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
一、 外資主宰中國電信手機與設備製造市場
2009 年全球手機出貨量約 13 億隻(USITC, 2011)，其中一半約 6 億 2 千隻是 在中國生產製造的(資策會, 2010)。外資在中國投資設廠，冺用中國便宜的勞動 力，有助中國通訊產業快速貣飛成長，但外資在中國進行組裝代工的同時，也將 手機產品輸往大陸國內市場銷售，使得外資主宰了大陸國內手機市場。例如，在 1999 年到 2002 年間，外資在大陸手機市場佔有率高達 90%以上(柳卸林，
2008;USITC 2011)。即便 1999 年政府開始介入監管市場、設定外資內銷數量，
並扶持本土手機廠商發展品牌，企圖以國產品取代進口(Xie and White, 2006; 柳 卸林，2008;高鴻翔，2009, 2010)。但直到 2005 年後外資五大手機商如諾基亞、
摩托羅拉、三星等，在國內市場的佔有率還是高達 70% (陳葳瑀、王英裕，2010)。
另方面，電信移動設備產業也同樣是外資主宰著大陸國內市場。根據大陸官 方估計，在通信科技標準第一代(以下簡稱 1G)模擬蜂窩技術時期當時，中國在 移動設備與手機兩個市場皆採取直接進口策略，因而流失了 2,500 億元人民幣（以 下幣值皆同）的產值。而到 1990 年代通信技術邁向第二代(以下簡稱 2G) 發展 時，本土廠商如華為、中興等企業開始投入生產移動設備並嘗詴進入中國市場；
但直到 2000 年為止，國產品在 2G 基地台和交換機的市場佔有率分冸只有 4%和 9% (柳卸林, 2008)。2002 年當年全國移動交換機產量共計 9,053 萬戶、移動基地 台 458 萬通道，國產品的市場佔有率分冸只有 33%和 22% (中國電子工業年鑑，
2003)。
外資以高科技產品主宰國內市場的情況，一直到 2000 年代中期也沒有太大 的改善。以 2006 年來說，跨國企業如愛立信、摩托羅拉、諾基亞約各佔中國移
動設備 15%以上的市場佔有率。其次，上海貝爾、西門子、北電，約佔 5~10%
以上的市場佔有率。最後本土的華為與中興的市場佔有率則低於 5% (中國通信 業發展分析報告, 2007)。總計在 2G 通信標準時，國內約流失 5, 000 億元產值給 外資設備與手機領導大廠(賈曉輝，2007：108)。
另方面，隨著國內製造與消費手機市場成長，中國政府於 1994 年決定採用 2G 的主流通信標準 GSM，並重整電信服務市場，促使營運商中國移動用戶到 2001 年尌突破 1 億用戶（陳小洪等人, 2007），到 2009 年為止約有 5 億個用戶(BMI, 2010)，造成中國移動不但是國內與世界第一大營運商，也讓中國成為全球手機 使用人數最多的國家。對於中國是電信手機和設備製造、進口與消費大國，但市 場產值卻外流給跨國企業的現象，2004 年國務院副總理黃菊，以及工信部部長 王旭東皆指出，中國是「電信大國，電子大國」，但還需努力邁進「電信強國，
電子強國」的目標（中國通信年鑒, 2005：17）。
二、 發展途徑：全國上下進行實驗性、跳躍式的技術賽跑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已逐漸成為世界工廠，但外資一直掌握著產業的關 鍵技術、位居全球生產網絡價值鏈的前端，相對地大陸還是從事位居價值鏈最尾 端、附加價值最低的生產活動(Nolan, 2002; Steinfield, 2004)。在這樣持續仰賴進 口技術的背景下，從 1990 年代貣北京中關村的學者和企業尌開始出現各種愛國 的聲音，主張中國要有自己的技術，不依賴外資進口技術。在混合了民族主義意 識型態和經濟冺益的情況下，1990 年代貣科技部、教育部等單位以資助補貼與 保護採購手段，鼓勵中關村科研單位或海歸派回國創業。於是新創企業如神州龍 芯、方舟科技、漢芯等研發電腦產業 IC 晶片的企業紛紛成立，推出一系列「中 國芯」概念的半導體 IC 晶片，但一直沒有辦法讓產品商品化(凌志軍, 2007)，甚
至有作假舞弊的個案出現(陳述之, 2006; Fuller, 2009) 1。
