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課程名稱：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二、 所屬領域：人文
三、 學分數：下學期2 學分 四、 任課教師：徐興慶 五、 課程說明：
（一） 本課程開設之目的
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有何關係？透過本課程的講授，得以檢視從古代 至現代中日文化的交會及其內涵，訓練研究生之基本研究方法，近而了解 它在東亞文明發展史的過程中所具有的意義。
（二） 本課程共列十個講授單元，每一講設有問題思考，內容涵蓋下列 各項：
第一講：中日文化交流的時代區分與研究史
一、前言
中日文化交流史是以中日本兩國之間文化交流為中心的歷史，由於它是以 文化為主軸，探討雙方人、事、物的交流與變遷，具有特殊的交流關係之歷史，
因此，中日學界已有多位學者概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時代區分。
辻善之助《增定海外交通史話》、1木宮泰彥《日華文化交流史》2以及近年的 藤家禮之助《日華交流二千年》3等都是中日文化交流之通史書籍，他們是以日本 史的演進做時代區分，此與中國大陸的研究，多數以朝代做區分，或不特別進 行時代區分有所不同。
有關中日文化交流史之時代區分，有其難以界定的層面。日本學者大庭脩曾 經提及在中國，就算是同一個時代，也會因其複雜的背景，而難以區分的現象。
例如晉代，西晉和東晉就有南北的差異，又如宋代，北宋和南宋也有地區條件 的不同。南宋時代五台山落入金人之手，日本的入宋僧無法前往巡禮。同一個國 土、地域會因政治因素之變遷而影響到文化交流之差異。
有了這些概念之後，就會思考到下面的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從日本列島到 中國大陸的日本人和從中國大陸到日本列島的中國人，從何處出發，到何處去 的。在《漢書》的〈地理志〉和《三國志·魏書》的〈東夷傳〉中出現國名為「倭」的時 代，似乎東浪郡、帶方郡是其門戶，「倭」的使者經由朝鮮半島與中國王朝接觸。
但是，朝鮮半島出現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三國之後，「倭」就不得不改變以往的 路線，而採用海路前往江南。日本人思考以海路西進中國，始於公元653 年，
第二次遣唐使分別派遣兩隊前往大陸，一隊由大使吉士長丹和副使吉士駒等組 成，另一隊由大使高田根麻呂和副使擔守小麻呂等組成；當時航海技術尚未發
1 辻善之助《增定海外交通史話》，（東京：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0 年 5 月（第一版），1942 年（第五版）。
2 木宮泰彥《日華文化交流史》，（東京：富山房， 1955 年）。
達，橫渡大海的路線具有相當的危險姓。第二次遣唐使高田根麻呂等人所乘的船 就曾經在途中遇難，幾番波折之後才抵達中國。雖然經常有人遇難，但橫渡大海 的路線，明州，及浙江省的寧波成了遣唐使的熱門途徑。不論到唐都長安，還是 東都洛陽，或是天台山、五台山巡禮，都要先到明州港。唐朝滅亡之後，以杭州 為中心建立的吳、越也有使者前往日本。
宋朝統一中國之後，日本的入宋僧也從杭州前往天台山巡禮。另一方面，弘 安之役時，元軍范文虎率兵攻陷南宋都城臨安，又從慶元（寧波）出發攻打九 州博多港。倭寇在騷擾朝鮮半島沿海的同時，也入侵了中國大陸從山東半島到浙 江的沿海地區，針對這些倭寇的入侵，向來都是由浙江總督銜命負責消滅，直 到清朝仍由閩、浙總督負責防守。明代實施的「勘合貿易」，也把勘合符的一半留 在寧波府。德川時代到日本長埼的中國船，以寧波對岸的乍浦港為基地出發者居 多。
中國大陸最初經海路與日本連結的是浙江省，爾後擴展到包括江蘇、福建在 內的南南地區，但這條海上線路至鴉片戰爭前後即逐步消失，其原因是由於運 輸業發生了變化，利用季風的帆船貿易已被現代動力船取代，而且上海城市的 發展取代了原來浙江獨占鼇頭的局勢。
明治以後，日本從朝鮮半島向中國東山省進行侵略的道路，改變了七世紀 以來中日之間，人、事、物交流的路線，但是這條路徑其實早在十六世紀豐臣秀 吉（1537－1598）攻打朝鮮（朝鮮出兵）就已開闢，若進一步追溯，還可說 是三世紀日本「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與魏交流過的路線，只是由於663 年日本
‧百濟的連合軍隊與唐朝‧新羅的連合軍隊，兩軍對峙，引發「白村江之戰」才 中斷。
二、中日文化交流的時代區分
（一）、中日文化交流的四個時期
中國與日本不但地理位置相近，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是歷史悠久。有文字記載 的中日文化交流至少有兩千年的歷史，且雙方交流的範圍廣泛，內容豐富，彼 此相互的影響也極為深遠。從古代至近現代，其內容或方式都具有獨自的特色。
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起，中日文化交流史從上古一直到十九世紀，約可劃 分為以下四個時期：
（1）西元前三世紀至公元六世紀：即中國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日本則為彌 生（Yayoi）時代、古墳（Kohun）時代與大和（Yamato）時代前期。這時期多 從朝鮮半島經陸路或沿岸航行，由中國移民（渡來人）傳播先進的文明到日本。
尤其在四至五世紀，中國儒書《論語》及《千字文》的東傳，對尚無獨自文字的日 本社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個時期，雙方交流的內容多偏向物質文化，如生產 工具和生產技術層面。
（2）西元六世紀至九世紀：中國的隋、唐時代，日本的大和時代後期、奈良時 代及平安時代前期。交流路線以直接渡海為主，並有遣隨、遣唐使節的往來，出
現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這個時期的交流內容則以制度及文化層面 為主，如唐朝律令制度的東傳，不但促使日本律令制度的形成，也影響到《古事 記》、《萬葉集》、《日本書紀》、《懷風藻》等日本文學領域的發展。此外，聖德太子 推行大化革新，603 年「官位十二階」的設置，604 年「十七條憲法」的制定，教 育制度的整備，甚至佛教東傳日本而引發新舊思想的交替，受到北魏及六朝文 化的影響，而形成日本最早的「飛鳥（Asuka）」佛教文化，都屬於這個時期中 日文化交流之成果。
（3）西元十世紀至十四世紀：中國五代、宋、元時期，日本平安（Heian）時 代後期、鎌倉（Kamakura）時代、室町（Muromachi）時代前期。交流路線轉 為以東海航行居多。交流方式多為民間貿易、僧侶往來等，這個時期渡唐僧‧日 本天台宗開祖最澄（767－822）、真言宗開祖空海（774－835）推行的密教 文化以及唐風的建築、雕刻、繪畫、漢詩、書法的弘仁‧貞觀文化頗受關注。此外 國風文化的平假名、片假名文字之產生，物語文學、日記文學、女流文學、「大和 繪（Yamatoe）」、「神殿造（Shindenzukuri）」的發達，也是文化交流的重點
（4）西元十四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即中國明、清時期，日本是室町時代後期 安土桃山（Atuchimomoyama）時代與江戶（Edo）時代。交流方式變得更多 樣化，如明代的「勘合貿易」，清代的「信牌貿易」，還有移民和戰爭。這個時期 以中國典籍文獻的東傳及中國文人在日本發揚、儒學、漢學、禪學等領域之教育 最受關注。
