想的佛教統制計畫，並將其與自身的統治勢力結合而完 成各式的政治企圖。不過鑑真並未被他們的意圖所限制，反而實踐了自己渡日前 的理想，擴大了唐禪寺和戒壇院的規模，以容納更多的學問僧，奈良的唐招提 寺也因此於754 年建立。鑑真從中國帶至日本的僧團，包括了唐朝大寺院著名 的弟子和西域、南海各地的名僧等四十餘人，這些卓越的學問僧和藝術家均為盛 唐時代的逸才，為了日本佛教藝術的發展，他們貢獻了所擁有的力量，其中有 很多人都在日本度過一生。鑑真也在十年之間，孜孜不倦地完成了他在日本的任 務，圓寂之後葬於唐招提寺。他懷抱著崇高的威望和廣博的學識，憑著強韌的意
志，遂行了文化藝術交流的歷史使命。
中國的寺塔和街道的建造物、還有雕塑和壁畫等的佛教藝術也廣泛地被日本 所吸收。六世紀末，日本參照中國寺院的樣式建立了四天王寺（大阪）、法興寺
（又稱飛鳥寺，奈良）、法隆寺（奈良）等十多座大寺院，這些光輝亮麗的名剎 都是古代中國、朝鮮、日本的藝術家傾心協力之作，法隆寺現存的釋迦三尊像等 就是中國遺氏子孫鞍作鳥（止利佛師）的作品。到了八世紀，日本仿造中國對全 國各地下令建造「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國分寺）和「法華滅罪寺」（國分尼 寺），於是全國的寺院增至四百多餘所，就此同時也在首都奈良建造了東大寺 。 752 年，仿傲龍門大石佛樣式所鑄造，高達十六公尺、重五百噸日本最大的東 大寺銅像完成。這些莊嚴華麗的寺院以及放置在廟裡的各式佛像雕塑、周圍的壁 畫等，都是卓越的藝術品，它們巧妙地吸取了中國和印度的佛教藝術成果，也 具備了盛唐藝術獨特的風格。這些都是與敦煌和印度阿姜塔石窟藝術相互輝映的 唐代藝術東傳的代表作，這些佛教藝術的東傳都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
（四）、唐代文學、藝術對日本的影響
據日本僧圓仁的《入唐新求聖教目錄》記載，九世紀中葉，他個人前往中國 遊學帶回的唐詩文集便有二十餘種，諸如：《白家詩集》、《杜員外集》、《李張集》
《莊翱集》、《僕郡集》、《兩京新記》《詩賦格》等作品。另外，根據藤原佐世編的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至九世紀末為止，東傳日本的漢文書籍達到1579 部 16790 卷，其中文學作品也不在少數。如此大量的中國文學作品，對日本文學 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奈良·平安朝的貴族文壇間興起了漢詩文的學習熱潮，
上自天皇下至一介文士，漢詩文的模傲蔚然開始流行。奈良朝天平勝寶三年
（751），日本完成了最初的漢詩集《懷風藻》，這部書是由通曉漢字的六十四 個作者仿傲漢詩作成，收錄117 首作品。之後《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 集》三部漢詩集也先後編成，光是《經國集》就收錄了178 個詩人所作漢詩 917 首、賦51 篇。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借用中國五言、七言古體詩的形式所作的敘景 詩，帶有魏晉文學的余韻，類似唐初的宮廷文學。
當時日本的漢文學，是跟著唐代文學的發展而變化。舉例來說，盛唐時期不 拘泥於平仄或是押韻等困難規律，而廣泛流行的近體詩，就立刻被傳到日本。中 國文壇出現的新樣式如同此般，總會立刻地被導入日本的文壇。806 年精通精 通唐詩和中國語音韻的留學僧空海從長安歸國，著作了對唐詩規律有著系統性 研究的《文鏡秘府論》六卷，將格律詩的作法帶進了日本，因此唐代的近体詩也 開始在日本廣泛流行。唐朝流行的樂府也在九世紀初出現了日本式的模傲作品，
平安朝的嵯峨天皇（786－823）仿傲張志和「漁文詞」吟詠的「雜言漁歌」，以 及與此呼應的朝臣滋野貞主的五首均收錄在《經國集》中。日本詩人的漢詩從內 容到形式幾乎都是中國風格，而這些詩歌的造詣深度和用字巧妙的程度，即便 是收錄於唐詩集中也毫不遜色。
唐代詩人當中，對日本影響最大的詩人是白居易。白詩的通俗平易使得日本
人容易理解，而其平明清新的格調也展現了新的局面，大大地吸引厭倦了齊梁 古調的日本詩人。由於以安心、恬淡為旨的白式閑適詩歌與日本上流社會的趣旨 相合，白詩傳入不久便快速地風靡了當時日本社會的貴族文壇。詩會中常常朗讀
「北窗三友」，賞月時一定會吟頌「三五夜中新月色」，「香爐峰雪」、「草堂夜雨」
等也都膾炙人口。白詩不但為貴族文人所喜愛，在一般平民之間也深受歡迎，
「長恨歌」、「琵琶行」等的作品就廣為流傳。更甚的是，將白居易當為偶像膜拜的
「白樂天神社」在地方上建立，白居易對日本文學的影響長達九百多年，到了江 戶時代還將他當成「詩仙」，供祀在京都的「詩仙堂」中。
如前所述，古代日本雖然有語言但是沒有文字，三世紀隨著漢字的輸入，
漢字成了唯一的表記手段。從五世紀開始，使用漢字音和義（訓）的日本語言開 始有了記錄，也從此發展了日本語的表記法。八世紀完成的《萬葉集》就是用這 樣的表記法－稱為萬葉假名－書寫而成，這也是後世純熟的日語標音文字「假 名」的發明母胎。《萬葉集》是日本現存最早的歌集，主要是以八世紀前後的和歌 為中心，包含了大化革新前約四千五百首的古代日本詩歌集大成，全二十卷，
主編為奈良時代的歌人大伴家持（717？－785）。因為它生動地表現出庶民的 感情以及反映各階層的生活和思想，所以這部詩歌全集也被稱作「日本的詩經」
《萬葉集》雖以詩歌的形式表現出日本獨自的特徵，並構築了和歌發展的基礎，
不過它的文藝思想和編輯的方式確實受到了梁朝昭明太子《文選》的影響。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關於兩國詩人之間締結深刻友誼的美談廣為流傳，
其中特別值得介紹的是留學生阿倍仲麻呂。717 年，十六歲的仲麻呂跟隨第九 次遣唐使到長安留學，以漢名晃衡（別作朝衡）在太學內學習「經學」和「諸藝 學」。721 年完成了「國子學」學業，同時考取進士成為了唐朝的士。731 年，他
其中特別值得介紹的是留學生阿倍仲麻呂。717 年，十六歲的仲麻呂跟隨第九 次遣唐使到長安留學，以漢名晃衡（別作朝衡）在太學內學習「經學」和「諸藝 學」。721 年完成了「國子學」學業，同時考取進士成為了唐朝的士。731 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