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在夙昔：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塑與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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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緒論一、研究緣起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又字宋瑞，自號文山，宋吉州廬陵(今江西省吉安縣)人。直到今日，文天祥仍是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之一，他所留下的詩文屢屢成為教科書的內容，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過零丁洋〉與〈正氣歌〉。南宋祥興元年十二月(1278，元至元十五年)文天祥在廣東的五坡嶺被元將張弘範(1238-1280)所執，張弘範曾要求文天祥寫信招降張世傑(？-1279)，而文天祥則寫下了〈過零丁洋〉拒絕。翌年(1279)南宋行朝於厓山覆亡後，文天祥遭押解回燕京，人生最後三年多的歲月是在燕京的牢獄中度過。至元十八年(1281)，在獄中寫下〈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礡，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1 文天祥在〈正氣歌〉前的序中表明自己雖處於充滿水氣、日氣、穢氣等七種氣的牢獄之中，但正因為有浩然正氣的護持，使得他雖待在獄中卻能安能無 1. (宋)文天祥，《文文山全集》(台北：世界書局，據四部叢刊點校本，1979)，卷14，〈指南後錄．正氣歌〉，頁375。. 1.

(2) ．2．. 典型在夙昔：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塑與流傳. 恙。2他也歌頌正氣充塞於天地之間，是維繫綱常的根本。在〈正氣歌〉中，文天祥列舉了十二位歷代忠臣義士作為「時窮節乃見」的例證。對於身處獄中的文天祥來說，這些哲人距離自己身處的時代雖然已遠，但都是可以作為表率，並用以激勵自己的典型。最後他以死成就了所謂的「浩然正氣」，追隨那些他所景仰的哲人，他也以「成仁取義」作為自己一生的評價。3在文天祥死後，他逐漸被視為忠節的象徵，與他所推崇的哲人一般，成為士人仿效的典範人物。在先秦時代，「忠」的觀念作為一個較廣泛的道德原則，適用於所有個人與群體的關係，而且對於形成關係的雙方都有約束的要求。在政治倫理意涵上，君臣關係同樣具有雙向的意義，同時無論是君或臣都有「忠」於人民、社稷的職責。然而在秦朝統一天下，進入帝制時代後，「忠」由普遍的道德規範逐漸變成人臣對國君單向的義務。從唐代以後，更透過官方史書的修纂，表彰忠節，以提高忠臣的地位，這種情況至宋代更趨於極端，「忠臣不事二君」的觀念更加穩固。4最顯著的例子便是馮道(882-954)評價的變化，在五代時侍奉多位國君的長樂老馮道，無論是生前或是死後，時人對他都有不錯的評價，他也自許為「忠於國」。然而自北宋的歐陽修(1007-1072)與司馬光(1019-1086)分別藉纂修史書批評馮道的不忠，也讓馮道成為後世貳臣的代表人物之一。5除此之外，歐陽修也利用編纂《新五代史》時創立了〈死節傳〉、. 2. (宋)文天祥，《文文山全集》，卷14，〈指南後錄．正氣歌〉，頁375。. 3. (宋)文天祥，《文文山全集》，卷17，〈紀年錄〉，頁465。. 4. 關於「忠」的觀念之演變可參見劉紀曜，〈公與私—忠的倫理內涵〉，黃俊傑主編《中國文化新論—思想篇二：天道與人道》(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頁173-207 、劉子健，〈岳飛— 從史學史和思想史來看〉，氏著，《兩宋史研究彙編》(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頁200-205、朱漢民，《忠孝道德與臣民精神—中國傳統臣民文化析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鄭曉江，〈「忠」之精神探微〉，《孔孟月刊》70(1995.09)，頁1-27。. 5. 關於馮道的評價的變化可見王賡武，〈馮道—論儒家的忠君思想〉，氏著，《王賡武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頁104-138、路育松，〈從對馮道的評價看宋代氣節觀念的嬗變〉，《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頁119-128。.

