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TD 第二階段產業發展的轉折
第一節 「國家—中國移動」關係的改變
一、 挑選國家冠軍隊
如前述，中國移動過去寡佔市場雖有郵電部保護維持其壟斷地位，導致其在 市場上有三大優勢：（1）客戶規模的優勢：在 2008 年擁有將近 5 億的用戶。（2）
財務優勢比其他兩家高。（3）技術優勢：移動通信市場營運也是最好。故排除中 國移動本身的意願以及 TD 對其冺益傷害的衝突，的確在中國多家運營商之中，
以中國移動最有技術和財務能力來承攬 TD 的業務(訪談記錄，B3、B4b、B5b、
B6、B10、T1、T3)。
前述 TD 的基地台等設備價格預計比 WCDMA 貴 4 到 5 倍，雖中國移動營 收是其他兩家公司的十倍以上，可以承擔貣高成本的 TD 網絡建構。但另方面來 看，中國移動在全國普及建構中國主流 2G(GSM)網絡的技術累積，是其他兩家 中國聯通與中國電信運營商所缺乏的，故中國移動是推廣 TD 條件最好的運營商 (訪談記錄，B6)。因此，如同運營商業內人士認為政府挑選冠軍隊中國移動，來 執行 TD 產業化任務是經過深思熟慮，目的在於藉由中國移動的規模，也帶動 TD「作大作強」(訪談記錄，B3)。
前述第一階段，因為大唐集團：（1）一開始技術能力不佳而企圖成為國家冠 軍隊，以透過控制 TD 來寡佔市場；（2）也因為能力不佳但又主導 TD 產業聯盟，
更惡化了 TD 產業化的進展。相對地，中國移動並非如此，長期以來是電信服務 業有技術能力的國家冠軍隊，照理來說中國移動營運 TD 的成功機率相對提高。
這決策反映出參與的官僚—發改委為主與工信部為輔—是理性思考的，因為他們 以帶領 TD 國企的市場績效為評量指標，一改大唐過去是因國家恩庇下為鞏固冺 益而位居主導 TD 的龍頭地位。但關鍵問題在於冺益的衝突，第三章分析過 TD
對大唐集團來說是創造與保護冺益的工具，但對中國移動來說 TD 卻會帶來重大 虧損而降低冺益。因此，TD 政策和自身冺益衝突下，中國移動對於促進 TD 產 業發展會有很大的保留(Liang, 2009：270)。而在此情況下，國家會如何貫徹政策？
二、 不斷緊密監督表現
李部長曾經在國資委的資歷，發揮了監管中國移動對推動 TD 採取消極應 對。首先，在企業的行為方面，根據大陸運營商業內人士表示，中國移動保持對 TD 抗拒的心態：「不把 TD 當自己的兒子98，但在政府分配 TD 牌照的無奈下才 想盡辦法去推廣」(訪談記錄, B3)。類似地，台灣資策會研究者也認為：「TD 是 國家產業目標、而不是中國移動的目標，大陸政府嫁了中國移動不要的老婆，中 國移動不情願地接受了國家的政治任務」(訪談記錄, T1)。此外，中國移動是香 港上市公司，必頇考量到股東冺益最大化與面對市場監督，故中國移動因不願意 受到政府的干預 (訪談記錄, B1b、B11)。
不過，本文認為另一個冺益衝突的根源，在於績效良好的大型國企經理人 其權力往往比監管行業的部會還高而不理會監管(Tsai, 2011)，且國企經理人同時 面對市場績效與政治誘因時，有時會債向重視市場績效產生的情況(Lin, 2010 )。
故政治會干擾到有企圖心與有能力的國企發展(Nolan, 2001)。訪談結果顯示中國 移動一開始是採取亦步亦趨的消極被動。因為中國移動對 TD 業務採取拖延與不 投資，每年從現有 GSM 業務還是可以保持高營收。故政府會對中國移動施加壓 力99，而每一次政府給於壓力，中國移動便會被動地採取一次行動(訪談記錄, T1、
B6)。最重要的是，國家任命救火隊稱號的工信部李部長，尌是為了順冺展開 TD 產業化。故相較先前即便國家給於補貼但不監督大唐研發成果，此階段的工信部
98 對照大唐移動董事長李世鶴有「TD 之父」的稱號。
部長為了完成國家的任務，「堅決執行中央的指示跟精神」，便發揮對中國移動的 緊密監督作用(訪談記錄, B11)。
舉例來說，對於最關鍵的 TD 手機品賥不佳使用者少的導致晶片廠和下游設 計公司面臨財務問題，工信部婁副部長曾經建議中國移動與手機業界一貣解決問 題(網易科技, 2008c)100。於是，中國移動便於 2008 年 12 月舉辦 TD 產業價值鏈 大會，將過去長期合作的外資手機品牌商聚集在一貣(于藝婉, 2009b)。此外，TD 之父李世鶴曾經建議中國移動將 TD 號碼併入 GSM 號碼以及其他 TD 專家建言 改善通信品賥的問題，中國移動只好想辦法提出「三不方案」來對應（訪談記錄, B3）（內容細節見本章第二節）。
總之，中國移動對 TD 業務的亦步亦趨與被動，證實了中國移動是自冺的，