三、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史
（一）、中國大陸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中國人編寫的最初一批研究日本和中日文化交流的著作。明代嘉靖年間薛俊 的《日本考略》(1523 年)，便是其中最早的一部。該書內容包括日本沿革、制度、
風俗等十七「略」。在嘉靖年間還有邦若曾纂的《籌海圖編》 (1562 年左右刻)。書 中關於中日文化交流的內容有《王官使倭事略》，記載自魏晉至明代嘉靖三十四 年（1555），遣赴日本使節的記事 23 條。
明代萬曆年間有署名侯繼高的《日本風土記》和署名李言恭、郝杰的《日本 考》(1593 年左右刻)，在 1556 年出使過日本的鄭舜功撰的《日本一鑑》，該書 的《窮河話海》部分分為七欄，描述了日本的歷史沿革、官制、人物、風土、文字等 內容相當豐富。「寄語欄」則收集3401 個日語詞彙，「職員欄」記載日本職員名 稱三百多個，書中還附有日本地圖和中日之間航線圖。
晚清首任駐日本公使館參贊黃遵憲（1848－1905）的《日本國志》一書，
是近代中國人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之作。該書在1887 年撰成，1895 年才由廣州 富文齋刊印，全書共40 卷，50 萬字。黃遵憲還著有《日本雜事詩》，共約 200 首(1879 年同文館初版，1898 年長沙富文堂修訂版)，從各種角度描述中日文 化交流，如寫徐福、漢學、漢詩、漢字、留學生、中國遺民、中國書畫、唐館、茶道、
漢藥、圍棋、書法等，在他的《人境廬詩草》中還有不少描繪中日交流的詩篇。此
外還有傅雲龍的《遊歷日本國圖經》30 卷(1889 年)，包含外交、政事、文學、藝 文等15 類、183 目。吳汝綸的《東游集錄》(1902 年)，劉學洵的《游歷日本考察 商務日記》(1899 年)。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也出版了一批有關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論著。如戴季 陶的《日本論》(上海明智書局，1928 年)，著重剖析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和日本 國民性。謝晉青的《日本民族性底研究》(商務印書館，1928 年)，王輯五的《中 國日本交通史》(商務印書館，1937 年)，左舜生的《近代中日關係史綱要》(中 華書局，1935 年)，李季的《二千年中日關係發展史》(柳州學用社，1938 年) 王芸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1-7 卷，天津大公報社，1932-1934 年)等。
中國大陸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論文集，有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會編 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收錄 1950-1980 年大陸 學 者 重 要 論 文 29 篇 ) 、 《 中 日 文 化 與 交 流 》 (1-3 輯 ， 展 望 出 版 社 ， 1984 、1985 、1987 年)
、《日本的中國移民》(三聯書店，1987 年)、《東方文化與現代化》(時事出版社，
1992 年)等、這些論文集中都有不少關於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學術論文。
1970 年代之後，中國大陸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除了著作之外，其 他各類文獻及工具書也相繼出版，以下擇要略述其概況：
1. 史通史類著作：周一良主編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王曉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 流史》(中華書局，1992 年)。
2. 史話類著作：王秋《中日文化交流史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 年)、李威周 劉志漢《中日文化交流史話》(山東教育出版社，1988 年)、李永連《中日文化 教育交流史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 年)。
3. 史論類著作：周一良《中日文化關係史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梁容若
《中日文化交流史論》(商務印書館，1985 年)。
4.專史何專題類著作：沈殿忠等著《中日交流史中的華僑》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王家驊《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嚴紹 盪、王曉平《中國文學在日本》(花城出版社，1990 年)、王勇主編《中日漢籍交 流史論》(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 年)、陸堅‧王勇主編《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 傳與影響》(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 年)，王勇‧王寶平編《日本文化的歷史 蹤跡》(杭州大學出版社，1991 年)、汪向榮《日本教習》(三聯書店，1988 年)。
5.人物類：姚峰劍《遣唐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王金林《鑑真》(上海 人民出版社，1979 年)、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文》(三聯書店，1988 年)。
6.工具書類：劉德有、馬興國主編《中日文化交流事典》(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2 年)、李玉‧劉玉敏‧張貴來主編《中國日本學論著索引(1949-1988)》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香港學者譚汝謙編《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
《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年)。
（二）、台灣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1950 年代起，台灣學者陸續出版了日文化交流史的論著。諸如劉百閔編