(3) 緒論. ．3．. 〈死事傳〉以提高死節、死事者的地位。6對於儒家的士人而言，在這種單向的君臣關係中，所謂的「忠」，最大的意義在於自我道德之完成，這是一種不計成敗、盡其在我的道德自我實踐。7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文天祥在狀元登第後，即多次上疏勸諫國事，乞斬權臣董宋臣，此後又於國難時起兵勤王，最後不願降元而死。死前文天祥留下對自己的贊詞，認為自己的死是成仁取義，無愧於孔孟等聖賢。由此觀之，文天祥之死事實上兼具了成就忠君與自我道德實踐的意涵。在這種逐漸重視臣節的時代，對於文天祥死後的評價自然產生極大的影響。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認為文天祥之所以在數百年後為士人所景仰，在於其明知興復無望，卻仍保持忠於宋室之心。8在明清易代之際，士人面臨一個與宋末相似的情境，因此此時士人常追憶宋元之際的史事作為自勵。趙園便指出明清之際是宋遺民的「發現期」，明遺民將「說宋」作為一種自我表述，宋遺民謝枋得(1226-1289)、謝翱(1249-1295)、鄭思肖(1241-1318)等人都是明遺民常用以自我表述的對象。9文天祥雖非遺民，但他的忠節表現仍在明清之際成為士人談論的焦點。何冠彪認為在明亡以後，文天祥成為忠義的代表，而「死易耳，守節難也」的說法，也一面倒地佔優勢。10孫康宜研究陳子龍(1608-1647)的詩文時也提到，文天祥在晚明時成為忠義的代名詞，對於明清之際的士人而言，文天祥更是一種新的英雄觀的化身，因此包含陳子龍在內的眾多忠臣義士都以文天祥為仿效的對象。11 除了這些泛論性的討論外，亦有學者由個別的忠臣義士之研究中發現文天祥在明清之際士人心中的地位，如余英時在考察方以智(？-1671)之死時也. 6.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頁4-6。. 7. 劉紀曜，〈公與私—忠的倫理內涵〉，頁201。. 8. Frederick W. Mote,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 in Arthur F. Wright ed., The. 9.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33-234.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3刷)，頁230-231。. 10.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頁152、160、216。. 11. 孫康宜著，李奭學譯，《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2年)，頁45-58。.

(4) ．4．. 典型在夙昔：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塑與流傳. 發現，方以智是自沈於惶恐灘而死。惶恐灘因文天祥作〈過零丁洋〉而被賦予忠義的象徵，他的自沈之舉是將文天祥作為自身的人格認同。12這些關於明清之際士人的研究往往指出文天祥是明清之際忠臣義士模傚類比的對象，特別是殉國者常於歷史上尋求人格之認同，其中比附最多者即為文天祥。13 然而，文天祥為何會成為明清之際士人的典範？文天祥的忠節形象究竟如何建立？文天祥之所以成為士人的忠節典範，相關研究往往著眼於文天祥的人格特質或是強調由於宋明理學發達，強化忠君觀念的影響。然而，在南宋末年挺身抗元者並非只有文天祥，文天祥在明清以降受推崇的程度卻遠勝於其他抗元的士人，單純從人格特質與重視忠節的時代氛圍解釋似乎仍嫌不足，更無法深入瞭解文天祥忠節形象的建立與流傳的過程。因此，筆者想試圖了解的是，文天祥的忠節形象究竟如何建立，除了強化忠節的時代背景外，還有什麼其他因素促使文天祥的地位高於其他宋臣？而忠節的形象建立之後，又如何逐漸為人所知，成為士人仿效、附會的對象。. 二、相關研究回顧由於文天祥作為「民族英雄」的高知名度，二十世紀以來以文天祥為題的中文論著十分可觀，主要以傳記研究為主，如沈起煒的《文天祥》、李安的《文天祥史蹟考》、萬繩楠的《文天祥》、修曉波的《文天祥評傳》以及 2008 年年末才出版的《文天祥研究》等。14此外，部分論著則除了傳記研究外，也將焦點集中在文天祥的思想或詩詞，如楊正典的《文天祥的生平和思想》. 12. 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86)，頁105-107。. 13. 羅慶綦，《明清之際查繼佐(1601-1676)的忠節觀及其出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70。. 14. 沈起煒，《文天祥》(北京：中華書局，1962)、李安，《文天祥史蹟考》(台北：正中書局，1972)、萬繩楠，《文天祥》(台北：知書房，1999)、修曉波，《文天祥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2)、俞兆鵬、俞暉，《文天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 緒論. ．5．. 