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宦遊之地的建祠與形象流傳
第三節 典範的傳承與轉世傳說 典範的傳承與轉世傳說 典範的傳承與轉世傳說 典範的傳承與轉世傳說
子乃下土腐儒，天意微渺，豈能知之？……岳飛係三國張飛轉生，忠 心正氣，千古不磨。一次托生為張巡，改名不改姓；二次托生為岳飛，
改姓不改名。雖然父子屈死，子孫世代貴盛，血食萬年。文天祥父子 夫妻，一門忠孝節義，傳揚千古。文陞嫡姪為嗣，延其宗祀，居官清 正，不替家風，豈得為無後耶？夫天道報應，或在生前，或在死後；
或福之而反禍，或禍之而反福。須合幽明古今而觀之，方知毫釐不爽。
子但據目前，譬如以管窺天，多見其不知量矣。122
冥王藉因果輪迴告訴胡生天意難測，「須合幽明古今而觀之，方知毫釐不 爽」。此外，小說中所言張飛轉世為張巡，又再轉世為岳飛，這種一脈相承 的轉世說法，更被寫入清代道教仙傳史志之中。123
既然轉世之說盛行，因此被視為忠節典範的文天祥自然也容易成為傳說 的角色，大約自明萬曆年間開始，在士人的論述與通俗小說中，文天祥除了 是宋末從容就義的忠臣烈士外，也「轉世」到明代，轉生成為幾位同樣被視 為忠烈的士人身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文天祥轉世為于謙與史可法。
于謙
于謙，字廷益，杭州府錢塘縣人，永樂十九年(1421)進士。正統十四年 土木之變發生後，被拔擢為兵部尚書，除了防衛京師外，先力阻徐有貞 (1407-1472)等人遷都的建議，後則迎立朱祁鎮即位，是為景泰帝。景泰八年 (1457)，英宗復辟後，于謙被誣陷下獄，最後斬首於北京，其子于冕則流放 至山西龍門。直到成化初年，于謙之子于冕獲赦，便上疏為其父訟冤並得到 平反，憲宗下令恢復于謙生前官職並賜祭。弘治二年(1489)，又在于冕的請 求下加贈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追諡「肅愍」，並建旌功祠於其
122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台北：鼎文書局，1980)，第32卷，〈游酆都胡母迪吟詩〉，頁480-481。
123 關於張飛—張巡—岳飛三人間轉世傳說的探討，詳見范純武，《雙忠崇祀與中國民間信仰》(台 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頁57-61。
墓旁，命地方官歲時致祭。到了萬曆中葉，又改諡為「忠肅」。124從謚號的 改變可以看出明廷對於于謙評價的變化。
于謙的聲望也隨著朝廷評價的轉變而逐漸上升，故鄉杭州與死節之地北 京均陸續為于謙建祠。由於杭州亦有岳飛的祠與墓，因此從明代後期到清 代，于謙更屢屢與岳飛並稱為杭州的代表人物。如康熙年間杭州知府李鐸在 重修杭州的于謙祠墓時便說：「杭城素多忠節，若陸宣公、許忠烈輩，未易 更僕數，而于墓、于祠獨能與岳墓、岳祠並列。」125認為杭州出身的忠節之 士中，唯有于謙可與岳飛並稱。出身杭州的清初知名詩人袁枚 (1716-1797) 在拜謁岳王墓後，也作詩稱頌岳飛與于謙兩人的事蹟讓西湖增光，詩云：「江 山也要偉人扶，神入丹青即畫圖。賴有岳于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126此 外，在乾隆十六(1751)與二十二年(1757)，乾隆皇帝南巡時，也曾分別遣人至 杭州三台山上的于謙祠墓致祭，並賜匾「丹心抗節」。127以上都可見于謙在清 時的崇高地位。
觀察于謙死後逐漸受到推崇的過程，可以發現其形象與文天祥逐漸重 疊。于謙向來仰慕文天祥，他曾寫下〈宋文丞相畫像贊〉表達對文天祥的敬 意，贊云：
嗚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國亡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
