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服貿協議與國內外現況

自英、美兩國於 1970、80 年代推行新自由主義，使得全球政經進入新自由主 義時代，主張自由市場機制，強調經貿自由化（黃應貴，2014）。而後美國積極推 動區域經濟體系（瞿宛文，2014），各國相繼簽訂貿易條約，欲達到極低關稅，促 進經濟發展。依附全球新自由主義趨勢，臺灣於 2002 年以「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 域」之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簡稱 WTO）。

2011 年，臺灣與中國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簡稱 ECFA），著眼 於中國與臺灣「互利互惠、共創雙贏」。自 2008 年馬英九總統上任以來，認為兩岸 經貿為提升臺灣經濟的關鍵，原因有三：第一，中國為臺灣鄰近經濟大國，也是最 大貿易夥伴；第二，簽訂與中國經貿協議，有助加入其他區域經貿組織；第三，使 臺灣成為他國進入中國市場的跳板（曾柏文，2014）。在 ECFA 架構下，臺灣於 2013

年 6 月與中國完成「兩岸服貿協議」簽訂，並持續協商「海峽兩岸貨品貿易協議」； 同年，與紐西蘭及新加坡的自由貿易協定（簡稱 FTA）也分別簽署完成。

然而，近年的金融危機和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凸顯出新自由主義的負面 效應。黃應貴（2014）的研究顯示，新自由主義強化了金融資本的重要，大量資本 流通衝擊地方生活結構，最終促成貧富極端化；資本家或財團左右國家政治的力量 也因此強化，資本家與統治階級的關係密切進而能影響政策。換言之，新自由主義 把一切都用價格和金錢來衡量（林孝信，2015），無論資金、稅金、就業機會等，

皆受影響。重經濟開發的政策常會危及在地產業與自然生態，造成社會不公平（曾 柏文，2014），個人或小型企業體遭受損失的同時，資本家獲得更多利益。對財團 有利的政策會導致人民所得分配惡化、薪資停滯（曾柏文，2014），全球化之下的 經濟快速發展，失業、房價高漲等社會經濟問題更加嚴重。而政府未能在政策保護 多數的弱者，產生代議制度失靈的現象。貧富差距加大的情況下，民眾不信任政黨 或政治人物，對政治冷感（黃應貴，2014）。

即使全球化自由經濟有其弊端，各國為了發展國家經濟仍爭相參與國際經濟 組織，經濟大國中國是各國皆想打入的市場，中國也積極與各國簽訂經貿協定。臺 灣經濟成長主要依靠出口，依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14）統計資料顯示，中國（暨 香港）為臺灣最大的貿易順差地，臺灣對中國出口值約佔出口市場 40%，臺商近年 對中國投資佔整體對外投資 60%至 80%，由此可見中國是臺灣最主要的出口市場 及投資對象（瞿宛文，2014）。經濟部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2013a）所做的｢兩岸 服務貿易協議經濟影響評估報告｣顯示，兩岸服貿協議生效後，由於雙方的「約當 關稅」都已降低，將使台灣實質 GDP 增加 0.025%，約 9,700 萬美元，中國大陸實 質 GDP 增加 0.004%，約 1 億 2,300 萬美元；台灣服務業「就業人口增加量」為 0.15%，約為全台灣 740 萬就業人口增加一萬多人。不過，部份學者認為，中經院 的評估報告低估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效益（劉子年，2014）。

至於，兩岸服貿協議經濟影響評估中的「約當關稅」計算，由於未有前例參照，

經濟部表示「中國大陸對臺約當關稅是以香港為參考目標，而臺灣對大陸的約當關 稅則是以目前台灣主要貿易夥伴，包括日、韓、美、歐等當前約當關稅平均值作為 降幅推估基礎」（中華經濟研究院，2013b）。然而，日、韓、美、歐與臺灣的文化 及語言差異大，來臺發展服務業難度高，語言相同、文化相近的中國情況不同，難 怪政府和反服貿的學者看法始終有其差異（沈政南，2014）。華爾街日報認為，臺 灣對加入區域經濟猶疑，無疑是自甘落後（劉紹華，2014）。但是，黃映貴（2014）

也提醒，中國投資臺灣造成中國資金在臺灣社會流竄，削弱臺灣經濟體系，臺灣可 能會複製｢一夕破產，金融危機｣的阿根廷經驗。

因為，中國一向不諱言其｢以經致統｣臺灣的策略，｢一個中國｣框架下的兩岸經 貿交流，臺灣民眾無法跳脫臺灣認同的考量。太陽花學運的支持者並非反服貿，部 分支持的民眾其實是反對跟中國簽訂貿易協定，對臺灣與其他國家簽定 FTA 不會 產生強烈反感，臺灣對紐西蘭貿易赤字上升的報導並沒有引起民眾對政策反彈（瞿 宛文，2014）。然而，政府總以｢對臺灣有利」論述，大力推動兩岸交流，忽略臺灣 民眾將中國視為國家安全最大威脅的擔憂。香港回歸中國後的政經經驗，更降低臺 灣人民對中國的好感。學運的支持者表態｢臺灣拒絕香港化」（汪子錫，2014）。學 運期間，香港人於網路表達支持或親臨學運抗議現場，呼籲｢台灣不要成為下一個 香港｣，避免中國的強大影響與控制，甚至損及國家安全，這亦是臺灣人民贊成兩 岸服貿與否的考量。