《中日文化論集》(台灣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 年)、張其昀編《中日文 化論集續編》(同上，1958 年)、梁容若的《中日文化東漸研究》(同上，1957 年)、
余又蓀的《隋唐五代中日關係史》(台灣商務印書館，1964 年) ‧同《宋元中日關 係史》(同上，1964 年)、宋越倫的《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台灣正中書局，
1966 年)、李則芬的《中日關係史》(台灣中華書局，1970 年)等黃福慶《清末留 日學生》(近代史研究所，1975 年) ‧同《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
(同上，1982 年)、張曼濤《中日佛教關係研究》(台灣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年)、彭澤周《近代中日關係研究論集》(藝文印書館，1978 年)、林明德《近代中 日關係史》(三民書局，1984 年)、鄭樑生《明代中日關係史研究》(台灣文史哲出 版社，1985 年)、石曉軍《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台灣商物印書館，1992 年)。
（三）、日本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日本的第一部官撰史書《日本書紀》曾經引用諸多中國文獻，不過，專門記 述中日交流的書籍是在六世紀佛教傳入日本至元亨二年（1322）之間問世之
《元亨釋書》，是南北朝時代京都出身的臨濟宗僧人虎關師鍊（1278－1346）
撰寫，內容記述當時活躍於京都之僧侶傳記及其與佛教方面的交流事蹟。諸如佛 教傳入日本、日本僧人留學中國和中國僧人傳授佛法等，皆是它記述的內容。
《善鄰國寶記》是一部紀錄古代至中世紀日本對外關係史之外交文書集，共 有上中下三卷。上卷的記述的主要引自《元亨釋書》，其中也有的引自《海外國 記》和《書籍后傳記》等現已失傳的書籍。中、下卷收錄的是慶永五年（1398）至 文明十八年（1486）間的文書檔案，集五山僧人執筆的外交類文書而成，它是 一部隨時可以提供五山僧人撰文時參考的資料集，值得關注。
江戶時代，松下見林的《異稱日本傳》成書於元祿元年（1688），書中收 集了有關外國對日本歷史的記述，是一部進行異同對照和解釋疑問的書籍，採 用、抄錄者涵蓋中國漢代到元代的經、史、子、集書籍61 部、明代書籍 50 部、朝 鮮書籍15 部，並且敘述了自己的見解。這種使用外國文獻對照日本歷史的嘗試 作為方法論，直到現代仍然有效，是一部卓越的著作。以《異稱日本傳》為基礎 而補錄缺漏的著作，在江戶時代相繼問世。
江戶時代後，天保九年（1838）出版的伊藤威山的《鄰交征書》，是一部 史料集，收錄自魏至清代中國人詩文中摘錄的有關日本記事，雖然收錄有公文 書，但主要是收錄明、清僧侶和儒士的詩文，並附有出典和著者按語，是一部實 用的文獻。
德川幕末，外國船隻出沒於日本近海，形成危機狀態，江戶幕府在此狀態 下由大學頭林壯軒和林復齋的主持下於嘉永六年（1853 年）完成《通航一覽》
的編撰。此書有續編，正編收集的是從永祿九年（1566）安南國船漂流到三河 國片濱浦，到文政八年（1825）公布異國船驅逐令止有關對外交涉的史料；續
編是近世對外交涉史料集，按國別分類，包含琉球、朝鮮、中國、荷蘭、北美等。
這是研究近代對外關係史的寶庫，其索引對於查詢有關史料具有很大的價值。
此外，從日本書籍中大量收集而記述的文獻有明治、大正年間編撰的百科史 料事典《古事類苑》，其中外交部兩冊也是值得參考，其中國部分是按古代、吳、
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分別記述。明治時代，日本以建立近代國家為目標，
採用富國強兵政策，並且憧憬西方文明，走向「脫亞入歐」，這是對江戶時代的 否定，中國受到蔑視，成為侵略的對象。今天，近代日中關係史已成為研究的對 象，由於兩國的歷史緊密相關，對研究中日本近代史的人來說，研究中日關係 史也具有相同的意義。
進入大正時代，大正六年（1917）辻善之助出版《海外交通史話》，名稱 為交通史，但其內容涵蓋對外關係史的部分。本書共分39 章，是一部概論書，
其中除幾章是對西方關係外，記述內容幾乎都是中日關係史的問題，其中有幾 章是為侵略主義辯護，但在當時看來沒有任何不可思議之處。其內容為：「懷良 親王的對外強硬與足利義滿的國辱外交」、「豐臣秀吉征伐中國朝鮮的原因」、「江 戶時代遠征台灣及菲律賓的企圖」、「德川家光侵略中國的雄圖與國姓爺」。另一 方面，即使現在也有很大參考價值的章節，例如中山久四郎的「中國文化在江戶 時代的影響」。中山氏的論文題目是〈近世支那對日本文化產生的影響（以近世 支那為背景的日本文化史）〉，曾經連載於〈史學雜誌〉第25 編第 2 期至第 26 編第2 期，即大正三年（1914 年）2 月至大正四年（1915 年）2 月。如中山 久四郎所述，此論文提出的時間適逢清朝滅亡之際，意在總結兼評論清朝之價 值，這是一篇近世中日文化交流研究應該參考的論文。中山久四郎還有一部著作
《支那史書中的日本史》，大日本史講座，第17 卷（東京：熊山閣出版，1932 年）共25 章，內容選錄的是古今日中關係史，從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值 得參考。
大正十五年（1926）至昭和二年（1927），木宮泰彥出版了《日中交通 史》上下二卷，名為交通史，但不是單純的外交史或貿易史，而是文化交流史，
敘述也很客觀，是第一部有體系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此書於1931 年由陳捷譯成 中文，題為《中日交通史》，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後又列入「萬有文庫」，
1936 年由王輯五節編成《中國日本交通史》出版。木宮泰彥對原著進行增補後於 1955 年出版了《日華文化交流史》。這本書也於 1980 年經胡錫年翻譯後由北京 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書名為《中日文化交流史》。木宮氏另有一部著作《日本中 國印刷文化史》於1932 年由東京富山房出版。
中山久四郎在看到清朝滅亡之後才回顧日本和清朝之間的文化交流，並且 一直觀察到江戶時代結束。曾任京都大學教授的東洋史學者內藤湖南（1866－
1934）也寫了不同於《清朝史通論》的《支那繪畫史》、《支那論》、《近世文學史 論》、《東洋文化史研究》，展開了對現代中國的論述。中國人把近現代史以外的 過去時代的歷史全部稱為古代史，與日本人所說的古代史不同。中國人所稱的古 代史與近現代史，其研究的時代範圍當然也與日本的不同。
在日本，對於中日關係史的研究，向來似乎是日本史學者的研究領域，但 是東洋史研究家、中國史的研究學者在1945 年之後也開始研究中日關係史。西 島定生提出的「冊封體制論」就是其中之一，大庭脩對江戶時代「唐船持渡書」的 研究，都屬於中日關係史的領域。還有有和田清‧石原道博譯注了《魏志·倭人 傳》之後，中國正史中有關日本的記載紛紛被譯成日文。日本古代史的研究必須 依賴中國古籍文獻，因此，中國史研究者從日中關係史的角度探討日本古代史 的方法便成了主流。
在日中文化交流的研究方面，不可忽略的是中國陶瓷器陸續在日本各地的 遺跡中出土，這是研究日中文化交流最直接且具體的資料。例如在博多灣和鐮倉 由比濱發現的宋瓷碎片，從福山草戶千軒遺跡和福井一乘寺谷朝館遺跡中發現 的中國陶瓷片，以及最貴重的資料韓國新安沖沈船裝載的送往日本東福寺的瓷 器等考古的成果，都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素材。
