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傳統生態知識與狩獵文化 一、傳統生態知識與狩獵文化
根據加拿大科學小組定義的傳統生態知識(TEK)，指原住民有關其環境、
過程及密切交互作用數百年觀察累積的知識(Nuu-chah-nulth Tribal Council and Natural Resource Defense Council, 2001)。Berkes et al. (2000)則認為 TEK 是一連 串知識、實踐與信仰的累積體，並由當地人的適應過程發展而來，藉著文化傳 承代代相傳，是生物（包括人）彼此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具體來說，
像是對動植物與土地的在地知識、土地與資源的管理系統、支持該管理系統之 社會體制以及其背後的信仰及宇宙觀等四個層次（林益仁，2004；Berkes, 1993）。
聯合國大會於 2007 年通過《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宣言第三十一條第一款即指出：「原住民 族有權維持、掌控、保存與發展其文化遺產、傳統知識與傳統文化展現方式，
以及展現其科學、技術與文化之權利，包括人體與基因資源、種子、醫藥、動 植物特性知識、口述傳統、文學、設計、運動與傳統競技、視覺與表演藝術。」
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亦將原住民族知識之復振與傳承列為其工作 重 點 ， 並 於 2002 年 推 動 所 謂 「 在 地 與 原 住 民 族 知 識 體 系 」（ Local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LINKS）計畫，可見得 TEK 是國際上非常重視 並且具保存價值的知識（郭華仁、陳昭華，2006；張培倫，2009）。
現今人們重視原住民族的 TEK，是由於相對於西方科學生態知識的一種 脈絡與系統，TEK 主要是定性的、著重直覺、包含道德價值，以及憑藉對地 方長期的觀察與經驗累積；而西方科學生態知識常是定量的、著重歸納和演繹
邏輯、觀念上自由，以及試著用系統性方式解決問題。然而 TEK 與科學生態 知識是互補的，其並非彼此的取代物。因此學者對於 TEK 的永續與保存價值 日益重視（Berkes, 1993；吳俊賢，2009）。
最早以前即有人類學家對傳統生態知識進行系統性的研究，Conklin(1954) 在研究菲律賓的 Hanunoo 人時，發現當地人掌握了龐大數量的動植物及其生 活技能，並能夠以其制定的分類體系認識1,600 種植物。在此基礎中，Conklin 提出了「民族生態學」(Ethnobiology)的概念。民族生態學被部分學者認為是一 種研究方法，亦即「對於過去和現在，人與其環境之間複雜關係的研究」。
而根據研究這些複雜關係的方法，學者提出了多個分析框架，從而逐步累 積並引導民族生態學的理論發展（引自成功、張家楠、薛達元，2014）：
(一) 三角形框架
Berkes 提出的傳統生態知識定義，顯示出對傳統生態知識的一種分類框架
──知識-實踐-信仰框架，圖 2顯示了三者之間的關係。Lewis(1993)將傳統生 態知識劃分為分類體系水準上的「地方性知識」，以及對於過程或功能關係的
「理解性知識」兩個層面，這可以簡單對應於圖 2中的知識-實踐元素。隨後 Kalland(1994)劃分了 3 個層面：首先是經驗性或實用性的知識；其次是「經驗 觀察」，即對經驗觀察的解釋，並將其置於某個文化背景內；第三個層次是「體 系化知識」，即社會的制度、規則和規範化下產生的知識。這種傳統生態知識 的劃分初步顯示對於社會文化層面的關注。其後，Orlove 和 Brush(1996)做出 了 3 個層次的區分；原住民環境知識：根據此知識的管理實踐，以及動植物 的儀式用途及其宗教信仰。Stevenson(1996)對於傳統生態知識的區分是：特定 環境知識、生態系統關聯的知識、管理人類與環境關係的倫理典範。後兩種劃 分都在傳統生態知識中注重了精神層面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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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Berkes 對 TEK 的知識-實踐-信仰的三角形框架
(二) 四橢圓框架
傳統生態知識從內容上被分為3 個層面，但在其內在關係亦可區分為 4 個 相互關聯的層次：在地經驗知識-資源管理知識-社會制度知識-世界觀知識(圖 3)。對於動物、植物、微生物(特別是真菌類)、土壤、景觀，原住民族根據其 生活實踐，形成了豐富的經驗性知識，包括物種的識別、鑒定、分類、生活史、
分佈區、行為模式等，亦包括對於地理區域的生態知識。各民族由於多樣的地 理環境和文化背景，對於其自然與環境的生態認識也顯現出多樣性，從而產生 了獨具特色的經驗性傳統生態知識。
根據經驗性知識，原住民族對於其環境內的各種自然資源形成了一個資源 管理體系，並以傳統生態知識的形式表現這種管理體系。這個系統包括根據本 土經驗性知識的各種實踐、工具和技術手段。