太陽花學運實質上影響臺灣政策，也衝擊兩岸關係。兩岸服貿協議因此暫緩，

兩岸服貿合作進程無期。中國北京當局聲明檢討｢惠台政策｣並欲作改變，面對聲勢 高昂、可能再度執政臺灣的民進黨，提出嚴厲警告的底線（石佳音，2015）。經濟 部以｢貨貿談判沒有黑箱」為題，說明政府就兩岸協商過程，持續與產業界、勞工 及校園師生做溝通，並已至國會報告協商進展，依據的是｢行政院版兩岸協議監督 條例草案」，而非學運期間公民團體提出的｢民間版」（ECFA，2015 年 3 月 9 日）。

為了參與國際貿易，加入經濟組織或與他國簽訂協議是必要方向。面對全球化

經濟的問題，各國政府最重要的政策是考量經濟開放的程度，並且確實做好國內相 關配套的社會政策，為了凝聚共識達成策略，社會必須公開討論，經濟開放的受益 者也要能負擔應有的稅賦及責任（瞿宛文，2014）。當年臺灣為了加入 WTO，談判 過程長達 12 年，雖同意開放農產品進口，可預期將打擊國內農業，於是政府與農 民溝通十多年，一邊提升台灣農業實力，一邊訂定配套補救措施，之後才逐步開放

（中時社論，2013 年 6 月 22 日）。南韓積極推動與各國簽訂 FTA，過程中也不免 產生許多國內爭議與熱烈討論，才達成最後的利害取捨（瞿宛文，2014）。開放經 濟的同時，應以配套措施兼顧損利的一方，並由得利方負擔一定程度的回饋責任，

政府需明定於政策規範，以維持社會公平與正義。

此外，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2013, July 10）也提出自由貿易協議 簽訂的三個原則：第一，任何貿易協議必須雙方對等；第二，貿易協議不應把商業 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第三，談判過程必須透明化。根據經濟部統計，兩岸服貿 協議牽涉臺灣 407 萬的就業人口（何榮幸、劉光瑩，2013），相當於六分之一的臺 灣人口。在兩岸服貿協議中，臺灣對中國開放共 64 項服務業，涉及商業、通訊、

網路、建築、分銷、環境、健康和社會、旅遊、娛樂文化和體育、運輸、金融等行 業，其實包含生老病死、食衣住行上千種經濟活動，影響範圍廣泛（鄭秀玲、林怡 秀，2013）。《天下雜誌》發現，營業額逾十四兆、牽涉三分之二以上服務業就業人 口的其中十八項產業，是由 18 位基層公務員負責與產業工會溝通，在保密限制和 時間緊迫的情況下，基層公務員與產業界未有充分溝通，立法院長和委員對兩岸服 貿協議內容也不知情（何榮幸、劉光瑩，2013）。

長期關注此議題的公民團體質疑簽訂過程資訊不透明，未與相關產業充分溝 通，未有提出對勞工就業、產業發展、國家安全、婦女與弱勢者權益等「各項衝擊 影響評估報告」，再加上，立院審查階段發生「三十秒事件」，抗議團體認為兩岸服 貿協議是「黑箱服貿」。在藉機促發佔領立院行動後，終於引起廣大臺灣民眾對兩 岸服貿協議的重視以及主流媒體的報導。太陽花學運訴求，政府應先制定兩岸協議

監督條例，再依此對服貿協議進行審查。陸委會 2014 年底民調顯示，近 7 成(67.6%) 民眾認為立法院應儘速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表示臺灣民眾對兩岸經貿協 議相當關切，也支持應有法源依據去做監督（ECFA，2014 月 12 月 25 日）。

太陽花學運帶起臺灣民眾對政治的關心，並紛紛表達不同看法，廣大青年世代 參與學運，認同抗議維護民主的「反黑箱」訴求（羅上修，2014）。隨著網路專文 或立法院周圍的學運現場，各種團體和學者專家所做的闡述，臺灣民眾進而理解兩 岸服貿協議可能隱含的政治經濟危機（陳嘉銘，2014），議題不再只是反黑箱，而 是「政治上的統獨之爭、經濟上的左右派之爭、社會上的世代之爭」複雜的問題（蘇 怡紋，2014）。加上，近年臺灣各地為弱勢發聲的社會運動絡繹不絕，地方政府強 勢作風和中央政府的漠視人權，青年世代早已不信任政黨及政治人物，對政府相當 不滿（劉美妤，2014）。因此，政府｢利大於弊｣的說明，便同樣不予信任。

清大教授彭明輝（2014）認同 Joseph Stiglitz 及 Paul Krugman 兩位諾貝爾經濟 獎得主的論點而如此闡述：｢贊成貿易協定與否：看你是 top 10%的人？還是 bottom 90% 的人？｣他認為，現時的自由貿易只為少數最有錢的人帶來好處，其他 人都是受害者。在國內經濟部分，2000 年到 2012 年的臺灣社會變遷調查顯示，小 店老闆、司機等自營作業者及一般工人的所得下降，自認為是中下階級或工人階級 的比例增高，多數認為貧富差距惡化，懷疑資本主義「吃苦一定會成功」的理念，

逐漸認為個人工作努力未必會得到合理的回報（林宗宏，2013）。臺灣的 GMP 雖 持續成長，民生物價也不停高漲，但現時民眾普遍薪資停擺，對於兩岸服貿協議可

逐漸認為個人工作努力未必會得到合理的回報（林宗宏，2013）。臺灣的 GMP 雖 持續成長，民生物價也不停高漲，但現時民眾普遍薪資停擺，對於兩岸服貿協議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