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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對薪資帶來的影響

第二章 薪資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回顧

第三節 全球化對薪資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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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總體經濟三方面。研究結果發現,在 1980 年代初期,國內對於高等教育人才 的需求增加,使得大學教育報酬率有上升的趨勢;1987 年以後教育部廣設大學,

使得擁有大學學歷的勞動供給右移,造成大學教育報酬率呈現下降的情況。不過 李靜洵(2009)的研究結果則與上述文獻相反,她認為在 1975 年到 2001 年的這段 期間,高等教育的擴張並未對教育報酬率產生顯著負面的影響。

Lin(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教育擴張政策使得剛進入職場不久的大學學歷員 工薪資相對已具有工作經驗的大學學歷員工明顯減少,這代表教育擴張政策對剛 進入職場的社會新鮮人薪資影響較劇,但隨著工作經驗的累積,這種衝擊也相對 減輕。

Duncan and Hoffman(1981)對美國資方對於勞方所要求的教育水準以及員工 的教育水準做研究,結果則顯示,過度教育還是能帶來經濟上的價值,當教育水 準超過所要求的教育水準越多,其薪資也會提升。由 Duncan and Hoffman(1981) 的研究結果推論,教育的擴張應有助於整體薪資的提升。

第三節 全球化對薪資帶來的影響

台灣是個十分仰賴國際生存的海島型國家,全球化的趨勢也影響了國內的薪 資成長。主計處統計通報於 2011 年 9 月的文章中提到,在全球化趨勢下,企業 的資金與機械設備較國內勞工能快速跨國移動,因此廠商可以進行國際分工,使 用新興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大量廉價勞動力生產,如此一來既能迴避與國內的工 會談判,也能追求生產成本極小化與利潤極大化,而在技術進步及工資均等化效 應下,發展程度較高國家的低技術勞工工作機會流失,工會的力量也因全球化而 削弱,導致薪資增長空間受到壓縮,甚至面臨向下修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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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于玲、張一穗、陳建名、苗坤齡等四人於 2006 年 12 月主計月刊中所發布 的文章提到,我國經濟十分仰賴國外需求,是出口導向國家;然而受到全球化趨 勢的影響,我國商品必須與全球商品在價格上競爭,出口物價指數下跌,導致企 業必須降低生產成本來提升產品競爭力,而這也使得薪資成長不易。出口產品的 價格競爭,使得出口廠商不得不採取降低成本的策略,亦即只求大量且便宜地製 造,而忽略質的提升。詹建隆(2011)就指出,這種薄利多銷的代工生產,使得台 灣在勞動市場上需求多為技術人員而非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可以透過研發來提升 品牌價值,而技術人員只須遵照客戶的要求代為生產,故專業人員的薪資水準較 高,因此台灣大廠多採降低成本策略的結果,就使得台灣薪資缺乏上漲動能。葉 懿倫(2011)從附加價值的角度切入,發現企業重視的是量與成本的競爭而非質與 服務,導致企業附加價值率不斷下降,薪資上漲空間自然受限,與詹建隆(2011) 的看法不謀而合。

全球化的結果,也使台灣產業結構發生變化。李宜(2008)指出,台灣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與中國大陸的產業內貿易比重逐年上升,與中國大陸的垂直分工模 式加速台灣產業升級,朝研發、行銷等高技術層面邁進,提高對高技術人力的需 求,因而造成國內高低技術工相對工資差距擴大。葉懿倫(2011)也認為,由於近 二十年來台灣走向資本密集產業,機械化、資本化的結果雖使得產能提升、帶動 經濟成長,不過也造成企業對本國勞動需求越來越少,就算生產過程中仍然需要 勞工投入,也都是可引進外勞來替代的低層職位,因此造就國內受雇人員的薪資 難以上漲的結果。在台灣這個海島型國家,想要生存就必須走向世界,因此全球 化對台灣勞動市場所帶來的影響也顯得特別重要,下就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 與委外代工三個面向,分析世界經濟活動日益全球化的趨勢,對台灣勞工勞動報 酬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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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際貿易

傳統貿易理論認為,當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進行貿易時,已開發國家將 專注生產技術密集產品,因而對高技術工的需求增加、對低技術工的需求減少,

使得國內工資不均度惡化;開發中國家的情況則恰好相反,因開發中國家將專注 生產勞力密集產品,因而對高技術工的需求減少、低技術工的需求增加,使得國 內工資不均的程度獲得改善,例如亞洲四小龍在 1960 年代開放貿易之後就歷經 國內工資持續縮小的現象。

上述的理論在 Lovely and Richardson(1998)年的文章中獲得印證,他們觀察 美國 1981 年到 1992 年的貿易情形,發現美國跟新興工業國家進行貿易時,發生 工資不均的機率比與其他已開發國家進行貿易來的高。不過,傳統理論並不盡然 成立,像是 Xu and Zou(2000)以 1985 到 1995 年的中國大陸為研究對象,發現貿 易自由化跟工資差距並不存在顯著相關性。更有學者的研究推翻傳統貿易理論的 觀點,Chen and Hsu(2001)研究台灣 1979 到 1995 年間貿易對相對工資的影響,

