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經貿與臺灣認同意識

隨著民主化發展，在太花學運之前，臺灣政治上歷經兩次政黨輪替，當解釋民 眾的政治態度及投票行為時，「認同」（identity）因素還是重要（鄭夙芬, 2013）。認 同因素不只是影響總統選舉，更影響國家走向（徐火炎，1998），因臺灣與中國在

文化暨政治的複雜關係，兩岸狀況特殊尚無法全面定義臺灣民眾的認同概念 (鄭夙 芬，2013)，但談論台灣認同意識，必會將「中國因素」納入考量。

哲學上，「認同」的意涵是「同一性」，指「每一事物只跟自身相涉的那種關係」， 並非固著不變，可能隨時間變動，或隨概念不同而不相同（高譜鎮，2004）。族群 則是種相對性的團體認同，族群成員對於族群的歸屬，有血緣或共同文化的客觀條 件，以及光榮的歷史和團結的意識等主觀的情感因素，個人歸屬確認的同時，也是 區分「我者」和「他者」的差異（Hutchinson & Smith，1996）。有人具有多重族群 身分，起因於族群其實是一套關於「如何分類人群的意識形態」（王甫昌，2003）， 認同意識是可以經由特意的建構而產生認同，獲得不同族群建構的認同，就等於具 有該族群的身分。

認同意識的來源有二，一為原生論（本質論），是「地域、血緣、種族、宗教、

語言及風俗的原生連繫」的認同，我族和他群的特徵與文化差異；一為建構論，將 認同當作「不同利益與處境團體的社會、政治及文化資源」，菁英常用來爭取支持

（Boerdieu, 1984）。個人的血緣和生長環境，與認同傾向緊密關聯，認為臺灣（漢）

人與中國人是同文同種，是原生論的看法；建構論是為了特殊目的而產生的認同偏 好，由歷史、經驗建構，可因時因地而改變，比如對政黨的認同。而族群意識，則 指「對自己所屬族群所處的不利狀況的覺知程度」，族群意識通常是弱勢族群會有 的現象，相對於弱勢族群的則是不自覺的優勢族群（王甫昌，1993）。

臺灣認同的形成，要從國民政府撤退來臺談起。日本戰敗後，歷經「皇民化」

的臺灣居民以為可以不用再做二等公民。1949 年，國民政府帶來臺灣大量外省籍 軍民，政治上幾乎由外省人壟斷，日本留下的企業亦是相同情況。國民政府以反攻 大陸為政治目標，並且強調中華文化的正統性，與日本統治五十年的台灣民眾文化 及語言皆有差異，因此，臺灣人民文化上和政治上皆受到壓制。臺灣人民既有使用 的語言約分成閩南、客家、原住民三大類，因國民政府政策上給予外省人特別對待，

臺灣逐漸形成四大族群：原住民、客家人、閩南人、外省人（王甫昌，2003）。「省

籍」也逐漸成為臺灣族群和國家認同的關鍵（高譜鎮，2004）。

鄭夙芬（2013）將臺灣族群關係列為三大階段，一是「本省－外省」的省籍對 立；二是台灣或中國的認同對立；三是統獨國家的認同問題。首先的省籍對立問題，

源於過去戶籍規定，本籍在台灣省的為本省人，其他省縣市的為外省人，中央政府 權力結構由外省人全權掌控，而國共戰爭的外在環境使本省人無法質疑中央政府 具中國法統的合法性，及政府以反攻大陸作為政治及軍事目標（王甫昌，1998）。

由於本省人受日本五十年文化影響，外省統治政權為使本省人儘快中國化、認同中 國文化，進立壓迫性有效統治；藉由教育過程與傳播媒體，統治階層的外省族群對 其他族群進行認同與語言的單向教化，可說是在「移入者優勢」下進行省籍融合（王 甫昌，1993）。雖然，下一代之間的省籍隔閡，會隨著就學、交友、通婚等互動而 漸漸削減，但仍存在優勢文化認同的問題。

第二階段的臺灣族群關係是「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認同對立（王 甫昌，2003），也可說是受壓迫族群的「臺灣意識｣，向宰制族群的「中國意識｣抗 爭（鄭夙芬，2013）。1970 年代臺灣退出聯合國，反攻大陸漸失可能而失去中國法 統的代表性，臺灣內部開始本土性民主化運動，受壓迫本省族群對抗外省族群，以 弱勢族群姿態向威權統治爭取政治參與（王甫昌，1998，2003）。臺灣本省人查覺 自己的族群在文化和政治上長期處於不利狀況，慢慢形成族群意識，開始以集體行 動爭取自己族群的權益（王甫昌，2003）。原先訴求民主化的運動，因國民黨政權 訴求中國民族主義導致美麗島事件，轉向民族主義運動（王甫昌，1998）。1986 年，

民進黨成立，訴求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建構臺灣民族的國家。民進黨爭取民主和 重視臺灣本土文化的社會運動，使得「臺灣意識｣漸漸形成。

第三階段的台灣族群關係是統獨國家認同。臺灣與中國隔離四十年，於 1987 年兩岸恢復交流。中國一向主張臺灣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放棄武力犯 臺，使得臺灣人民相當反感反而不信任中國；而後，中國對臺灣經濟施惠，採取「以 商圍政」手法，但同時祭出「反國家分裂法｣，堅決反對臺灣獨立，實際行為是封