日本方面，中日關係史、文化交流史領域的研究成果為數不少，僅舉例如下
（1）、關於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呂傳研究》（東京：育芳社，1940 年）。西島定生：
《中國古代國家和東亞世界》（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年），栗原朋信：《上 代日本對外關係研究》（吉川弘文館，1978 年），鈴木靖民：《古代對外關 係研究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85 年），坂元義種：《古代東亞的日本和 朝鮮》（吉川弘文館，1978 年），增村宏：《遣唐使研究》（同朋舍，1988 年），佐伯有清：《日本的古代國家和東亞》「古代史選書」6（雄山閣，1986 年）、《慈覺大師傳研究》（吉川弘文館，1986 年）、《智証大師傳研究》（吉 川弘文館，1989 年）、《佛教大師傳研究》（吉川弘文館，1993 年），小野 勝年：《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研究》1－4（鈴木學術財團，1964－1969 年）、
《入唐求法行歷研究》上、下（法藏館，1982－1983 年），杉本直治郎：
《真如親王傳研究》（吉川弘文館，1965 年）。
（2）、關於中世文化及貿易交流史的研究：
安藤更生《鑒真大和上傳之研究》（平凡社，1960 年），藏中進的《唐大和上 東征傳研究》（櫻楓社，1976 年），森克己：《日中貿易研究》、《續日宋貿 易研究》、《再續日宋貿易研究》、《日宋文化交涉諸問題》（均收錄於《森克己 著作選集》，國書刊行會，1975－1976 年），魏榮吉：《元日關係史研究》
（教育出版中心，1985 年），小葉田淳：《中世日支交通貿易史研究》（刀 江書院再版，1941 年初版，1969 年再版）、《中世日本和南支那》（野田書 房，1942 年）、《金銀貿易史研究》（法政大學出版局，1976 年），田中健 夫：《中世海外交涉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59 年）、《中世對外關係 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 年）、《對外關係與文化交流》（思文閣 ， 1982 年），佐久間重男：《日明關係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92 年），
牧田諦亮：《策彥入明記研究》（上）（佛教文化研究所，1955 年）、《策彥 入明記研究》（下）（法藏館，1959 年）。
（3）、關於日本近世史的研究：
矢野仁一：《長崎市史》（東洋貿易篇），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之 研究》（富山房，1945 年），山脇悌二郎：《近世日中貿易史研究》（吉川弘 文館，1960 年）、《長崎唐人貿易》（吉川弘文館，1964 年），河原宏‧藤 井生三編《中日關係史基礎認識》（有斐閣，1973 年），中田易直：《近世對 外關係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84 年），中村質：《近世長崎貿易史研究》
（吉川弘文館，1988 年），荒野泰典：《近世日本和東亞》（東京大學出版 會，1988 年），太田勝也：《鎖國時代長崎貿易史研究》（思文閣，1992 年），永積洋子編：《唐船輸入品數量一覽（1637－1833 年）－复原·唐船 貨物改賬、歸帆貨物購買帳》（1987 年，創文社），大庭脩：《江戶時代中國 文化受容之研究》（同朋舍，1984 年）。
※思考問題：
1、中日學界對中日文化交流的時代區分之差異。
2、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史。
※參考讀物：
1、木宮泰彥《日華文化交流史》（東京：富山房，1955 年）。
2、鈴木俊 西嶋定生編‧ 《中国史の時代区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7 年）。
3、藤家禮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1977 年）。
4、田中健夫《対外関係と文化交流》（東京：思文閣，1982 年）。
5、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1983年）。
6、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舎，1984 年）。
第二講：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問題點
一、稻作東傳與中日文化交流的關係
彌生時代是日本的整個歷史文化產生質變的決定性時期，其最重要的文化 現象便是稻作文化的傳入。日本學界一般認為這批稻作民來自朝鮮半島。從航海 條件、社會動因、地理意識、人種特徵以及相關文化現象的地域分佈特點加以探 討，證明了這批稻作民是從中國的吳越地區，經由朝鮮半島移民至日本。
如果說日本的稻作文化最早開始於繩文時代晚期，那麼在日本列島出現比 較普遍的稻作農耕現象則是彌生時代的前期，即公元前300 年前後。此後的五 六百年間，史稱彌生文化時代，相當於中國的戰國末期到三國時期。稻作的東傳
還表現出整個東亞歷史中所從未有的特點，這就是說日本彌生時代以稻作農耕 文化為主幹由九州地區擴展到中國地區、四國地區、近畿地區的西日本廣大地域 只花了大約五十年的時間；而由西日本擴到日本列島全境，也不過約二百多年 時間。在彌生文化中期，日本東北青森縣南津輕郡垂柳遺址也都種上了水稻。原 本稻作演變的三個階段，一般是需要經過大約千年的時間，稻作的栽培與稻作 文化的形成在日本列島幾乎是同時進行，這種超常的文化發展現象無法在日本 列島內部尋找答案，稻作文化在彌生時代前期的幾十年就能夠由九州遍及西日 本，這需要多理解稻作農耕對他們生活的重要性而通力合作才能達成，因此，
可以想見當時的日本曾有過一個快速的造田引水運動。此非繩文晚期小群體的漂 流民所能為，更不是從未接觸過稻作農耕的原住民所能做到的。日本的考古學家 證實，在此期間確實有許多渡來人到日本，數量之多足以與原住民通婚，這種 過程改變了日本人的體質。
當時的日本列島幾乎一開始出現的就是相當高度發達的稻作文化：從考古 學家的發掘日本最早的九州地區環濠部落「板付遺址」遺跡來看，早在彌生時代 晚期，其水田形態及水利設施已經相當完善，溝、堰、調節水量的木柵和進、排 水口朝向的配合都很科學。木製農具也已經有了功能分化，挖掘泥土的木揪和平 整田哇的木耥各均有所不同，用於作業的鍬體或耥體上都有鑿孔，通過鑿孔鑲 嵌進攥握的把柄部分而組合起來，可見當時木工的製作技術己很不平常；而且 從其結構看，只能用於水田，不能用於旱地。同時發掘出來的還有用於收割稻穗 的石庖丁，就是一種半月形外彎刃的石器。更不可思議的是，在進排水口附近出 土了祭祀用的陶器和豬的下顎骨，分明是農耕祭祀儀禮的殘跡，這已屬於思想 信仰的領域，如此成熟的稻作栽培技術和上層次的稻作文化，展開了古代中日 文化交流的序幕。
（一）稻作東傳的途徑
