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644 年清朝統一中國後，為了防堵據於海外的反清鄭氏集團，因此在順 治18 年（1661 年）發佈「遷界令」，強制撤離東南沿海一帶各省居民，並嚴禁 商船出海貿易。至康熙22 年（1683）鄭氏集團降服於清，清朝完成統一，因 而在隔年（1684 年）解除遷界令，同時開放海禁發佈「展海令」。
二、德川時代的中日貿易概況
（一）、對中國貿易傳的限制
清朝開放海禁之後，赴日貿易的商船大增。據資料顯示展海令開放後第5 年，康熙27 年（元祿元年，1688）赴日中國商船達 193 艘。江戶幕府隨即實 行貿易限制令，限制商船的數量及貿易額如貞享元年的「貞享令」，限定赴日貿 易船隻的貿易額每年銀6 千貫，元祿 2 年（1689）規定每年入日的中國商船 總數為70 艘。正德 5 年（1715）的「正德新令」，規定每年貿易船隻為 30 艘 貿易額銀6000 貫。
1、赴日貿易的中國船隻
赴日貿易的外國船隻根據啟航地點的不同可分為口船、中奧船和奧船三種。
口船指的是自江蘇及浙江啟航的船隻。中奧船指的是自福建、廣東兩省出發的船 隻，其中包括台灣船。奧船指的是來自東南亞各地的船隻，包括安南、柬埔寨、
暹羅、麻六甲等地。清朝開放海禁後，前往日本的商船以中奧船為多。清康熙38 年實行內務府商人辦銅制，將採買銅的中心移至距日本較近的江蘇和浙江後，
則以口船為多。
2、中國貿易船隻的交易貨品
中國商船交易的貨品可由當時的交易紀錄唐蠻貨物帳、齎來書目、大意書、
商舶載來書目、舶載書目等相關史料得知，中日間交易的貨品以絲綢、紡織品和 藥材為大宗，書籍所佔的比例極少。據《唐蠻貨物帳》的紀錄可發現在寶永6 年
（1709）至正德 3 年（1713）期間載有書籍的船隻共有 14 艘，數量從 1 箱 到 93 箱 不 等 ， 而 載 有 書 籍 的 船 隻 僅 有 南 京 船 和 寧 波 船 。 如 正 德 元 年
（1711）54 艘中國船隻中僅有 6 艘載有書籍。其中南京船與寧波船各佔 3 艘。
而載有書籍的船隻多集中於南京船和寧波船，大庭脩推斷此與中國的出版業中 心之所在地有相關。
（二）、漢籍輸入日本的處理程序 1、書籍檢查
「書物改」即書籍檢查工作始於寬永7 年（1630），在鎖國政策下為了杜 絕為基督教相關的書籍傳入日本，初由春德寺進行此項工作。至貞享 2 年
（1685），因向井元成發現禁書《寰有詮》有功，從此書物改役一職改由向井 家世襲，書籍檢查之中心便由春德寺轉移至向井家，書籍檢查制度也大致確立。
書籍檢查工作包括有無關於基督教之內容，是否有兵書及記載關於日本之書籍。
製作關於書籍的作者、序文、目錄、總卷數及保存狀況及違禁內容的大意書，以 及御用書籍的修繕。由於書籍檢查工作費時，因此至寶曆年間有所變動。寶曆3 年（1753）商船進港後將書籍區分御用書和商品書，御用書籍即直接送往江戶。
寶曆6 年（1756）僅對首次輸入的新書製作大意書，曾輸入並經過檢查之書籍，
只記是否有脫頁、破損，如此則減少過去無論新舊書籍皆需製作大意書的重複過
程所需的繁瑣時間。
2、發現禁書
禁書指的是寄有基督教相關記事之書籍。在寬永年間（1624-1643），幕 府即訂有「寬永禁書令」。貞享2 年（1685）因向井元成任職書物改役後，書籍 檢查工作日趨嚴厲，禁書之書目也增多。商船在有禁書遭發現後，及對船上人員 進行審訊並錄製供詞向幕府提出報告，一但裁定持有禁書，則令船長原船返回 禁止交易，甚至禁止前往日本貿易，禁書則多燒毀、部分撕毀或以墨塗蓋相關內 容。
享保5 年（1720）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宣佈除了有直接記載宣揚基督教之 書籍一率禁止外，未涉及傳教之書籍得以流通。不少先前被指為禁書之書籍得以 流傳，並且對於載於禁書之商船也未再處以禁止交易原船遣回之嚴厲處分，大 庭脩認為如此的轉變除了因為德川吉宗的開明作風之外，前述向井氏嚴厲的檢 查態度亦有極大的關係。
大庭脩曾經提及因史料保存及流傳之情形不佳，因此欲詳細了解德川時代 中國書及輸入日本的全貌十分困難，不過藉由大庭脩的研究成果得以窺見部份 景象，了解書籍輸入的情形和處理之過程，並且從其研究中找出新的和可以再 努力的研究方向，例如書籍輸入後的流通和保存狀況，更詳盡的禁書目錄等。
（三）、長崎港與中國文化的輸入
