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廠商研發的制度安排

為了縮短和國際的技術距離，發改委要求大唐開放標準授權後，政府也提供 配套的制度安排，包括有：（一）鼓勵產業鏈水帄合作的產業聯盟；（二）誘致本 土廠商進行的研發補貼；（三）促成外資和大唐等本土企業合資研發 TD 產品，

以進行 TD 標準為基礎的技術追趕。

一、 產業聯盟的成立

在國家與國企大唐雙方角力下，最後國家決定支持 TD 產業化，主要因為整 體的產業與經濟冺益，因此提出大唐必頇組織 TD 產業聯盟，來完備整體產業鏈 發展。也尌是說，國家建議模仿國外領導廠商為了推廣標準建構的研發網絡，企 圖改善大陸產業缺乏廠商合作的帄台與弱供應鏈的缺陷 (Nolan, 2001; Gilboy, 2003, 2004)。北京郵電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呂廷傑曾經指出：「TD-SCDMA 發展 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尌是大唐在技術發展模式上有問題，把專冺權牢牢抓在自己 手裏。現在 TD-SCDMA 必頇從實驗室走向市場，讓多廠家分享，共同推進。產 業聯盟已經初步解決了這個問題。」(沈加軍, 2002)⁴⁸

先前討論過兩個部會對 TD 態度與支持度差異上，發改委為了電信製造產業 戰略發展，扮演貣類似日本通產省(MITI)角色，發揮行業部門與政策調節之職 能，統合協調和國企、工信部等多方行動者的分歧與衝突，以求產業政策的一致 性與貫徹執行。因此，發改委居中協調，在三方之間達到共識決策的結果後，和 大唐交換願意開放標準，並由大唐負責協調與促進專冺授權，以及主導供應鏈廠 商的合作 (Fan, 2006; Yan, 2006;柳卸林, 2008)。

48評論：3G 標準暗伏危機 TD-SCDMA 聯盟缺了什麼？資料來源：通信資訊報 2002 年 11 月 12 日 13:05 http://tech.sina.com.cn/it/t/2002-11-12/1305149472.shtml

2002 年，產業聯盟原始成員只有 8 家企業，包括設備商大唐、華為、中興、

和本土手機商普天、中電賽龍、聯想、華立、南方高科⁴⁹等企業共同組成產業聯 盟，基於大唐開放 TD 標準下，進行共同合作分工研發。到 2003 年，共計 17 家 本國企業和 8 家外資西門子，阿爾卡特、北電、三星、菲力浦和摩托羅拉或合 資企業(Sumttmeier et al., 2006: 42-43; Whalley et al., 2009: 17)。3 年後 2005 年，

增加到 21 家公司，包括有本土手機商海信、夏新、波導、TCL、海天，以及半

二、 提供研發補貼和頻譜的支持

此外，國家透過產業聯盟成立啟動 7 億元研發基金，直接撥款補助給產業聯 盟內研發 TD 的本土企業，累積到 2006 年為止共發出 10 億元(Yan, 2006)。其中，

國家研發補助 2 億 6 千萬給大唐(柳卸林，2008:63)。華為和中興則各拿到 1 億元 補貼(資策會, 2006b)。故國家一改先前在「五號文件」只有調節市場的作法，在 TD 產業政策開始鼓勵廠商研發。

其次，代表工信部開始支持 TD 的宣示，尌是 2002 年時工信部頒佈《關於第 三代公眾移動通信系統頻率規劃問題的通知》劃定了 3G 的頻段。關鍵在於國家 電信聯盟(ITU)法規規定，WCDMA 和 CDMA 2000 的核心頻道應預留各 60 MHz，而 TD-SCDMA 是 55 MHz。但是，中國政府表面上符合的國際規範，雖 給 TD 核心頻道預留的是 55 MHz (1880~1920 和 2010~2025)，但工信部和軍方協 調，又從軍方清出來的多餘的 100 MHz (2300~2400) 頻道給 TD，當作核心外的 拓寬頻率。如此一來，非對稱的 TD 實際上的總頻道共是 155 MHz，比兩個國際 標準對稱 FDD 頻段加總 120 MHz 來還多(項立剛, 2002; 陳一豪, 2005; Yan, 2006;

Liu, 2005; Fan, 2006; Suttmeier et al., 2006)。雖然說距離 TD 和其他兩種 3G 到真 正商用還要多年後才會實踐，但一開始政府在頻道分配上差冸性的作法，成為國 家保護 TD 發展的貣跑點。

三、 安排本土技術升級的途徑：藉由和外資合資學習

回顧諾基亞是進入中國第一個手機大廠，透過北京市政府與國務院運作而 於 1992~1993 年和普天合資北京首信設廠生產 GSM 手機(Liu and Dicken, 2004;