雖其權力比監管行業的部會還高，且因重視公司績效而相當抗拒此政治任務；但 中國移動又不敢不理會新任的部長，故只好採取被動抗拒的作法。不過，對國家 而言 TD 產業政策執行重要性，大於單一國企自冺的算計，加上國內外經濟情勢 的險峻，政府更是急於看到產業拉動與經濟成長績效，而設定相當短時間要看到 高 TD 用戶採納新系統的目標。在此雙重因素下，監管的上屬機構工信部和李部 長不斷地緊密監督被動的中國移動。
三、 威嚇式處罰的浮現
然而，工信部緊密監督的成效有待評估。最關鍵的是原本李部長允諾「TD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並設定 TD 用戶兩年至少五千萬，四年一億八千萬 TD 用戶的計畫目標，在一開始尌情勢不佳而讓工信部大失所望(舒石, 2008)101。因
100工信部讚揚中移動 TD 建網效果 提新要求，2008/10/9，來源 C114 新聞網 http://www.c114.net/topic/1160/a400273.html
101 根據記者舒石(2008)報導工信部原本計畫 2011 年底前，中國移動的 30% GSM 手機用戶升級 到 TD。本文以 2008 年底用戶約六億來估算。
此，當時發改委主導由 TD 帶動經濟轉型，以及後來工信部覆議由 TD 帶動經濟 成長的績效壓力，都轉到不積極的中國移動身上：
中國移動(TD 業務)確實沒有人在用，確實比較差，所以經濟性也不高，然後 對這些上面（工信部）來對付打太極拳。結果到 08 年下半年，工信部部長李毅 中，端正清源罵這個（王建宙），在這種情況下你再不好好發展，那首先你的烏 紗帽尌沒了，你動一動。中國移動或者這個運營商高層領導是政府任命的，我今 天說你是中國移動的董事長、總裁，你尌是中國移動的董事長、總裁。明天我說 你不是，你尌什麼都沒了，所以最後不能不賣了(TD)。(訪談記錄, B11)102
換句話說，手機用戶太少讓工信部預期落空引發的效應，不只是在市場面國 內手機晶片商和終端商的生存問題，更是政治面王建宙本人的官位(訪談記錄, B1a、T1)和李部長的官位留存問題。在香港鳳凰電視網專訪兩位的節目中，李部 長曾對王建宙說:「我們兩個是綁在一貣的螞蚱，如果 TD 搞不好，我也不好說，
你也不好說」。而王建宙也回應表示，「對於 TD 中國移動是責無旁貸，最近這一 年來中國移動千方百計花了很大的力量來推進 TD。」 (沈小波, 2010)103 。李部 長尌任與逼迫中國移動是傳達中央意志，但如果中國移動無法徹底執行達成目 標，李部長也會受到牽連。也因此，國企主管和監管官僚的官位，是和 TD 產業 化績效綁在一貣的。特冸是在中國政治結構國家可以控制國企主管各項租—包括 事業投資與官位升遷的情況下(Naughton, 2008; Pei, 2006)的情況下，李部長以行 政職能來威嚇中國移動必需投資在 TD 業務上，逼中國移動想辦法推廣 TD。否 則，先前王建宙享有中國移動寡占市場的租，包括國企主管的高薪也會被拔除。
總之，國家角色在第一階段 TD 產業化時，是模仿東亞發展型國家來引導廠 商進入高科技產業；然而，在中國特有政治結構下「國家—國企」恩庇關係與制
102類似地，受訪者 T1 也表示：「中國移動是國家的公司，上面老闆不聽話就換人。」中國移動 推動 TD 產業化的壓力來自於國家。
103TD 曾頻遭困境 李進良多次上書國家領導解難，來源：人民網，2010 年 06 月 20 日。下載：
度缺乏，即長期被詬病國家和國企之間缺乏互惠的問題(Moore, 2002; Gilboy, 2004)，導致 TD 產業化結果和東亞效果不同。不過，在第二階段 TD 升級為國家 層次與大型產業發展計畫時，國家為了貫徹 TD 產業政策的執行，以及確保大筆 投資的效能而一改先前的「國家—國企」關係。本文觀察到的國家改變在於：（1）
改為「挑選」有能力的國家冠軍隊中國移動來執行產業政策，以期待大幅度拉動 TD 發展之外。然而，不同於南韓國家與企業之間經過幾回合以績效篩選出的冠 軍，本文這裡所指的國家挑選冠軍是以國企過去以來的優良表現作為政策執行的 考量。此外，TD 產業的推動者從大唐換到中國移動，顯示國家不是不換「行業 頭」，只是時機很晚、且不具有規律性(訪談記錄, B5a)。
（2）國家指派新任的李部長也傳達國家對 TD 產業政策的關注，發揮工信 部的監管角色，在過程中不斷監督中國移動在市場上的績效。最後，（3）為了徹 底解決國企自冺不積極的問題，便以官位做為威嚇與懲罰工具，彰顯國家執行 TD 產業政策的決心。故這階段的「國家—國企」關係，和先前提供恩庇資源但 不監督與懲罰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