稻作約距今2400 年前傳入日本列島，傳入的途徑有各種說法，分別介紹 如下：
（a）李進熙‧姜在彥《日朝交流史》
1、長江下游→台灣→沖繩諸島北上。但戰後在南方各島及南九州作調查並未 發現初期的稻作遺跡。
2、長江下游→東海→北九州。因海流、風向的關係，當時橫越東海不可能。若 直接傳入北九州，應屬印度型稻種，但板付遺跡的稻種屬老型。
3、江南北上→渤海灣→朝鮮半島南下傳入。但中途必須經過的遼河下游並沒 有稻作遺跡。
4、江南→山東半島北上→在遼東半島或朝鮮半島黃海道的夢金浦海岸上路→
再由朝鮮半島南下傳入。
（b）蔡鳳書《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
1、華北→東北→朝鮮半島→日本九州
2、江南→同時傳到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九州 3、華南→沖繩群島→九州
4、山東省南部→長江入海口→九州 5、江南地區→九州地區
6、江南地區→山東→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九州
上述各說不儘相同，但可確定的是日本稻作是由大陸傳入的。今天對稻作的 傳播路徑，較普遍的看法是，印度→中國南部→中部→朝鮮半島南部→北九州。
稻米傳入日本不是一次完成，也不是只有一條路線，而是多次、通過多條渠道完 成的。
二、冊封體制與中日交流
由西島定生在1962 年出版的岩波講座《日本歷史》第 2 卷的「古代」二中，
以「東亞世界和冊封體制－六至八世紀的東亞」4為題，展開了對東亞世界秩序的 論述，「冊封體制」的名稱引起日本學界的關注。前近代中國王朝，皇帝對周圍 各國的君主頒佈官號、爵位的冊封（任免令），結成君臣關係，以宗主國對藩屬 國的立場，將日本置於從屬地位，其主要的目的就是需要日本前來朝貢。藩屬國 使節朝見宗主國皇帝，獻上土產品，盡君臣之禮；皇帝授與答禮物品，作為回 賜，以示威德。中華的君主天子把國內的封建君臣關係沿用到周圍各國，建立以 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這是「中國世界」觀的具體表現。這種「中國世界」的存 在，在中國歷史上歷來就是一般常識，但這次的意義在於將這種「中國世界」觀 帶進日本的歷史，將日本定位於前近代東亞世界之中。「冊封體制」與中日交流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它是值得關注的焦點之一。
三、日本對中國律令的受容
文字、佛教與律令的東傳日本，是形成日本文化的三大要素。漢字的東傳，
使日本將口語文字以漢字表記，影響了《古事記》、《萬葉集》、《日本書紀》、《懷 風藻》等文學作品與歷史領域的發展。佛教的思想則影響了日本的寺院建築及佛 教藝術的發展。而律令制度的東傳促使日本在701 年完成了「大寶律令」的體系 法典，實施中央集權主義國家體制，奠定了日本飛鳥‧奈良時代日本文化的基 礎。
關於律令制度，在江戶時代，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1684－1751）在亨 保十年（1725）十二月，命令寄合儒士荻生北溪校訂傳入洪時山文庫的《唐律 疏讀》。荻生北溪在完成這項工作後提出了報告書。5他在報告書中說：「在日本 紮根的許多語言和習慣的起源都可以在唐律中找到，比明律來得親切與實用」。
荻生北溪受命於德川吉宗對明律做發音標注並且出版，是亨保七年（1722）十 月的事情，所以他也通曉當時剛被人們關注的明律，有能力對唐律和明律進行 比較。明律受到了德川吉宗以及加賀藩主前田綱紀（1643－1724）和其他各
4 西島定生：《中國古代國家和東亞世界》，第二篇第二章，（東京大學出版社，1983 年）。
5 大庭脩《江 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社，戶 1984年），頁 257。
藩的關注，並且編寫了註釋書，有一部份諸侯在藩法中採用了。但整體而言，只 是做了學術研究。換言之，日本對於明律的接受度，並沒有像唐律一般，正如北 溪所言，與唐律相比，明律不易使人感到親切。
若將唐律和明律做比較，可以發現明律在排列上是以六部為中心，這正像 從宋代以來問世的條法類，是以官署為序排列，與法律的輕重無關，目的是便 於官僚使用。而傳入日本的唐律令卻與鐮倉時代的武家法制並存，律令法並沒有 發展，而保存著原來的形式。這是日本繼承文化時的守舊性的一面。
四 、漢字與中國文化
日本列島究竟是從何時開始有文字？王仁帶著《論語》和《千字文》到日本以 前，日本人還無法閱讀漢字。同屬漢字文化圈的日本人，如何閱讀以漢字書寫的 中國書籍？自平安時代初期以來，他們使用「乎古止點」法，或是使用返點、送 假名等獨特的注音標點法，即所謂的漢字讀法。這是一種發明，是為理解中國文 化而想出的最好的辦法，因為是在原文上附加一些訓讀符號，使日本人能夠理 解文意，這是日本接受中國文化的象徵。
日本還利用一部份漢字創造了片假名，或對片假名進行了加工，使用萬葉 假名，以漢字標記日語，或取漢字的一部份創造獨自的文字。在這些方面，日本 有其特色，在漢字文化圈中做得最早。一個漢字有音讀和訓讀，音讀中又有漢音 吳音、唐音等不同的讀法。此外在探討日本文化時還會遇到一個問題。據沼本克 明的《日本漢字音的歷史》6的研究指出，這種吳音、漢音、唐音等的不同音型，
不是某個字個別問題，其特徵是這樣的事實：各有其名稱所代表的文化背景，
都是一代一代分別傳下來的，他稱之為「日本漢字音的層位傳承」。據說與日本 漢字音形成對照的朝鮮漢字音或越南漢字音，原則上都不存在這種現象。例如，
朝鮮漢字音中隨然有相當於吳音、漢音、唐音等的音型，但是一字一音型，就每 一個字來說，只有吳音或漢音一種讀法，不是混在一起的。
沼本克明認為，漢字音在日本出現「層位傳承」的主要原因是，傳承和學習 的方法有所不同。讀吳音的書籍和讀漢音的書籍有相當明顯的區分，基本上是佛 籍讀吳音，漢籍讀漢音。據說在歷史發展中最新的「層」是「宋音」和「唐音」，即 是逐步移植的中國宋代以後的音。「宋音」是鐮倉初期以後由臨濟宗、曹洞宗的入 宋僧移植過來的，「唐音」是江戶時代由黃檗僧人和唐通事移植到日本的。如此 看來，在日本文化的發展過程當中，也反映了它的守舊性，即既接受新的事物，
又要如實地保存傳統的東西。
五、佛教與中日文化交流
關於說明佛教傳入東亞的重要記載，《三國史記》中有：「372 年，高句麗 小獸林王二年，秦王符堅使者來，送佛像、經典」。傳說佛教是由百濟聖明王傳 入日本的，到底是從東晉傳入，還是從高句麗傳入，部分日本古代史的研究學
6 沼本克明：《日本漢字音の歷史》（東京堂，1986 年）。
者，仍各有己見，但是日本文化有濃厚的佛教色彩，卻是不爭的事實。
毋庸待言，對日本文化發展史貢獻良多的聖德太子、聖武天皇等人都是篤信 佛教，玄昉、最澄、空海等入唐僧，傳入許多佛典，並且學得中國文化而歸。他 們必定傳入新的佛教思想與信仰。此外，禪宗和宋文化的傳入，江戶時代黃檗及 福建文化的傳入，都與佛教息息相關。佛僧中還有許多貴族出身的人，對宮廷文 化的形成做出了貢獻。尤其是室町時代的五山文化，是禪僧的文化，相國寺的僧 人撰寫室町幕府的公文書，五山的學僧講授的不是佛典，而是許多中國古籍，
留下了許多的筆錄。發生過「元寇」的元代，東渡日本的元僧有一山一寧、無學祖 元等十三人，而入元的日本僧人，有文獻可查姓名者即超過二百人，不難想像，
當時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日本僧人曾經到過中國。相國寺的僧人藤原惺窩（1561
－1619）還俗成為儒士，培養德川初期的「大學頭」林羅山（1583－1657）
