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信念

健康信念模式是從 1950 年代開始發展，早期的研究者 Becker (1974)，Rosentock (1988)和 Kirscht (1988)等人發展出健康信念模式主要 的變項包括：

(一) 自覺罹患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是指一個人感覺自己會罹患 某種疾病的可能性。

(二) 自覺嚴重性(perceived severity):是指一個人感覺罹患某種疾病的 嚴重程度；嚴重程度的高低可由兩方面來判斷，一是當一個人想 到此病時引起的情緒高低(emotion arousal)，一是個人認為此病 對他可能造成的阻礙大小(difficulty)。

(三) 自覺行動利益(perceived benefits of taking action):一個人會採取 某種健康行為，可能因這種行為會減少疾病的威脅；即個人覺得 某種行為愈會降低自己罹患某種疾病的可能性或嚴重性，則他愈 會去實行這種行為。

(四) 自覺行動障礙(perceived barriers of taking action):指個人所感覺 到的採取某種行為是有益的，但採取了這種行為後卻造成不方便 或不愉快、花錢、花時間，甚至痛苦、挫折等，則此障礙就會影 響行為。

健康行為，這些因子可以是內在的(如對自己身體狀況的感覺)或 外在的(如大眾傳播、人際間的互動)。當自覺罹患性及自覺嚴重 性程度愈低時，所須的激發因子的刺激強度就要愈強。

(六)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自我效能是指一個人相信自己能成功地 執行一項可以達到預期健康結果的健康行為，尤其是和生活習慣 有關的行為改變及養成。

(七) 健康動機(health motivation):動機是指一個人採取行為的傾向 (general tendency to engage in)，例如個人是否平日注重身體健康 的保養、有做例行性身體檢查等，並且願意尋求資源以促進身體 健康。

民眾利用醫療行為的目的在恢復或維持健康狀態，其涉及了文化、

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等因素，因為醫療的專業性及資訊的不對等使 其與一般銷費行為不同，為瞭解民眾對於利用醫療行為與醫療照護體系 實際的差異，學者專家開始發展健康信念模式，其中以 Andersen 的醫療 服務利用行為模式較為廣泛應用。

Andersen 的模式自 1968 年提出，至今已約 35 年的歷史，並廣泛地 被醫療經濟學家或心理學家應用。本模式跳脫僅由個人觀點考量的理 論，以整個可能影響醫療服務利用的系統性觀點來研究行為，同時兼顧 理論的完整性和實證的可行性，故此模式被廣泛應用於利用醫療行為和

醫療服務利用的研究。1995 年時 Andersen 本身對此模式的發展作了回 顧，將模式發展分成四個時期，目的是希望使此模式更加完整而且釐清 影響醫療服務利用的因素，此處僅敘述其第一階段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 式。

l 第一階段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

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開始發展於 1960 年代晚期，初期模式將影 響人們使用醫療服務的因素區分為三類：

1.傾向因素（predisposing characteristics）

指疾病發生之前，有哪些特質的人比較傾向於使用醫療服務。共 有三個層面：人口學特徵（demographic）如年齡、性別、婚姻狀況、

家庭成員數等。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如教育程度、職業類別、

社經地位、宗教信仰等。健康信念（health beliefs）如個人對健康及健 康服務的態度、價值及知識等。

2.能力因素（enabling resources）

指個人獲得醫療服務的能力。共包括兩個層面：個人/家庭資源

（personal/family resources）：如家庭收入、存款、健康保險等。 社會 資源（community resources）：如社區醫療資源的多寡、醫療資源的可 近性、醫療服務價格、就醫時間與候診時間等。

3.需要因素（need）

指個人感受到某些醫療需要後才產生求醫行為。亦包括兩個層

意願與目前的篩檢行為也呈顯著正相關。該研究發現正向動機與篩檢 利益的認知，會分別影響篩檢行為與未來接受篩檢的意願。該研究也 發現篩檢障礙與篩檢行為和與將來接受篩檢的意願均呈負相關(李卓 倫，1987) 。

另一研究發現年齡、婚姻、教育程度、職業、健康信念與醫療服 務利用具有顯著性相關；高、低利用者之社會支持程度在統計上並無 顯著之差異，惟高利用者略高於低利用者；在交通時間、就醫總花費 時間、自覺健康狀況、自覺疾病數及自覺症狀數與醫療服務利用，在 統計上各具有顯著性差異；年齡、婚姻、自覺健康狀況、自覺症狀數、

自覺疾病數是影響保險對象醫療服務利用的重要因素(林四海，2000)。

針對影響乳癌高危險群婦女執行乳癌篩檢行為之因素研究結果顯 示 20(含)歲以上乳癌高危群婦女，能夠每月定期執行乳房自我檢查為 27.2%；35 歲(含)以上之乳癌高危群婦女，能夠每年定期執行乳房攝影 檢查及臨床乳房檢查各為 33.7%，39.4%；因此年齡、定期乳房自我檢 查及乳癌知識，能影響乳癌高危險群婦女執行乳房自我檢查(羅雪，

2001)。

針對自費健康檢查的民眾所做的研究顯示 73.2%，檢查動機為自 發的，而年齡與癌症家族史與檢查動機有顯著相關(唐憶淨，1997)。

對於全民健康保險子宮頸抹片檢查之利用度的研究顯示低年齡、

家庭主婦及教育程度在高中畢業者的利用率較高，高齡、農林漁牧工 作者、國小(含)教育程度以下者利用率較低 (黃月桂，1998 )。

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於 1999年所做的研究利用電話訪談 814位年 齡在 65 歲以上的女性發現僅有 57%的受訪者知道每 1-2 年應接受乳房 攝影以做篩檢，約有 1/3 的受訪者表示不再像年輕時那麼在意罹患乳 癌(Eisner EJ, 2003)。在 1994-95 年於美國 North Carolina 針對兩所大學 醫學中心的 71 位非洲裔婦女與 71 位白種婦女(均為乳癌患者的一等 親，為乳癌高危險群)進行電話訪談，發現對乳癌危險因子有無正確知 識並不影響其篩檢行為(Royak-Schaler R,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