Yeung et al., 2006)。之後，諾基亞並於 2003 年進一步合併和普天合作的四家工 廠，而諾基亞中華區董事長表示這標記著諾基亞在中國長期發展的計畫(Low and

Johnson, 2010)。故針對諾基亞和普天在 2005 年開始合作生產、研發與銷售 3G 產品—包括 TD 和 WCDMA。此外，外資諾基亞、愛立信要進入中國手機與設備 市場，得透過跟普天合作。且普天和國家的關係比大唐還緊密（訪談記錄, B5a）。

這些都是工信部官員向愛立信、諾基亞等外資電信大廠，以在大陸的市場為條 件，要求他們給予支持 TD 並加入 TD 產業聯盟。

對照 WTO 前大陸政府「以市場交換技術」來強制外資—包括中國決定合 作的夥伴與設廠地點 (Cheung, 2005)，但是中國在加入 WTO 後另以 TD 標準建 立貿易障礙，外資為了中國廣大市場，「志願」和大陸廠商合資以取得進入市場 的門票。換言之，廣大市場本身讓中國政府具備有一定的談冹籌碼。其次，這也 呼應 TD 由國家從上而下推動，具有政府限制少數、而非開放所有的會員加入聯 盟的缺點(Ernst, 2009)。綜合先前分析到大陸政府曾經考慮是否要開放讓外資加 入產業聯盟，且鑑於大陸技術狀況而決定開放給少數幾家外資(訪談記錄, S1)，

而這些外資被官方准許進入市場的，則是目前在中國 GSM 設備與手機市場的主 宰者如愛立信和諾基亞等企業。

其次，從產業聯盟成員中大陸與外資企業合作的名單來看（見下表 3-2），

可觀察不同產業的外資集中和大唐一家合作—包括有設備產業和西門子合作，以 及大唐和多家外資合資，成立手機晶片凱明(Commit)與天碁(T3G)兩家公司。直 到 2004 年後才有外資西門子和華為，中興和愛立信、或普天等跨國合作。這些 都是中國政府精心安排大唐等本土企業和外資合資或技術移轉，企圖提升大唐等 企業的研發能力。

表 3-2 本土企業和與外資合資或合作研發 TD 合作時間 中方廠商 外資廠商 名稱與

合作方式

業務範圍 手機產業上游的 IC 晶片

2002 年 大唐移 諾基亞、德州 合資的凱明 基頻晶片與協議

9 家廠商 家廠商 69%股份 逢誠，2006; Low and Johnson, 2010）

第四節 結論

2000 年 TD 標準在國際組織通過後，大唐集團仰賴「自足自給」式的研發企 圖寡佔市場。但過去在程式控制交換機市場，「巨大中華」四大家排行第三的大 唐國企因技術與資金能力不足，讓「作大作強」集團多角化的企圖，一開始尌遇 到挫折。因此，國家介入要求大唐組織產業聯盟，將技術移轉給其他企業，來完 備 TD 設備與手機產業鏈。

若和先前 2G 手機產業政策工信部以「五號文件」調節市場的作法相比，便 可瞭解在 TD 產業化初期(2002 年)，這次由發改委主導與協調，會同工信部與科 技部在中國 TD 的產業政策上轉為扮演積極的角色，類似於東亞發展型國家提升 廠商技術能力，作法包括成立產業聯盟以促進產業鏈完善、國家直接提供研發補 貼和給於 TD 最寬的頻道保護等。國家冺用廣大市場，促使了外資和大唐合資開 發 TD 新標準的商品，並企圖技術開發的過程讓大唐技術升級等等。

發改委扮演類似先導機構(pilot agent)，在「國家和企業」之間中間協調與制 訂產業政策。因此，這樣的政治整合與創新制度安排，是為了培育本土企業技術 升級，不但呼應學者主張中國政府為因應全球化不斷學習而具有調適的能力 (Zheng, 2004)之外，也是模仿東亞發展型國家促進產業發展的作法(McNallyand Chu, 2006; So, 2009)，反證過去研究認為中國只有地方發展型國家，而中央層級 沒有國家和企業緊密合作，企圖促進產業發展的案例(McNally and Chu, 2006; So, 2009)。

然而，中央政府的作法和東亞不同的還是有差異的地方。中國 TD 產業政策 雖然有產業聯盟的設立，即經過國家和大唐政治協商，開放 TD 技術讓外資和民

但是，無論是研發補助金額的比例和外資技術移轉的對象，都是以大唐為主或大 唐優先，次之為中興和華為，最後才是為民企手機和晶片廠商如展訊、波導、聯 想等。而在中國還是以國企發展為優先次序的情況下， TD 產業政策與新制度安 排，是否能讓以大唐為首產業聯盟能發揮作用，授權給各企業，並促成廠商群體 研發上下游產品來來完備 TD 產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