等弟子，對於儒學在德川時代以後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總之，中日兩國佛教 領域的文化交流是值得關注的重點。
※思考問題：
1、稻作技術的東傳 2、遣隋史 3、遣唐史
※參考讀物：
1、 安藤更生《鑑真大和上傳之研究》（東京：平凡社，1960 年）。
2、 上田正昭《帰化人－古代国家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東京：中央公論社 1965年）。
3、 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1 年）。
4、 潮見浩《東アジアの初期鉄器文化》（東京：吉川弘文館，1982 年）。
5、 西島定生：《中國古代國家和東亞世界》，（東京大學出版社，1983 年）。
6、 大庭脩《江 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社戶 1984年）。
7、 沼本克明：《日本漢字音の歷史》（東京堂，1986 年）。
8、 増村宏《遣唐使の研究》（京都：同朋舎，1988 年）。
9、 和佐野喜久生《稲の道－吉野ケ里と中国江南》（東アジア文化交流史 研究会，1990 年）。
10、 徐逸樵《先史時代的日本》（北京：三聯書店、1991 年）。
第三講：漢魏、隋、唐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一、漢魏及隋朝的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兩國僅隔一水之鄰國，兩國友好往來的歷史久遠，據文字記載已有兩
千多年的歷史。兩國的來往在政治、經濟面及科學、文化面都有密切且多變化的 交流，透過友好往來和互相學習，兩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也都推進了許多。
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文明都比日本發達，文化交流多為中國輸向日本 而日本在攝取、吸收之後，將中國文化創造成具特色的日本文化。
中國最早在西漢時代，和日本之間就有往來，到了東漢初期兩國有了正式 的外交關係，西元75 年，日本使者前往東漢首都洛陽，光武帝賜予日本國王 金印。在三國時代日本和魏國也有正式的外交，到了南北朝時代派遣使者的次數 也相繼增加。根據《魏志》，三國的魏朝時，日本使者曾經四度訪魏，而魏國的 使者則曾經兩度到日本，南北朝時期到中國的日本使者為數更為增加，西元 589 年，隋朝統一中國後，兩國的關係更是遠遠凌駕前代，從 600 年到 614 年間，兩國使者的往來達到五次之多，隨著隋朝文化傳播至日本，更影響了日 本社會及文化層面的各項發展。
隋朝統一中國之後，結束了自東漢末年以來中國近四個世紀的分裂動亂，
社會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當時日本是聖德太子（574－622）協助剛即位的推古 天皇（554－628）攝政，他勵精圖治，銳意改革，為了輸入隋朝的先進文化，
以提高日本的文化水準，並因而促進國內的改革，聖德太子先後向中國派出了 四次遣隋使(600 年、607 年、608 年、614 年)，這是中國和日本正式交往的開 始。也是日本統治者採取主動積極態度，派遣大型文化使節團直接吸收中國先進 文明的開端。遣隋使可以說是後來遣唐使的先驅。
據《隋書》〈東夷傳〉記載，開皇二十年，推古八年（600），日本首次派遣 遣隋使。傳裡記載：『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 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這次派 遣使者的任務，《隋書》裡沒有記載。不過在三年之後，603 年，在聖德太子主 導之下，頒佈了「冠位十二階」，隔年頒行「憲法十七條」，可以窺知當時出使中 國的使者所蒐集的律令制度等資料，成了日本朝廷制定典章的重要參考。大業三 年(607)，聖德太子派遣了大禮（官名）小野妹子、通事（翻譯官）鞍作福利出 使隋朝，這次的出使，留下著名的「無禮」國書事件。《隋書》上記載：「大業三年 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 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 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日本使者這樣的說法，
把自己天皇的地位放在和中國皇帝平等的位置上，這是中日學者爭論的焦點。或 許日本當時只是單純從地理上來形容也未可知，不過仍然是觸怒了隋煬帝，隋 煬帝於是派遣了裴世清等十二人，帶上國書，跟隨小野妹子經百濟去到日本，
不過，小野妹子並未將國書呈給日本天皇。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國書上有著輕視 日本朝廷的文字，小野妹子為顧及日本顏面而毀掉國書。而就在裴世清回國之時 聖德太子再次命小野妹子為大使，出使隋朝，一共派出四次的遣隋使。在遣隋使 中，比較知名的學者像是南淵請安、高向玄理、志賀惠隱等人都是漢化人的子孫 相較於一般日本人，他們更為精通漢語。
佛教在南北朝時期便進入了日本，起初信奉佛教的人是以能接觸到佛教思想 的貴族階級，像是三論宗、華嚴宗、淨土宗、法相宗、戒律宗等，都是在此一南北 朝時期發展而成，並且先後進入日本，而貴族們接觸到的就是此類佛教宗派。為 了求得生活上的舒適，和來世的享受，這些貴族崇尚佛法並且派學問僧到中國 留學。到了大化革新時期，日本就仿效了唐朝把佛教當作國教的作法，以國家力 量，讓佛寺地位提高，日後甚至成為擁有莊園、僧兵的一大勢力。而佛教成為國 教被推廣，這也是東亞文化圈的一項特色。
東亞的外交關係是錯綜複雜的，中國、朝鮮半島諸國、日本之間存在許多政治 上的角力，因此外交關係的拓展，關係著國家的發展。中國是當時東亞最強盛的 國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鄰近的百濟、高句麗等國都來朝貢，並締結冊封關係 前代日本的「倭」五王積極與中國有過交流，聖德太子攝政時代，對內勵精圖治 對外亦採取積極的方針，因新羅勢力過於強大，無法出兵朝鮮，又鑒於隋朝是 統一興盛的國家，他轉而致力對中國之外交。如前所述，推古15 年（607）聖 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攜帶國書到隋朝朝貢，隋煬帝覽之不悅曰：「蠻夷書有無理 勿復以聞。」不過，當時煬帝正圖開展對四夷的外交，所以沒有與日本斷絕關係 反而又派裴世清隨小野妹子到日本觀察其風土民情，推古16 年（608）小野妹 子奉命送隋使歸，此時有日本留學生及學問僧「僧旻」、「請安」等八人一同入隋 此為日本派遣留學生及學問僧至中國之濫觴，爾後啟開了二百六十多年日本的 遣唐使赴中國取經之風潮。
二 、唐朝的中日文化交流
618 年，唐朝滅隋，建都長安。唐王朝建立後，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和文 化達到了全盛期，成為東亞最強大的帝國，聲威遠揚，對日本和亞洲各國都會 有巨大吸引力。當時日本正從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富含進取精神的新興統治貴 族階層們，非常欣羨中國各種完善的制度和高度發展的經濟、文化發展。因此他 們不怕萬里重洋的風險，不斷派遣使者前往唐朝吸收中國文化。