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臥小閣，困於羈繫。正色直辭，久而愈厲。
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
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128
124《明史》，卷170，〈于謙傳〉，頁4543-4551。
125 (明)李鐸〈重修于忠肅公祠墓記〉，[康熙]《杭州府志》(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景印，
清康熙25年序刊本)，卷16，〈祠廟〉，頁29a。
126 (清)袁枚，《小倉山房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32冊，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增修本)，
卷26，〈謁岳王墓作十五絕句〉，頁4b-5a。
127 (清)丁丙，《于忠肅公祠墓錄》(收入《西湖文獻集成》第19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卷首，頁360 。
128 (明)于謙，《忠肅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4冊)，卷12，〈宋文丞相畫像贊〉，
頁15b。
據稱于謙將此像懸於其座旁，數十年如一日。129歷來為文天祥像寫畫像贊者 何其多也，然而由於于謙仰慕文天祥為人的背景，以及兩人同死於北京，使 得這篇贊像變成他與文天祥產生連結的關鍵之一，世人不免將兩人並提，甚 至認為兩人均可稱為忠節的典範。萬曆年間，與于謙同為杭州府錢塘縣出身 的都御史兼太常寺少卿鍾化民(？-1596)決定仿照永樂六年太常寺少卿劉履 節為同鄉的文天祥請祠祀之例，請求在北京為于謙建祠。鍾化民上奏說：
臣思天祥忠於異代，猶然致祭不絕，況竭忠盡瘁於我朝如太傅于謙 者，祀獨可缺乎？天祥既祠于吉安，又祠於順天，于謙死於燕都，與 天祥同，而其功存社稷，又不止任綱常之重者，燕京可無祀乎？130 鍾化民認為既然忠於異代的文天祥都可在北京建祠且入祀典，忠於明代且同 樣死於北京的于謙也不應無祠。因此，鍾氏希望除了能在北京為于謙建祠 外，更希望能獲賜廟額並入祀典，於是他又說：
至於建祠之舉，恐非旦夕能成，且錢糧缺乏，不敢續請。臣與同鄉諸 臣訪謙舊住玉河橋東，各捐奉金，其置館地。但私祀無以彰其德，而 公典乃可昭其恩，願捐前業作為官祠，不煩朝廷之費，惟求祠額之名，
及時成禮，事屬簡便。伏乞皇上敕下禮部，查照宋臣文天祥事例及一 應儀節，歲仲春秋，太常寺題遣本寺堂上官一員致祭，並祠額之名議 複上請，亟行本寺遵守。庶既往之忠貞以慰，而朝廷崇德報功之典咸 正罔缺。131
考量到財政的情況，鍾化民的上疏重點不在請朝廷給帑建祠，而在於請賜廟 額並入祀典一事，而祀典的進行即是以北京的文丞相祠為範本，明顯想將于 謙的歷史地位提高到能與文天祥並論。鍾化民的上疏獲得了朝廷的認可，即 就于謙在北京的舊宅建祠，並賜廟額「忠節」。
除了杭州士人透過請求建祠、賜額的方式將于謙與文天祥聯繫在一起
129 (明)葉盛，《水東日記》，卷30，〈于少保文山像贊〉，頁297。
130 (明)鍾化民，〈乞賜祭典京師建祠疏〉，(清)，丁丙，《于忠肅公祠墓錄》，卷末，頁696。
131 (明)鍾化民，〈乞賜祭典京師建祠疏〉，(清)，丁丙，《于忠肅公祠墓錄》，卷末，頁696。
時，在民間的通俗小說中，兩人的形象也連結在一起。萬曆年間是通俗小說 創作繁榮的年代，其中，講史演義始終是通俗小說的重要創作流派。然而，