為使資源管理系統有效運作，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社會制度體系，而傳統 生態知識不可避免也包括這一約束人際關係的規範、規則和法律制度。在需要 進行合作的農業和牧業生產領域和社區生活領域，採取有效的社會制度，是保 證民族群體生產和生有序進行的基礎，這種社會制度一般來說並非採取成文法 的形態，而是以習慣法等不成文的規範和規則形式,並經常以傳統生態知識作 為載體。
世界觀塑造了傳統生態知識持有者的環境觀念，並且賦予了他們觀察環境 的解釋框架。世界觀的層面包括宗教、倫理、和更加普遍的信仰體系。上述四 個分析層面的關係既可被認為是逐層包含的同心橢圓結構，而它們都內置於其 民族的世界觀之內，亦可認為是經驗知識產生了資源管理體系的基礎，而資源 管理體系塑造了社會制度，世界觀不過是對於社會制度的適應。實際上，對這 些層面並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而且，在層面之間的界限也不是十分清晰，尤 其在資源管理知識與社會制度知識之間，內容和物件上經常是重疊相應。
圖 3 傳統生態知識的經驗知識-資源管理-社會制度-世界觀的四橢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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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邊形框架
Houde(2007)為了達到一個民族共同管理合作體系內使用傳統生態知識的 目標，他闡述了傳統生態知識的六大面向。其所發表的報告中，對於傳統生態 知識的不同層面，採用五邊形框架，進而表達了傳統生態知識六個面向的內 容，而此分析框架的核心為宇宙觀(universe) (圖 4)。
在Houde 的傳統生態知識分析框架中，第一面向是對於事實的觀察(factual observations)、以及長期經驗下分類和系統性理解的傳統生態知識；第二面向 是管理系統(management systems)；第三面向是過去與現在對環境利用的事實 知 識(past and current uses)；第四面向是道德觀與價值觀體系(ethics and values) 。 第 五 面 向 是 文 化 認 同 (culture and identity) 。 第 六 面 向 是 宇 宙 觀 (universe)。Houde 對於傳統生態知識的分析框架重視了宇宙觀對於其他知識的 組織性作用，故以宇宙觀作為其核心部分(Kulnieks, Longboat & Young, 2013)。
圖 4 Houde 對 TEK 的五角形框架
二、狩獵文化的保存與教育
狩獵文化被視為傳統生態知識的重要核心，它將知識、實踐和信仰實際融 入生活成為一種文化表現，包含了原住民居住山林裡千百年來，發展出來長期 使用當地野生動物的智慧（簡圭彣，2009）。其中較重要的元素有：占卜與祈 福、祭典儀式、獵區、禁忌、季節與聖地等，這些都和自然生態資源的利用與 經營管理密不可分（黃長興，2000）。原住民族長期居住在山林中，其大體上 不餘匱乏的主要原因，是經過了千百年來的共同相處經驗，透過各種方式與野 生動物達成「動態平衡」──這些不同的方式稱為「狩獵活動」（台邦‧撒沙 勒，2005）。原住民的狩獵活動主要以「狩獵文化」統稱，而這個名詞首出現 於黃長興（1998）《太魯閣族的狩獵文化─上》的調查研究，透過詳盡地描述 了太魯閣族的傳統生態智慧和社會規範的本質。然而現今許多自然保育規範的 立法，讓狩獵文化的保存成為一種迷思與矛盾，雖然許多學者支持原住民作為 自然資源保育家與管理者，但大多卻無從實踐（戴興盛、莊武龍、林祥偉，2011）。
關於狩獵文化流失的另一個問題，即是「教育」（簡圭彣，2009）。排灣族 文化藝人撒古流‧巴瓦瓦隆（1998）提出「部落有教室」的文化扎根概念與運 動，「部落有教室」在空間上提供了部落的自然環境與文化地景，撒古流‧巴 瓦瓦隆抱持的願景則是：「我們期待未來的部落教育，能在學校與教會之外，
重新建構傳統教育的時間與空間，以進行母體文化教育及其和主體社會銜接與 轉化、融合的教育（引自撒古流‧巴瓦瓦隆，1998）」。然而部落教室即是原民 會教文處於 2002 年推動「學習型部落」計畫的初始概念，學習型部落強調由 下而上的學習模式以及以部落為主體的發展方向，正是要突顯「部落有知識」
的主張（林益仁，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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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文化學習的概念所推廣的「獵人學校」，即是部落自主性發展對 狩獵文化 TEK 的學習機制，創造原住民部落新時代文化發展的族群社會倫理
（柯亞璇，2008）。由於環境與時代的變遷，可明顯發覺原住民族的 TEK 正 逐漸流失，因此各地方部落所要面臨的，是下一代的原住民族學子，應更加注 重TEK 的認知與學習，對於部落永續發展和文化傳承才有實質幫助（林益仁，
2004）。
第二節 太魯閣族的狩獵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