長崎是日本鎖國時代唯一的對外窗口。一般觀光客造訪長崎時，總是會參 觀許多歷史悠久且特別著名的天主教堂。但傳入天主教的，是更早期與日本有所 交流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另外，由於當時主要於長崎與日本交流的國家僅有中國 荷蘭兩國，而荷蘭和日本的交流大多在科學領域方面，日本稱之為「蘭學」。當 時西方的科學新知大多透過積極經營東亞世界的荷蘭傳入日本，西洋的科學知 識、文化風情的輸入，經常與長崎畫上等號，因為中國貿易船靠港長崎與日本交 流，中國的文化風情自然而然影響了日本文化。如前所述，自古以來，一衣帶水 的中國和日本一直有著密切的交流，到了德川鎖國時代仍未曾間斷，仍以長崎 為交流窗口，繼續輸入中國的文化典籍，不斷充實了日本的文化內涵。
（1）、中日兩國自古以來交流的形式
首先是宗教、學術上的交流。早從唐代開始，中日文化的交流，例如前述的 遣唐使活動，就曾經以佛教為文化交流之主體。到了江戶時代的宗教交流，隱元 隆琦（1592-1673）禪師自福建東渡到長崎，後來到京都宇治建立了一座純中 國式的寺院，稱為「黃檗山萬福寺」。隱元原本只打算在日本傳教三年，後來卻 終生長駐日本弘法禪學。隱元除了帶入許多黃檗僧侶或藝術、技師等文化交流的 重要媒介，更將福建盛產的茶帶到日本，使日本的飲茶風氣更為興盛。另外，也 有如著名的浙江儒者朱舜水等學者赴日講學。中日文化交流重要的是源源不斷輸
入日本的中國書籍，其實許多中國典籍如《史書》、《漢書》等輸入日本的時間都 非常早，甚至可上溯至奈良時代。侍奉過豐臣秀吉的直江兼續〔1560-1619〕曾 經收藏《史記》、《漢書》、《後漢書》，直江兼續是一位在文化上的成就也相當高 的武將，所以稱有傳說，上述的「三史」是直江兼續隨豐臣秀吉出征朝鮮的戰利 品，但事實並非如此，兼續所收藏之「三史」是由南化玄興手中繼承而來。這些 古典名著輸入日本的時間較早，這些鉅著到了日本大多吸引學者專家仔細研讀、
珍藏與傳承，而能在另一個國度繼續流傳於世，久而久之對日本的文化影響深 遠。目前這些典籍也成為日本國家的重要文化資產，其原件蓋滿了歷史學者專家 的藏書印等。可見在當時日本的學術界，就已經相當重視文化的保存與傳承，如 此當然能夠將傳來書籍中的文化內涵加以吸收，為日本的學術文化增添色彩。
（2）、德川時代漢籍輸入的概況
江戶時代，由於海上交通的便利，加上當時日本民眾普遍知識水準逐漸提 高，書籍輸入的頻繁度大為增加，種種更是琳瑯滿目，無所不包，各種小說、經 史子集、各地方志，從古代到近代的書籍可謂一應俱全，幾乎能與中國當代同步 比擬。不過由於過於頻繁的輸入，加上鎖國時代的保守風氣與禁（基督）教政策 使得當時江戶幕府對於書籍輸入採取嚴格的審查制度。規定所有輸入的書籍，必 須先行製作如「大意書」，即內容概要沒有不當內容之後，該書才能正式進入日 本，在科技尚未發達的德川時代，其審查過程曠日費時，影響了書籍的流通，
造成輸入書與中國當代仍有一段時代上的落差，影響當代的新書、新知之取得。
不過日本也以重新抄錄或印刷等方式解決，尤其在印刷不如現代便利的時代，
讀書人抄錄典籍的風氣盛行，這也是表現出日本文人對於中國文化、經典的崇敬 因為抄錄所需花費的時間精力不可勝數，也等於仔細地研讀過一遍，就如同抄 錄佛經一般。尤其當時已有不少有心的學者專家乃直接向中國訂購書籍，而這些 書籍也成為互通有無的「商品」之一。《古今圖書集成》輸入日本，對於查閱從古 到今浩瀚的書目帶來極大的方便，成為當時學術界一大盛事，通過審查流程而 得以輸入的漢籍，除了由官方編入「紅葉山文庫」妥為保存，或由民間學者研讀 與收藏外，江戶時代許多文學作品，或宗教、科學上，都能發現漢籍對於日本文 化的影響。的江戶時期，日本與中國未因鎖國政策的影響，而能無間斷的交流，
這些漢籍的輸入，間接使日本文化趨向成熟。即使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面對近 百年來東西方勢力的消長而轉變了風向，或許數千年來中國帶來日本的影響曾 經為人所淡忘，不過透過相關學者的研究，可以找回中國文化對影響日本文化 的歷史傳承。
三、德川幕末「開國」前日本的西化過程
在日本近代史的發展過程中，所謂外來書籍的影響是來自西方書籍影響，
大庭脩曾經列舉幾本傳入日本的漢籍，以釐清、並驗證這個定論是否正確。
嘉永三年（1853）美國海軍東印度艦隊司令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敲開日本國門後，日本已經無法像鎖國時代一樣全力阻 止來自外國的影響。當時有些知識分子早已鑽研蘭學，學習荷蘭語，直接透過原
Perry，1794-1858）敲開日本國門後，日本已經無法像鎖國時代一樣全力阻 止來自外國的影響。當時有些知識分子早已鑽研蘭學，學習荷蘭語，直接透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