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古代的日本文化、學術思想長期受到中國儒學和佛教的影響，這 種現象一直延續到十七世紀以後德川時代，儒學仍然居於於主導的地位，德川 幕府為了維持封建制度，視朱子學為精神支柱，將其列為幕府的官學，除了朱
子學之外，包含亨保年（1716-1735）以前之陽明學、仁齋學、徂徠學、以及後 期的折衷學、考証學也都在各領域發揮了它們的影響力。
德川時代，日本國內經濟發展、都市繁榮，庶民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均往上 提升，原本由武士階級獨佔的儒家教育便普及開來。漢文、漢詩、中國典籍開始 廣泛地流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儒學經典成為一般中等教育必 讀之教科書，因此，儒家的學問發揮了任何時代均無法比擬的影響力，儒家思 想更影響到日本社會各生活及倫理道德的層面。尤其是清朝康熙、乾隆時代講求 實事求是之考証學，對日本文化和思想等各領域所造成的影響，特別值得我們 探討。日本史學界多年來對此領域的研究已有不少的成果，以下就儒學、史學、
文學、語言學、國學、藝術、宗教及庶民教化、醫學和藥學等各領域在中日文化交 流的相互影響做一敘述。
一、從領域別看清朝文化對德川文化的影響
（一）、儒學、史學方面的影響
德川時代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的經濟成長，庶民階級的經濟地位大幅提升。
亨保年間，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1684－1751）為了挽回封建統治制度帶來 的危機以及克服財政上的困難，積極獎勵實學、引進了外國的先進思想和科學技 術，實施了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其中以顧炎武為首，主張對古代的典籍施以實事 求是的考證和研究之清朝考証學派，最受日本學術思想界的歡迎，因為它帶給 傳統儒學思想新的氣息，它提示了改革德川社會的經濟和庶民生活所面對的各 種問題。日本的學術、思想界長期受到空想理論的朱子學和陽明學之影響，早已 無法應付社會的時代需求。在這種情況之下，德川中期的儒者‧政治家新井白石
（1657-1725 年）受到清朝考証學的影響，寫了《讀史余論》、《藩翰譜》、《西 洋紀聞》、《讀史余論》、《古史通》、《同文通考》等書，並在《西洋紀聞》中，最早 提到日本學習西洋近代科學知識之必要性。接著提倡折衷學的儒者井上金峨
（1732-1784）主張訓古要取晚唐，義理應參酌宋、明，詩文宜採中晚唐，此 時考証學影響德川社會已日益增大。和井上金峨同時代的考証學‧折衷學家片山 兼山（1730－1782）就曾提及：「金峨先生是受到清代諸大家影響最大的考 証學家，一洗元祿、亨保期間學問之誤謬，自成一派」。井上金峨的大弟子吉田 篁敦則是安永、天明年間（1772－1788）著名的考証學家，他特別重視校勘 學（考証學派之一，透過調查經籍文字之異同、回復正確原文，以探索原典真意 的學問），致力於推廣清朝的考証學。此外，繼井上金峨的考証學家有加賀藩的 太田錦城（1765－1825）、江戶出身的狩谷 齋（棭 1775－1835）、九州出身 的松崎慊堂（1771－1844）等人，除了忠於研究考証學外，對日本儒學整體 發展也做了很大的貢獻。幕末學者喜多村香城在《五月雨草紙》中提到「文化年間 因為狩谷 齋、松崎慊堂這樣的學者出現，清朝考證之學才被加以提倡，也因此棭 元、明人士浮華空泛之學風有了轉變」。
在日本史學領域，受到清朝考證學的影響更為顯著。日本史學大家頼山陽
（1780-1832），就非常推崇清朝考証學派的史學家之著作以及清朝的文學作 品，他的歷史書《日本外史》、《日本政記》、均對日本史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 響。此外，在他史學的研究上，有許多是依據清代史學著作而成。趙翼的《二十 二史劄記》、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以及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均對頼山陽有 實質上的助益而被他所讚揚。在《山陽先生書後》書中，他也感佩顧炎武的著作 而寫下諸多記載，此書巧妙且深刻地捕捉了清代史學家之精義，透過此書可以 瞭解為何頼山陽能夠成為日本史學大家之原因。
此外，《群書類從》是集日本古書於一的合刻叢書，共有正篇530 卷、目錄 一卷、記667 冊，續篇 1150 卷、計 1185 冊。此書由德川後期的國學者塙保己 一 （1746－ 1821）編輯，從安 永八 年（ 1779）逐次刊 行，至文政二年
（1819）完成正篇，文政五年（1822）完成續篇（這套書的補遺《續續群書 類從》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至明治四十二年（1909）又刊行了十六冊）。