要到萬曆三十年以後才有新作品問世。132《于少保萃忠傳》便是在萬曆後期 出現，以于謙為主角的歷史演義小說。133《萃忠傳》的作者為孫高亮，字懷 石，與于謙同是浙江錢塘人，其生平事蹟均不詳。孫高亮感慨雖然于謙的冤 情已獲平反，卻未有完整的傳記問世，因此花了七年的時間完成這部小說。
134從《于少保萃忠傳》書前的〈凡例〉來看，小說的取材除來自於稗官野史 的記載之外，也參考了許多時人對於于謙的記載與評論。因此，小說中關於 于謙與文天祥間關係的描述，並非僅是孫高亮的創作，可能為當時杭州盛行 的傳聞。
在這部通俗小說中，于謙不僅是文天祥的仰慕者與追隨者而已，更成了 文天祥的「轉世」。這種「轉世」的記載在小說中屢屢出現，如關於于謙的 出生，小說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少保公姓于，名謙，字廷益，號節庵。浙江錢塘人也，先世皆為顯。
公之祖名文大，官工部主事，嘗念宋朝丞相文天祥死極忠烈，侍奉其 遺像甚虔。公之父名彥昭，字英復，乃篤厚君子也，累德積行，好善 喜施，年近四旬，每以無子為憂。忽一夜，夢一神人紅袍金襆，立於 彥昭前曰：「吾感汝祖父侍奉之誠，頃當為汝之嗣，汝宜勿泄。」彥 昭辭謝不敢當。神用手一指，覺來，忙對妻劉氏說知。劉答曰：「我 適才亦得此夢。」自後劉氏有孕。135
132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上海：上海文藝，2000)，頁368-369。
133 關於《于少保萃忠傳》的成書時間目前仍有爭議。過去一般認為是萬曆九年，但現今有不少學 者認為，書中已書寫萬曆中葉以後的事件，因此成書時間應不早於此。見陳大康，《明代小說 史》，頁371、苗懷明，〈幾部描寫于謙事蹟的古代通俗小說考論〉，《明清小說研究》2000 年第2期，頁202-203。此外，《于少保萃忠傳》有七十回本與四十回本(《于少保萃忠全傳》)，
一般認為四十回本的《全傳》為《萃忠傳》的刪節本，關於這部小說的版本與流傳，可見苗懷 明，〈幾部描寫于謙事蹟的古代通俗小說考論〉，頁191-206。
134 見(明)孫高亮，《于少保萃忠傳》，〈序〉。
135 (明)孫高亮，《于少保萃忠傳》，第1回，〈于少保齠年出類 蘭古春風鑒超群〉，頁2a-2b。
小說中雖然沒有直指于謙之父于彥昭所夢之神人即為文天祥，但文中提及于 文大侍奉文天祥遺像甚虔，後又描寫夢中的神人之言，隱喻的意圖十分明 顯。而于謙之所以取名為「謙」，則有夢中謝神不敢當之意。136
第二次出現轉世的隱喻是在第二回。于謙幼年時曾遇善於看人面相的僧 人蘭古春，古春在看過于謙的面相後，便說：「此子骨格非凡，人莫能及。
他日乃救時宰相也。」137不久古春與道士袁忠徹相見，兩人談論起于謙的面 相，小說中有如下一段對話：
二人坐飲多時，古春問曰：「適間所見孩童，果有貴相。未審弟子有 何失鑒之處，乞吾師指示。」忠徹笑曰：「汝相不差，此兒真濟世宰 輔之器。但惜乎不得善終。」古春忙叩曰：「吾師此相見於何處？」
袁公曰：「此子兩目炯炯，倏忽有時朝上，名曰望刀眼。日後為國家 必然犯刑，亦其數也。」因歎曰：「忠臣烈士，必不得令終。」又曰：
「此子之貌，確肖宋朝文丞相之遺容。」138
雖然蘭古春與袁忠徹所言是在強調于謙確實具有救世宰相的面相，但從最後 袁忠徹所言：「此子之貌，確肖宋朝文丞相之遺容」，則又再度將于謙與文天 祥聯繫在一起。這段「濟世宰輔之器」的記載來自於于冕為其父所寫的行狀：
「甫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139，這段話後來也 被記載在《明史．于謙傳》中。140不過在行狀中並未提到于謙「肖宋朝文丞
「甫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139，這段話後來也 被記載在《明史．于謙傳》中。140不過在行狀中並未提到于謙「肖宋朝文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