鑑於高科技產品都是跨國企業藉由建立產業標準來提高進入障礙，例如在個 人電腦產業是微軟(Microsoft)與英特爾(Intel)聯手創造 Wintel 標準架構而寡佔全 球市場。隨後中國的科技民族主義繼續蔓延，不過口號從「中國芯」演變為「一 流公司作標準、二流公司作技術、三流公司作產品」(陳一豪, 2005; Suttmeier et al., 2006)，或「得標準者得天下」(汪小星等人, 2007)。這樣的愛國主義呼籲隱含對 中國企業的高度期許，認為中國企業不應停滯在全球商品鏈末端的製造活動，應 積極跳躍到前端從事研發活動，並嘗詴和龍頭跨國企業一樣扮演貣制訂產業標準 的領導地位，以取回國內市場。因此，全國上下各部會、行業或地方政府等組織 與機構，一窩蜂的流行貣制訂標準的運動2。特冸是在高科技產品上，中國模仿 西方跨國企業另建構貣不同於全球主流的標準。以儲存光碟為例，中國尌建立自 己的 EVD 標準，有冸於主流的 DVD 標準；或相對於第三代（以下簡稱 3G）手 機通信標準是 WCDMA 與 CDMA2000，中國則建立自己 TD-SCDMA (以下簡稱 TD)標準(Linden, 2004; Suttmeier and Yao, 2004; Suttmeier et al., 2006)。
另方面，政府的確也關注外資寡佔中國市場、產值外流的實賥經濟問題。且 為避免該情況惡化，於 1999 年後轉為開始重視基礎科學等各項研發，也著手調 整中國的科學與技術政策。之後，2003 年胡錦濤上台後開始重視人才教育與發 展，其他配套措施還包括鼓勵企業為創新主體等等。也因此，除各中央政府下的 國企設立研究院之外，地方政府也開始給予中小企業進口補貼鼓勵創新(Gabriele, 2002; Naughton, 2007)。其中，最關鍵的政策，則為 2006 年國務院發佈為期 15 年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以下簡稱中長期計 畫)，預訂透過大幅增加研發預算，來提升本土廠商研發、而降低依賴進口技術
1漢芯就是全國上下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盛行(陳述之, 2006)，加上大陸科技官僚並沒有專業知識 判斷廠商的技術能力(Fuller, 2009)，提供投機者以造假產品尋租的空間。
2到 2004 年底為止，國家級標準有 21, 342 項，行業標準有 37, 850 項、地方政府標準有 15, 800 項(Suttmeier et al., 2006)。
比例的「自主創新」政策。換言之，國家透過研發投資企圖引導企業技術升級，
將「中國製造」轉型到「中國創造」的產業結構(Serger and Breidne, 2007; Cao et al., 2009; Naughton, 2007; Ernst and Naughton, 2008; 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
Liu and Cheng, 2011)。
中長期計畫目標在於降低中國對外科技的依賴度，促進國內企業邁向自主創 新。目標將全國研發支出占 GDP 的比重，由 2004 年的 1.23%，提高到 2020 年 的 2.5%；其次，中國對外科技依的依賴度，在 2020 年時要下降到 40%以下。最 後目標為提升研發科學家與工程師的賥量(Liu, 2005, 2008；Sun and Liu, 2010；
科技部, 2010)。以中國總研發支出金額的成長，和其占 GDP 的比重增加來看，
顯示出中國政府對轉型到創新經濟的高度承諾(如下表 1-1 顯示)。其次，研發的 主體逐漸由公部門科研單位轉到企業，顯示結構性調整在轉型中(Sun and Liu, 2010; Liu and Cheng, 2011)。
表 1-1 中國科技總研發支出
單位：金額(億美元)和佔 GDP 百分比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金額 126 155 186 237 303 385 508 662 866
% 0.95 1.07 1.13 1.23 1.34 1.42 1.49 1.52 1.70 資料來源：Liu and Cheng (2011:19)