（1）、遣唐使的開始
唐代承繼隋代統一天下，為中國歷史上文物極盛的時代，各國相繼派遣使 節朝貢，當時日本一方面為了延續遣隨使的派遣模式，一方面為推行文化革新 運動，遂派遣「遣唐使」到長安，積極吸收中國文化，輸入唐代文物制度，以作 為日本建國的藍本。據《舊唐書》、《新唐書》及日本相關史籍所載，日本在唐代二 百八十九年間，先後遣使入唐達十八次。
623 年，遣隋留學僧惠齊、惠日、惠光等人在留學中國多年後回國，向天皇 報告大唐國是法律制度最完備的國家，建議派使節赴唐學習。為了實現更加直接 有效地學習唐朝先進駐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決定組織大型遣唐使團，
派遣優秀人物為使臣，並攜帶留學生、留學僧去中國。630 年，舒明天皇終於派 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使節為犬上御田耜、惠日等。653 年，大化革新後七年，初
次派遣兩團約含230 人的留學生使節團前往唐朝取經，此為第二次遣唐使，但 在入唐的途中，第二次遣唐使團在薩摩國的薩摩郡竹島附近罹難。翌年，第三次 遣唐使成功出使歸國，朝野上下對中國文化更加仰慕嚮往，出現學習模仿中國 文化的熱潮。646 年，日本為確保在朝鮮半島上的勢力，出兵協助朝鮮的百濟，
對抗唐朝支持的新羅，但卻於663 年在白江口戰役中，被新羅、新唐的聯軍而 打敗，最後徹底退出朝鮮，日本因此捨去對半島政治上的野心，轉而致力於國 內制度的完成。如此一來，攝取唐朝的先進文明成為日本的當務之急。此外，同 時日本為了努力改善與唐的外交關係，當時來往中日間的遣唐使之角色也亦趨 重要。之後的三百餘年間，日本陸續派出了約十八次（另有十九次的說法）的遣 唐使者。扣除三次中途停止，實際上約有十五次的紀錄，而其中又有護送回日的 唐朝使節之「送唐客使」，因此，奈良和平安時代的日本，總共派遣十二次的遣 唐使到中國取經。
在《舊唐書》、《新唐書》、《冊府元亀》等文獻上，日本使者也有六次被紀錄下來，
這六次的成員不完全是日本正式的派遣，但唐代的文獻仍是將這些人記載為日 本正式的遣唐使。7
（2）、遣唐使的時期區分
遣唐使的時期區分，因基準不同，而有不同的說法。目前以分成前期、後期，
亦即以七世紀和八世紀以後這兩期的區分法為最多。換言之，前期以朝鮮半島為 中心的動亂期而有政治目的的派遣，後期則是指東亞情勢穩定的八世紀以後，
以文化移植為目的之派遣。
此外，若以規模及航路為基準區分，則可分成下列三期。
1、初期：自 630 年第一次遣唐使至 669 年第六次為止，初期的規模較小，航 線主要走朝鮮半島沿岸的北路。
2、中期：自 702 年第七次遣唐使至 759 年第十一次為止，中期為極盛期，使 節團的規模大，收穫成果也是最豐碩，航線大多是經南方諸島了南島 路。
3、後期：因第十二次、第十三次中止的緣故，自 777 年第十四次至 874 年最後 一次的遣唐使為止，後期因唐朝「安史之亂」逐漸衰敗，使節團規模縮 小，航線主要是直接橫渡東海的大洋路。8
（3）、遣唐使的航路
7 宋錫民·宋白川〈日本遣唐使者小考〉《文史哲》，1980 年第三期所收）。
8 據木宮泰彥的研究指出，遣唐使分為下列四個時期：第一期：自舒明天皇二年（630）至欽明 天皇五年（659）期間共遣使四次。第二期：自天智天皇四年（665）至天智八年（669）期 間共遣使三次。第三期：自文武天皇大寶元年（701）至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二年（750），先後 派
遣使者五次。第四期：自光仁天皇寶龜九年（778）至仁明天皇永和元年（834），先後派遣 使
者三次。
遣唐使的航路大致分為北路、南路及南島路三條路線。
1、北路：從博多起經讚岐、對馬，到達朝鮮半島南岸，之後從朝鮮的西海岸北 上橫斷黃河抵達山東半島的一角。或是從遼東半島的西端開始，經過廟 諸島，從登州附近上岸，一路經過萊州、青州、汴州、洛陽抵達長安。
2、南路：從博多出發，在平戶或是五島列島等待順風，一口氣往東中國海前進 抵達揚子江口或杭州灣附近。
3、南島路：沿九州的西岸南下，從薩摩往種子島、屋久島、龍美大島前進，最後 橫斷東中國海，抵達揚子江下游。
中期過後，日本使節團捨棄安全的北路，而選擇較具危險性的南島路線入 唐，並非因為技術的進步，而是因為與當時統一朝鮮半島的新羅之間關係惡化，
害怕會受到迫害不得不出此下策。後期則因新羅海賊的出現更令原本危險的航路 蒙上一層陰影。在菅原道真上奏廢止遣唐使的前年，新羅海賊侵入肥後國飽田郡 讓日本朝廷大感震驚，也由於這樣對渡洋及新羅海賊的恐懼，更加確立了遣唐 使的廢止。
（4）、遣唐使的選任
遣唐使的使命在於輸入唐朝的先進文明，藉以提升當時日本的國際地位。因 此在選任遣唐使時，有兩項重點。首先，必須要有很高的人格教養。另外，偏重 於選用學者或是有學問素養的人。因此，大部分有名的遣唐使都是文學博士、學 問僧或是好學的知識份子。此外，個性好且聰明的秀才型者也不少。例如著名的 使節中，栗田真人是舉止溫雅，石上宅嗣是有姿態，藤原常嗣是威儀不錯，各 有其才。遣唐使的組織及人員每次都因時而異，第一、二期以大使、副使各一人 第三期之後，大使四位、副使五位，每期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皆為遣唐四等官 遣唐使職員計有知乘船事、造船都匠、翻譯官、醫師、陰陽師、畫師、射手、船師、
音樂師、水手…其它多為學問僧及學生等，因此每次遣唐使人數甚多，初期約為 二百四十五人，文武天皇之後，人數加倍，大約五百人左右，之後陸續增加，
最多曾到達六百多人。遣唐使當中，阿倍仲麻呂對中日文化交流貢獻卓著，是代 表人物之一。
（5）、遣唐使的組織
遣唐使是因應日本朝廷的需求而臨時任命的官職。剛開始時，並沒有明確的 官位，但後來漸漸地有了規模之後，即整備成一個具有組織的型態。通常大使是 最高負責人，底下設有副使，大使和副使原則上為一名，在這之下設有判官、錄 事等數名幹部。此外，還有書記、庶務、僕人、船長、造船長、占卜師、醫師、陰陽師 畫家、技師、翻譯官、水手長、水手等。隨行的還有留學生和留學僧。
（6）、遣唐使廢止的原因 1、日本的文化水準提高
至今日本學界一致認為，遣唐使是因為平安朝前期的文章博士菅原道真
（845－903）於寬平六年（984）的上奏章而廢止，菅原認為日本透過十數 次遣唐使的派遣，吸收唐朝文化的結果，日本文化的水平已經逐漸向上提升。相 反地，唐朝由於安史之亂，經濟文化蕭條，兩國的文化水準也差不多，因此沒 有在海上冒險及受海賊襲擊的必要。在派遣多次遣唐使，輸入唐朝先進文化之後 日本的文化水準提高，逐漸脫離了模仿的階段，這是無法否認的。例如，在平安 初期的學術發展上，假名文字的發明，和歌、物語等國文學都相當發達。技術方 面，日本的造紙術也進步許多，甚至有日本製的紙張，反而傳回唐朝。
2、財政能力無法負擔
遣唐使的派遣是以強力中央集權的律令國家為背景，是前所未見的大規模 使節團的派遣活動，人數由最初的二百四十五人，擴張到六百多人，船隻則由 兩艘船增加到四艘巨艦。平常賜予遣唐大使二百兩，副使一百五十兩的砂金，出 發時，水手全員配給為數眾多的綿布等等，還有作為「朝貢貿易」的國家信物數 量、金額也非同小可。另外，長期滯留唐陸的留學生也從日本政府那裡領取龐大 的留學費用。因此出使一次遣唐使，零零總總的金額，對當時日本財政造成很大 的負擔而且每次任命到出發都得經過二至三年的準備，還有出使失敗導致的損 失，都讓日本政府決定廢止遣唐使。