殺臺灣的國際發展空間。1999 年，李登輝總統在臺灣內部重申大家都是「新臺灣 人」，對中國則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之「兩國論｣，至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統提 出「一邊一國｣。至「兩國論｣開始逐漸演變，臺灣認同由內部的臺灣與中國不同意 識形態，提升至臺灣與中國的「國家認同｣問題（鄭夙芬，2013）。

臺灣族群關係的三個階段演化，就是臺灣本省族群反抗外省統治族群，再到反 抗大中國的過程。根據 Sidanius 的團體支配理論，政治體系中享有國家資源及符號 支配權的支配族群，對國家的認同遠高於被支配的族群，而被壓迫與支配的團體，

對國家認同與自己所屬族群的認同也有所衝突（Sidanius, 1993；引自鄭夙芬，2013）。 本省族群由於被壓迫而對國家認同不足，極欲切割中國以擺脫箝制，本省族群於是 籌組民進黨，希望最終能建立臺灣族群的新國家。臺灣意識逐漸高漲，2000 年民 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的總統選舉是「臺灣化過程的頂點｣ （a culmination of the Taiwanization process）（Alagappa, 2001）。

陳陸輝、耿曙和王德育（2009）認為臺灣意識由「強調愛臺灣土地｣、「強調以 臺灣人為榮｣、「說自己語言｣及「支持本土政策｣四項構成。2008 年總統選舉的研 究發現，民眾的感性認同（臺灣意識與政黨認同）與理性思維（經貿利得與戰爭風 險）雖然都有影響，但以臺灣意識和政黨認同的影響最大，有利於民進黨的基本盤，

而國民黨主推兩岸經貿交流，其支持者對兩岸經貿態度開放並預期能從中獲利，原 先預期會影響投票的中共武力威脅因素，則未顯示有其影響（陳陸輝、耿曙、涂萍 蘭、黃冠博，2009）。

2008 年經濟大環境逐漸惡化，臺灣民眾普遍樂觀期待兩岸經貿交流，只有支 持臺灣獨立者，較不認同兩岸經貿交流有助於個人經濟（關弘昌，2008）。追究原 因是由於根深蒂固的政治認同，並非理性考量利益獲得的影響，部分臺灣人民認為 兩岸經貿形同「與對手貿易｣，敵意的考量最為重要（陳陸輝、耿曙、涂萍蘭、黃 冠博，2009）。太陽花學運獲得眾多支持的原因之一，即是臺灣政策推動兩岸大幅 交流，卻遲未提出反制中國對台統戰的國安對策（汪子錫，2014）。而且，臺灣中

小企業體系難以迎擊中國大型經濟體，大量中國資金在臺灣社會到處流竄，當依賴 過大，將造成臺灣產生經濟破產危機（黃應貴，2014）。

比較 2008 年與 2012 年兩次總統選舉的經貿議題因素，2008 年開放交流前，

臺灣民眾高度期待或極為疑懼，2012 年則態度趨於中立。兩岸經貿評估發現，整 體經濟層級與家庭經濟層級出現脫勾現象，臺灣民眾不認為家庭經濟會因兩岸經 貿改善，但偏好統一或認同泛藍者正面看待利益獲得，受評估的影響最大（吳親恩、

林奕孜，2013）。臺灣民眾不認同兩岸經貿對整體經濟的提升能改善個人經濟，呼 應了自營作業者或工人認為個人工作努力未必有合理的報酬的認知（林宗宏，

2013），如此可說明兩岸經貿並不能確保臺灣民眾增加對中國的認同。

由上述文獻可見，支持兩岸經貿與否，關聯著國家認同。臺灣認同包含文化和 政治兩種因素，與原生血緣、歷史等中國文化的聯繫強度，及對臺灣政治上未來走 向的看法（鄭夙芬，2013）。因此，鄭夙芬（2013）提出四種認知類型：「文化認同 臺灣+政治認同臺灣｣、「文化認同臺灣+政治認同中國｣、「文化認同中國+政治認同 臺灣｣、「文化認同中國+政治認同中國｣。結果顯示，臺灣文化和中華文化關聯上，

具較大的認同差異，但過半數認同二個文化相同，政治認同上，臺灣民眾明顯（67%）

傾向不與中國統一，形成不統一對臺灣較有利的共識。

在認同與 2012 年總統選舉關聯上，鄭夙芬（2013）發現，55%的台灣民眾對 臺灣文化與政治認同為最高程度，而傾向中華文化認同與統一意識的低臺灣認同 者只有 22%；其中半數以上高臺灣認同者，不具大學學歷、南部居民、本省閩南 人、統獨偏獨立、支持泛綠政黨；本省客家人與大陸各省籍者的臺灣認同模式類似，

維持現狀者的獨統意識較不明確，泛綠支持者近乎高度臺灣認同者，泛藍支持者的 分布較分散；投票意向上，超過四分之三高度臺灣認同者給予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 英文支持，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則得到不同程度臺灣認同者的支持。

兩岸政治與經濟切不斷的交織的同時，臺灣人民的臺灣認同意識卻是持續增 加，未來可預期爭議持續。太陽花學運結束後，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也提出警告，

若臺灣太過依賴中國，致使經濟失去獨立，對臺灣的政治獨立性將會有影響（劉紹

若臺灣太過依賴中國，致使經濟失去獨立，對臺灣的政治獨立性將會有影響（劉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