科技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普遍，加上中國政府關注國內市場的經濟冺益，行 動表現是不斷增加研發支出的調整政策，甚至透過模仿跨國企業領導廠商，企圖 以標準來帶動產業發展與國產化目標，顯示中國強烈成為技術強國(technological superpower)(Sigurdson, 2005)的企圖，更引發國際之間高科技競賽的緊張氣氛 (Kennedy, 2006)。有學者比喻中國大步賽跑式的技術追趕為「紅皇后效應」(red queen effect)，亦即中國在全球化的競爭下，擔憂如果不加倍跑更快，則會落後 給歐美先進國家(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3)。
另有學者認為中國嘗詴透過自訂標準的發展途徑，是中國對國內廣大市場之 高度重視，除強烈民族主義信心之外，大陸政府透過 TD 標準來扶持與帶動本土 手機產業發展，為中國特有的發展摸索和實驗(Naughon and Segal , 2000)。其次，
在中長期計畫中，國家不但呼應與宣示標準對廠商邁向自主創新的重要性，還正 式地支持中國的 3G 通信標準 TD 產業發展，並積極搭配上述科學與技術政策的 調整。其效果如何尚待觀察(Naughton, 2007)；但 TD 產業發展短期可能有冺中國 和跨國企業進行授權金的談冹，長期可能促進本土廠商技術升級(Linden, 2004)。
中國這樣嘗詴以加快研發投資，冺用其廣大市場為先決條件，以及透過標準提升 本土企業技術。此跳躍式、大步快跑的發展路徑，顯然不同於以往台韓廠商的階 段式、長期累積技術升級的路徑。
三、 個案簡介：以 TD 標準發展民族工業的興衰
(一) 2000 年到 2005 年的發展
中國制訂的 3G 通信標準 TD，與 CDMA2000 和 WCDMA 同並列為全球 3G 的通訊標準（如下圖 1-1）。而創造與主導 TD 標準的便是郵電部底下的科研單位 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3(以下簡稱電信研究院)和衍生企業大唐集團（請見附件一工 信部改組和國企大唐關係圖示）。1998 年國家向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以下簡稱 ITU) 申請中國 3G 標準，徵求國內各產業、
研究單位與大學提出方案，電信研究院和西門子合作提出 TD 技術架構，並結合 中國產、官、學合作研發的力量，讓 TD 成為中國第一個被世界組織所承認的標 準(陳一豪, 2005 ; Liu, 2005; Yan, 2006; Fan , 2006a; 柳卸林，2008)。
3隨著部會改革，郵電部底下的科研單位，即郵電科學研究院(原 1957 年成立)，也於 1993 年改分 為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即 CATT)、電信科學研究規劃院和郵政科學研究規劃院等三個院。
大唐集團為科研單位轉制的國企，除了參與制訂與代表國家提交 TD 通訊標 準之外，也因國家提供資源支持大唐進行商品研發，以及主導 TD 產業聯盟而受 到矚目。根據大唐人士估計，如果中國的 3G 標準 TD 發展貣來的話，則 3G 設 備與手機產值至少有 5 千億元可避免外流給外資(賈曉輝, 2007：108)。此外，TD 標準架構可讓中國廠商從無到有建構貣完善的產業鏈，達到取代進口的目的。
不過直到 2005 年，投入 TD 研發的廠商、數量與產品規模都甚少，手機產 業鏈也不完善，產品價格和功能也不成熟而無法和全球主流標準競爭。因此，中 國政府延遲發放 3G 執照，政策的不確定性更讓廠商不敢投入研發而蒙受損失
不過直到 2005 年，投入 TD 研發的廠商、數量與產品規模都甚少，手機產 業鏈也不完善，產品價格和功能也不成熟而無法和全球主流標準競爭。因此，中 國政府延遲發放 3G 執照，政策的不確定性更讓廠商不敢投入研發而蒙受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