從以上可得知日本遣唐使之目的分成政治與文化二種，當然其中也包含了 一些經濟目的。從文化目的之角度而言，大化革新時的「白鳳文化」最受人矚目 的就是佛教美術及建築文化的興盛。例如大阪東區被發現的孝德天皇（596？－
654）的難波宮遺跡就是屬於唐式的構造，但它也保有如伊勢神宮的傳統風格，
這可以看做是中國與日本建築文化融合後的作品。因大化革新使得佛教在日本日 漸興隆，流傳至今的盂蘭盆會也是因佛教的關係在大化時期即開始被舉行，當 時因為各國使節都把特產帶至中國，使得日本也有機會接觸世界各國的美術與 文化。例如奈良東大寺的正倉院還藏有當時由羅馬傳來的玻璃杯，西亞、印度傳 來的琵琶，還有漆胡 、琉璃杯等寶物，擴展了當時日本的視野。甁
三、唐朝文化對日本的影響
日本在前述十二次遣唐使的交流過程中，受到唐文化的哪些影響？是值得 關注的課題。日本派出遣唐使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輸入唐朝的典章制度及文化 另一方面則是進行朝貢貿易，以修好兩國的關係，並從中獲得利益。事實上每次 來到唐的日本使臣中，除了少部分人得以前往京城外，大部分的人都是只能停 泊在船上，而這些留在港口的人，就進行貿易活動。
東亞文化圈的形成，大致始於唐朝時期。唐朝以其強盛的國力，使四方來朝 朝貢，除了有冊封、貿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文化的傳播，其中漢字、儒教、
律令、科技、佛教等都藉著留學生的學習，而擴展開來，最後才逐漸形成東亞文 化圈的共同要素。以下敘述這些共同要素，透過何種途徑以及哪些內容來影響日
本文化的形成。
四至六世紀間，中國的文字從百濟傳入日本，這項說法是根據紀伊國（和 歌山縣）八幡宮出土的古人物畫像鏡而判斷，此類文字出土之後，逐漸演變出 日本式的漢文，終至發展出日本文字寫法。
儒教方面，最早的記載是《日本書紀》提到百濟人王仁攜帶《論語》、《千字 文》等書，促成了漢學的傳入，不過這部份可信度仍有爭議，真正漢學的完備仍 然是要到日本留學生的傳入之後。大化革新中701 年頒佈的「大寶令」規定了學 校的設置，像是大學寮（相當於中國的太學）等。留學唐朝十九年的吉備真備，
在學習了中國的三史、五經及各種曆數、天文等學問之後，回國就曾在日本朝廷 設立的大學寮，講授經典。另外，大和長岡在唐國子監學習過律令之學，回日本 後也曾和吉備真備刪訂法條。因此留學生在編纂法典這方面提供了不少的貢獻。
日本人受到中國儒家學說的影響，形成了君臣式的封建社會，即使到了今 日，封建制度的餘毒仍然殘留在日本社會中。例如，對上司或輩分較高的人使用 敬語乃是常識。此外，日本人的等級觀念相當根深蒂固，上下的關係十分嚴格，
在輩分固定的社會集團(企業或學校)中，服從命令是必須的。現代日本人的家族 道德裡也可看出儒家的思想。例如，家庭夫婦之間的關係，戰後男尊女卑雖然遭 到批判而倡導兩性平等，但實際上是不可能達到男女平等。因為儒學中說道，
「幼年從父，出嫁從夫，老年從子」，男尊女卑的想法仍然殘留在日本社會當中 從社會面來看，儒學思想的影響日本社會的層面，既深又廣。例如，儒家強 調以和為貴，所以日本人也以「和」為至上的美德，因此日本人利用各種方法避 免公然的對決，然後盡可能利用委婉的語詞表達自己的意見。儘管，日本戰後，
儒學已不再以教化國民的根本之姿態出現，但儒學的價值觀跟倫理觀仍然在日 本人的心中繼續生存。
在律令方面，就是聖德太子著名的「憲法十七條」，其中受到中國的經典如
《論語》、《詩經》與佛教思想的影響，它可以說是一部偏重道德的規範的教條。
此外，像天文曆數、醫學大致於六世紀前後傳入日本。在持統天皇四年
（699），施行了元嘉曆和儀鳳曆，此為日本正式採用日曆的開端。在此之前，
據《日本書紀》的記載，日本是使用漏刻來計時日。在醫學方面，第一次遣唐使 中，也有位著名的醫生惠日一起出使過中國。
上述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大都是透過留學生以及留學僧人而入傳的，
在遣唐的留學生當中，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大和長岡、橘逸勢等人對中日文 化交流都曾做過貢獻。如阿倍仲麻呂則出仕於唐，擔任官職。事實上，不僅是日 本派遣留學生，越南，及朝鮮半島上的國家都曾多次派遣留學生前往中國學習，
透過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文化人，將當時唐代的文化、器物、思想等擴大到其他 鄰邦，這是東亞文化圈形成的原因。
盛唐文化帶給了日本極大的影響。也正在此時，《古事記》、《日本書紀》、
《風土記》等史書都相繼問世，吉備真備（695？－775）和空海（774－
835）自唐朝留學歸日後，便擔任了掌管內政的要職。真備從「孫子兵法」學到
的知識，發揮其軍事才能，並平定兵亂。而日語的表音文字片假名也是他從唐代 楷書、平假名則是空海從草書所創造出來的。此外，楊州出身的唐朝學僧鑑真
（688－763）和阿倍仲麻呂也是兩國文化交流史中值得稱讚的人物。鑑真以失 明之身幾度越洋，將中國文化和佛教典制傳到日本、阿倍仲麻呂更是因為崇慕中 國文化不捨歸國，並受唐玄宗賜名「晃衡」，在唐任官多年，並和李白和王維結 為至交而終老於中國。
※思考問題：
1、從僧侶無學祖元（1226－1286）、一山一寧（1247－1317）看元朝與日 本的佛教交流。
※參考讀物：
1、鄭梁生《中日關係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1 年〕。
2、鄭學稼《日本史》（一）〔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5 年〕。
3、中村新太郎《中日兩千年》〔台北：文鏡文化公司，1986 年〕。
4、源了圓‧楊曾文《中日文化交流史叢書 4 宗教》（東京：大修館，1995 年）。
第四講：日本對中國文化的全面攝取
一、飛鳥、奈良、天平時代對中國文化的攝取
唐朝的初期正值日本飛鳥時代末期，唐末則是平安時期，所以大部分的唐 代是和奈良時代並行的。七世紀初到中葉的飛鳥時代，遣唐使的次數並不多，而 九世紀末平安時代初期之後，因為唐朝國內情勢混亂，停止派遣遣唐使，所以 日本對中國文化的吸收集於七世紀中葉到九世紀末的奈良時代。特別是702 年 到760 年大約六十年之間，唐朝正值盛世，四次的遣唐使團也以大規模而嚴整 的陣容迎接這個全盛時期。也因為這時期學問僧和留學生的努力，直接影響到之 後天平時代文化藝術的開花結果。奈良時代的日本人充滿著一種醉心唐代先進文 明的氣息，這樣的精神在取經中國的過程中，透過組織性，廣泛性、根本性這三 種特色，表現在實踐的層面上。
（一）佛教的東傳
佛教源自於印度，自東漢明帝年間傳入中國後經過長時間的傳播、普及，到 了唐代進入全盛時代，佛經的翻譯與研究極為發達。佛教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 深入互通、結合的過程，逐漸演變為中國的宗教。中國佛教於四世紀傳入朝鮮的 高句麗、百濟和新羅，其中百濟的佛教受中國南朝佛教的影響較大。五世紀末的 日本正值以氏族制度為中心的奴隸制度崩壞的前夕，至今用來維持社會秩序所 利用的家族制度也搖搖欲墜，於是統治階層將佛教引進日本作為新的統治方法 和手段。也就是說，豪族和奴隸主們開始利用佛教，在心靈、精神方面，維持自 己的統治權力。六世紀時，百濟聖明王派遣使者到日本獻金銅佛像，自此佛教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