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讀經

第一節 兒童讀經

以下分別說明我國「兒童讀經的歷史」、「兒童讀經意義」與「相關研究成果」：

壹、兒童讀經的歷史

我國自古就非常重視教育，認為教育是立國安民的第一件大事，《尚書》是我國最 古老的史書，其中的〈兌命篇〉中說：「念終始典於學」，可以看出古代的仁君，其意念 自始至終都在於如何興學施教；《禮記‧學記》上也說：「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 先。」；又說：「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由此可看出我國能有此高度的文 明，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歷經數千年而仍存在，都是古代的仁君重視教育的成果。

先王、先賢不僅重視完備的學校教育機構的設置，更注重教育的內涵和方法，董仲 舒在〈對賢良策一〉中說：

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 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 美也。 (黃鈞、彭丙戊、葉幼明、劉上生、饒東原，2006：1356－1357)

由此可知堯舜時期便已為教育兒童而設立「庠、序」，而教育兒童的內容與目標為

「仁、義、禮」等品德教育為先。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上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 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又說：「史籀篇者，周 時史官教學童書也」(施之勉，2003：4248)；周朝已有專為兒童所編寫的識字教材《史 籀篇》，到了戰國時期還有：秦丞相李斯所作《蒼頡》；車府令趙高所作《爰歷六章》；

太史令胡母敬所作《博學七章》，其內容編寫的文字多取自《史籀篇》，爾後「閭里書師 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段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併為倉頡篇。」(施之勉，

2003：4254)。由此可以看出周朝的兒童教育，就是從識字教學開始，而且當時就有專為 教育兒童識字而編的教材，到了秦朝民間兒童識字教育所用的《倉頡篇》時，兒童識字 量約為三千字。

《易傳‧蒙卦》中說：「蒙以養正，聖功也。」(祖行，2010：299)，從以上幾段引 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古人八歲入小學，從學習識字開始就一步一步引導兒童走向聖賢之 路。從周朝開始就有為啟蒙兒童而編的識字教材，主張在教育兒童時便將崇高的道德與 思想融入教材中，從讀經識字中潛移默教養兒童的品德，讓兒童成為品性端正的人，其 功德就等同於聖人。

再者〈藝文志〉上又說：「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 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施之勉，2003：

4249)，可見古代兒童的教育，不僅要識字、讀經，而且還要背誦，所讀之經書甚至已達 史書，還能訓練到背誦九千字以上的能力，而且不管是官吏還是平民，都要求字體端正。

先秦兩漢時期的兒童啟蒙教育，除了讀字書之外，儒家經典以「論語」、「孝經」最 為普遍(林文寶，1997)，這時已有專門為教育兒童而寫的啟蒙書籍，完整保留下來的有 兩本，一本是春秋時代管子所著的《弟子職》，另一本是西漢史遊的《急就篇》。《弟子 職》是我國年代最久遠、內容最完整的小學校規，其首章中說：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

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

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 (黃杰、林柏壽，1979：627)

從以上《弟子職》首章可以發現當時教育兒童，不僅僅只有識字和讀書，更重要的 是注重兒童品行的陶冶，於日常行為之中寓教於道德，以行為規範的磨練內爍兒童的品 德。《弟子職》的全文共九章，首章說明德行的重要與治學的要領；再來有八章，分別 規定作息執事、受業待客、飲食、灑掃、執燭、侍師與複習功課等學習規則，具體要求 學童進德修業、事師之禮儀與規矩，這時《弟子職》的文句編排，已是用四字韻文所寫 成。

再來是西漢史游的《急就篇》，共有四卷三十四章，二千一百四十四字，這本《急 就篇》內容「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有喜。」，

而且前二卷沒有一字重複，文詞典雅雋永，除了識字的功能之外，還包含許多歷史、地 理、典章、制度、知識……。《弟子職》、《急就篇》這二本兒童啟蒙書的流傳，對後來 的兒童啟蒙教材有很大的影響。

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也非常重視兒童讀經，依元朝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之卷二十 九〈選舉考〉中記載，唐朝「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 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又說：「凡秀才……能通一史者，白身視五經」。由以

上說明可見唐朝時，十歲以下的兒童，能通一經且能背誦《孝經》、《論語》等十卷經文 者，便授予官職，而且也重視文人能讀誦歷史。至於讀誦的經典，依《新唐書》〈卷四 十四‧志第三十四‧選舉志上〉說：

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 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 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 之。(許嘉璐，2004：2，930)

由以上說明可知唐朝十歲以下的兒童，就能熟讀禮記、左傳、詩經、易經、尚書等 經典。精通三經或五經的學生，經考試及格後，尚書省即錄用為官 (張樹枝，2004)。

這個時期兒童讀經識字教材，從《急就篇》的編寫基礎上，發展出許多新的童蒙教 材，此時的兒童讀經識字教材，已經包含更多的歷史、典章、地理、倫理、軍事等知識 教育的童蒙書，如《兔園冊》、《蒙求》、《開蒙要訓》、《雜字》、《千字文》等書 (莊榮順，