發現台灣與已開發國家貿易時會擴大相對工資差距,與開發中國家貿易卻會減緩 工資不均情形,此結論與傳統理論所認定的結果完全相反。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 1960 年到 1996 年的智利,由 Beyer, Rojas, and Vergara(1999)等三人的實證結果顯 示,當智利的貿易量越多,國內工資差距也會越大。

蔡敏仁(2008)根據台灣 1989 年至 2006 年的數據,發現國際貿易的確會對工 資差異產生顯著影響,不過跟不同地區貿易所產生的影響不同。例如跟同為開發 程度較高的 OECD 國家和開發程度高於我國的亞洲國家進行貿易結果並不完全 相同。當進口時,與前者貿易會擴大工資不均度,與後者反而縮小工資不均度;

但換成出口時,兩者都會顯著地擴大國內的工資不均現象。與發展程度低於我國 的中國大陸、亞洲低開發國家和非 OECD 國家進行貿易,亦隨著進出口和貿易 地區的不同而對工資差距有不同影響,故蔡敏仁的結論為,國際貿易對於工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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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實取決於比較利益和技術學習效果的相對重要性。

蔡昌言(2004)研究台灣於 1980 年至 2000 年間,勞工薪資受經濟全球化的影 響情形。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全球化對全體勞工的薪資並無顯著影響,但若將產 業分成國際貿易取向產業和本國貿易取向產業,可以發現國際貿易取向產業的貿 易總額佔 GDP 比重會對該產業勞工的薪資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貿易總額比重 上升,勞工薪資就越低;反觀本國貿易取向產業,其產業下的勞工薪資則不受貿 易總額佔 GDP 比重的影響。在蔡昌言(2004)的研究中也提到,之所以會有這樣 的差別,原因在於國際貿易取向的產業為了在國際上獲得必要的利潤和訂單,必 須壓低生產成本,因此抑制了工資成長;而國內取向的產業因其主要著眼於國內 市場,故全球化現象對國內取向產業的薪資成長較不具影響力。

Breau and Rigby(2006)的文獻則針對洛杉磯 1990 年到 2000 年的資料,分析 出口成長是否真能帶動薪資成長,研究結果發現,在出口總值較大的廠房的製造 業員工,在剔除一些員工本身特性的因素後,1出口成長溢酬便消失了,意即實 際上,出口總值的增加並不能真正帶來薪資的上升

不過 Bernard and Jensen(1995)研究美國製造業的資料、Bernard(1996)研究墨 西哥製造業的資料以及 Bernard and Wagner(1997)研究德國製造業的資料,均發 現有出口的廠商通常比沒有出口的廠商給予員工更高的薪水,因為有出口的廠商 通常獲利表現較沒有出口的廠商來的好,因此會願意給予員工較高的薪水,故出 口總值對於薪資有正向的影響。研究台灣的 Liu et al.(1999)也獲得類似的結論。

(二) 對外直接投資

自 1987 年新台幣大幅升值開始,台灣對外直接投資熱潮湧現,台商紛紛尋

1例如年紀、性別、教育、種族、國籍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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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資低廉的國家與地區成立生產基地,以應付國內工資成本上升的不利因素。

隨著政府開放投資大陸,前往大陸投資的台商絡繹不絕,因此更加帶動台灣對 外直接投資金額大幅成長。對外直接投資的盛行可能引發國內產業空洞化、對 國內低階勞動需求銳減、失業率攀升等現象,對外投資因此也可能成為台灣工 資不均度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也引發學者的關注。

蘇儀品(2004)運用 1981 年到 2000 年的台灣資料,證實在台灣對中國大陸直 接投資的過程當中,由於生產過程轉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因此國內將提高國內 技術性勞動的需求,進而帶動技術勞動工資上漲,擴大工資不均度。

許瓊瑤(2005)研究 1981 年到 2004 年製造業對外投資對台灣薪資差距的影響,

其先根據經濟部工業統計局將台灣製造業劃分為四大工業,發現若將所有工業 混在一起討論,對外投資份額對工資的影響將導致不顯著的結果。但如果細分 至各類型工業來探討對外投資對工資差距的影響,則會發現對於民生工業而言,

對外投資份額上升將使該產業工資不均等現象擴大,而化學工業、金屬機械工 業及資訊電子工業等產業的工資不均度受對外投資份額影響並不顯著。許瓊瑤 (2005)也進一步針對對大陸地區或大陸地區以外投資做區分,來檢視對外投資的 影響,整體來說,台灣對外直接投資會擴大工資不均度,因台灣對外投資多集 中於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等開發中國家,造成國內勞動市場對低技術勞工需求減 少,對監管人員等高技術勞工需求增加,兩種效果皆會令國內工資不均度上升。

對外投資份額上升將使該產業工資不均等現象擴大,而化學工業、金屬機械工 業及資訊電子工業等產業的工資不均度受對外投資份額影響並不顯著。許瓊瑤 (2005)也進一步針對對大陸地區或大陸地區以外投資做區分,來檢視對外投資的 影響,整體來說,台灣對外直接投資會擴大工資不均度,因台灣對外投資多集 中於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等開發中國家,造成國內勞動市場對低技術勞工需求減 少,對監管人員等高技術勞工需求增加,兩種效果皆會令國內工資不均度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