這套書是對日本史學影響極深的名著，它也是塙保己一受到清朝考証學思想影 響而編撰的史學文獻。至近現代為止，日本參考清代學說的史學研究，為數頗多
（二）、文學、語言學方面的影響
德川時代，中日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港口就是長崎港，清代的文 物和書籍都經由長崎大量輸入日本，許多的文人們也是經由長崎訪問日本。當時 居留長崎的中國人為數眾多，他們對日本的文學、語言學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德川時代後期庶民階級非常愛好明清小說，《警世通言》、《今古奇觀》、《水滸傳》
《女仙外史》、《金瓶梅》、《紅樓夢》等小說以及各種劇本、話本都被日本大量地翻 印。更重要的是，當時日本文學作品的題材或是故事幾乎都是模傲中國的作品而 創作，有近世小說泰斗之稱的曲亭馬琴（1767－1848）、德川後期的浮世繪 師山東京傳（1761－1816）、北野鞠塢等人皆是。舉例而言，曲亭馬琴將《金 瓶梅》改編成《新編金瓶梅》，作品中的西門慶和潘金蓮等中國人物被替換成西 門屋啟十郎、阿蓮等日本人物，時代也設定在室町時期。北野鞠塢受到考証學的 影響，寫了《萬葉集草木考》、《春秋七草考》、《都鳥考》等書。另外，建部綾足的
《本朝水滸傳》、伊丹椿原的《女水滸傳》以及之後的《日本水滸傳》等，都是以中 國的《水滸傳》為基礎改編而成的小說，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德川末期。曲亭馬 琴的另一部代表作《南總里見八犬傳》的內容，依然可見到多處從中國清代著作 脫胎換骨轉換的部分，此外還多處使用了清代俗語小說之用語，例如「閒話休 題」、「說話甚麼」、「案下某生再說」、「當下」，對日本文學、語言學之發展影響很 大。
此外，德川末期，清代西洋小說的翻譯本也大量傳入日本，最明顯的例子 是
《伊索物語》，這本書在從西洋直接傳入日本之前，日本便有《伊娑菩喻言》等六 種漢譯本刊行。由此看來，近世日本小說的發展，不只是清代傳入日本的明清小
說或話本帶來了直接的影響，透過漢譯的西洋小說相關知識影響日本社會也非 常的明顯。
清朝的語言和文字對德川日本造成的影響非常深遠。由於清代學者段玉裁的
《說文解字》（後漢的許慎所撰中國文字學基本的古典字書）相關的解釋書籍大 量傳入日本，掀起研究漢字、漢文的熱潮，特別是《康熙字典》在日本被廣泛使 用之後，對漢字、漢文研究帶來了極大的影響，這部字典不止造成日本社會對漢 字、漢文研究的普及與發展，它也是日本學者學習模仿的對象，成為他們編撰各 種字典、辭書類的參考對象。
德川時代因為實施鎖國政策，與外國之間的往來受到了限制，但在當時，
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及文人往來卻非常盛行。從山脇悌二郎的《近世日中貿易 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60 年），可以看出 1603 年到 1707 年的一百多年 期間，中日兩國的貿易往來特別頻繁。十八世紀初期，頒佈貿易限制政策「正德 新令」，限定每年可進入港的中國船為三十艘，荷蘭船隻則僅能兩艘，從這裡也 可看出日本的對外往來對象是以中國為主。中國輸入日本的主要貨物為漢藥、生 藥、明礬、亞鉛、鹿皮、鮫皮以及書籍、文物等。此外，因為往來二國的商人、學者、
技術人員等各種人物持續增加，同時德川幕府為與中國貿易及文化交流上的方 便，在長崎設置「唐人屋敷」。由於雙方交流頻繁，所以唐音，亦即漢語開始在 日本普及，因此，日本語中「唐音」的部分即佔有相當的比例。
日本語中的唐音，早在宋、元時代就已經傳入日本，只是當時數量不多而且 也未見普及，到了明末清初兩國的經濟、文化之交流擴大，經由長崎傳入的漢語 在日本社會廣泛流傳，之後清朝時所傳入的漢語逐漸與日本語合併，形成了如 アンズ（杏子）、イス（椅子）等「唐音」，這種「唐音」的數量甚至達到八百個 以上。總之，「唐音」不只豐富了日本語，在日本文化發展上它也發揮了相當重 要的功能。
此外在德川時代，不只是「唐音」廣泛地流傳，以唐音演唱的唐音琴樂也開 始流行，人們稱之為「唐歌」。古代京都內的宮廷或寺院裡，高官顯貴們都非常 地喜愛這種音樂，廣為流傳的唐歌當然也成為日本音律樂譜發展的一大助力。
日本語的口語除了有大量的唐音外，在書寫體中也有以漢字記述外國地名 和人名等專有名詞。宇田川榕精翻譯的《萬國地學和解》裡的國名和地名便全是 倣造《瀛寰志略》、和《地理全志》裡的用例，翻譯過程使用了明清以後中國人或 是西方人慣用的純粹中國音所生成之漢字。這個方法直到今天仍然被使用著，比 方說歐羅巴（ヨーロッパ）、英吉利（イギリス）、華盛頓（ワシントン）、倫 敦（ロンドン）、羅馬（ローマ）、彼得（ピーター）等等都是。
從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漢語對日語發展所造成的影響之深厚程度。
（三）、考證學與「國學」發展之影響
（三）、考證學與「國學」發展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