2003)。

宋朝「理學」非常興盛，當時的讀書人認為透過儒家經典的學習與個人心性的修養，

便可以讓『天理』落實在每一個人的身上，進而達到完全的「人性」，讓國家社會成為 一個合乎『天理』的世界。這時有許多學者在山林間設立書院來講學，不以求仕宦官途 而讀書，讀書的目的是以能夠實現儒家的精神。這個階段的讀經教育注重高尚品德的實 踐與傳習經典的教育，由官學走入民間的書院是此時期最大的特色 (張樹枝，2004)。 韓孝輝(2004) 認為理學的學術思潮，「強化了對倫理道德的要求，也導致新的概念 加入蒙書中」(韓孝輝，2004：53)

林文寶(1997)也認為宋朝童蒙教育非常發達，在中國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影響。何祚 璞(2007)研究歸納當時的文教背景，有「朝廷重視文教的政策、學而優則仕的社會價值

觀、印刷事業的發達、私學與蒙養教育的興盛、士大夫對蒙學的投入」五點，而其中影 響最大的是朱熹。

林文寶(1997)認為朱熹「是儒學復興史上最具關鍵性的人物……提供各級教育的教 材與教法」；何祚璞(2007)研究指出朱熹認為：「『蒙學』是學習者最基礎的學習功夫」；

陳俞志(2008)研究也發現朱熹十分重視童蒙教育，與朱熹相關之童蒙教材論著非常多，

除了最常見的《小學》、《童蒙須知》外、尚有《論語訓蒙口義》、《訓蒙絕句》、〈訓子帖〉、

〈白鹿洞揭示〉、〈敬齋箴〉，及〈感興詩〉等十多種。《小學》和《童蒙須知》，是朱熹 為童蒙教育而編寫的代表著作。

陳俞志(2008)發現朱熹認為童蒙教育的重要性有三：

一者，以「蒙以養正」為理據，認為童蒙時期為人生的重要起始階段，應透 過教育的作用予以導正，使其不使受外界染污，並保有孩童的純完本性。

二者，此時為孩童涵養規矩與培養恭謹態度的關鍵時期，若予以輕忽而錯過，

則未來需花更大心力，方能補救。

三者，強調「以豫為先」的觀念，認為童蒙時期為大學的預備與根基，應予 以重視，並紮穩根底，聖功方能有成。(陳俞志，2008：75)

由以上的說明可以得知朱熹非常重視童蒙時期的教育，特別強調「以豫為先」的重 要，他認為在兒童時期所學的知識與觀念，一生都很難改變，如果沒有學好，將來需要 花更大心力才能補救。所以，教學者必須重視選用教導兒童的教材。

這個時期專為兒童識字教育而編的教材，除了《千字文》之外，還增加了《百家姓》、

《三字經》、《雜字》等童蒙識字教材。兒童讀經識字教材教材在知識方面，也增加了有 系統介紹歷史、自然常識的兒童讀經識字教材，如《史學提要》、《名物蒙求》等；此時 也有為兒童編寫的文學閱讀教材，如詩歌類讀本《千家詩》、散文故事類讀本《書言故

事》等。此時在兒童讀經識字教育上的重要改變，是增加了寫作文章的訓練，如文章選 注和評點本的出現，使學童在背誦經典之外，還能有應用及批判性思考 (莊榮順，2003)。 明朝的王陽明對於兒童教育理論，也是陳述非常詳盡，林文寶(1997)認為王陽明「可 說是朱子之後的巨擘」，他認為王陽明是古代最能瞭解兒童的心理的學者，是一位「自 兒童出發」的教育理論家，而且王陽明非常重視詩歌的教化作用，所以林文寶(1997)推 測呂近溪所作《小兒語》，與其子所著《續小兒語》，大概都是受了王陽明的影響(林文 寶，1997)。

駱亭妘（2008）研究也發現這個時期是蒙學的繁榮期，童蒙教學分為初級和高級兩 階段：

初級的蒙學相當於基礎教育的低年級，塾師多講授持家立業所需的少數應 用文字，主要是教會兒童認識日常用字即可；教學的內容以《三字經》、 《百家姓》、《千字文》為主。高級的蒙學，除上述之外，學生還被要求熟 讀《四書》、《五經》。(駱亭妘，2008：17)

由以上的研究可知當時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已經是普遍的兒童識 字教材，而且相當於今日國小低年級的識字教材，四書、五經則相當於今日國小高年級 教材，而且還要熟讀。

清朝還有一本重要的兒童識字教材，那就是《弟子規》，《弟子規》自清代出現後，

就受到重視，是清代私塾、義學用以教民的書籍，也是當時女子從學時所能接觸的少數

就受到重視，是清代私塾、義學用以教民的書籍，也是當時女子從學時所能接觸的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