主要探討文天祥的哲學思想、張公鑑的《文天祥生平及其詩詞研究》則評析文天祥不同時期的詩詞，其主要目的在重估文天祥應有的文學地位。15 文天祥研究主要運用的史料有文天祥的著作，如《紀年錄》、《指南錄》、《指南後錄》、《集杜詩》等。此外，後人所撰的文天祥傳記，如宋遺民鄭思肖〈文丞相傳序〉、鄧光薦〈文丞相督府忠義傳〉、元人劉岳申〈文丞相傳〉、正史《宋史‧文天祥傳》、明人胡廣〈丞相傳〉、陳邦瞻《宋史記事本末》等，亦是此課題所運用的基本史料。不過由於利用的史料相近，學者所關注的課題也相似，在勾勒文天祥生平經歷外，主要是分析文天祥的思想、比較前後期詩作的風格的差異，16以及利用後世的推崇凸顯其浩氣長存等。除了討論文天祥的家世、17哲學思想，18以及對部分宋臣的評價19等問題時，部分論者 15. 張公鑑，《文天祥生平及其詩詞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本書為作者在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的碩士論文(1985年)，同時也是目前台灣唯一以文天祥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 16. 文天祥詩文的分期多以德祐二年文天祥奉使元營為界，德祐二年以前稱前期詩，以後稱後期詩。由於前期詩的內容不少為吟遊唱和之作，與後期詩充滿對國家興亡的感觸大不相同，因此歷來研究者對後期詩的興趣與評價均較前期詩高。關於這些詩作的內容介紹與文學分析可參見張公鑑，《文天祥生平及其詩詞研究》、劉華民，〈論文天祥的紀行詩〉，《吳中學刊(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頁40-46 、〈文天祥《指南錄》《指南後錄》之異同〉，《南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9：3(1998.9)，頁98-101。此外，與文天祥有關的傳記專書也多少會有相關分析與介紹，見萬繩楠，《文天祥》，頁327-378、修曉波，《文天祥評傳》，頁86-100、289-301。. 17. 關於文天祥的家世問題，緣起於《宋史‧文天祥傳》中有「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的描述，但對於將文天祥視為英雄與完人的研究者而言，對這樣的記載卻有所疑義，特別是對階級問題極為敏感的中國學界，更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此，不少學者便試圖從其他士人所撰的文天祥傳記中證明此為《宋史》的謬誤。可見萬繩楠，《文天祥》，頁21-22。有著同樣看法的學者尚有黃長椿，〈《宋史文天祥傳》考辨〉，《浩然正氣》，頁124-127、楊正典，〈《宋史文天祥傳》辨正〉，《文獻》3(1986.7)，頁78-87、劉華民，〈《宋史‧文天祥傳》的質疑〉，《吉安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7：1(1996.3)，頁7-12。不過近年來，則有較為持平的看法出現，如修曉波便認為文天祥獲得後人的崇敬與他是否出生庶民家庭以及前半生生活是否儉約並無關聯，見修曉波，《文天祥評傳》，頁112-113。然而，這個在中國學界引起討論的話題，在台灣卻未有太多討論，李安認為這記載表明文天祥歸隱文山時的閒適之樂。見李安，《文天祥史蹟考》，頁88。. 18. 在哲學思想上，萬繩楠將理學視為宋代政治的阻礙，因此在探討文天祥的思想時，刻意強調文天祥思想與周易間的關係，並以此企圖撇清文天祥與理學之關聯。楊正典的觀點雖與萬繩楠有所不同，但仍認為文天祥思想與宋代理學無關，而是唯物論的思想。至於修曉波則回應上述兩.

(6) ．6．. 典型在夙昔：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塑與流傳. 彼此的觀點略有不同外，大體而言，內容大同小異，且多數論著的研究目的乃是作為愛國教育之用。日本學者梅原郁在撰寫《文天祥》一書時曾提到，雖然隨著時間的演進，文天祥的歷史地位不斷上升，成為士大夫嚮往的對象，然而由於他的形象集中在「忠義」之上，因此一個身為「人」的文天祥便被忽略了。20同樣的，當代由於許多學者將文天祥的形象定位於「民族英雄」上，寫作的目的則是作為民族精神教育或是愛國教育之用。因此，多數論著對於文天祥的理解與研究，基本上都不脫民族英雄的框架，甚至將文天祥視為完人，文天祥研究也成為民族教育、愛國教育的一部份，這自然造成文天祥研究的侷限。這些相關論著，除了勾勒文天祥的生平外，更大的意義在於對相關史料的考辨與詩文的整理、分析。包含考證《宋史．文天祥傳》的謬誤、21對於各種文天祥傳記進行史料價值的介紹與評析、22考證文天祥文集的版本與流傳情況、23蒐羅文天祥的佚文、佚詩，以填補文天祥生平空白之處，24以及考. 位作者，認為不需撇清文天祥與理學的關係，也不需刻意將文天祥的思想與唯物主義相連結。文天祥的歷史地位並不會因他是否接受理學思想與他是否為唯物論者而產生改變。以上分別見萬繩楠，《文天祥》，頁301-311、楊正典，《文天祥的生平和思想》，頁104-105、修曉波，《文天祥評傳》，頁28-29。 19. 比較具有爭議的人是李庭芝與張世傑。李庭芝曾懷疑文天祥降元且欲殺之，但最後死守揚州殉國；張世傑長期輔佐幼主，甚至最後厓山覆亡後還存有一絲再興的念頭，但他與文天祥素有嫌隙，文天祥在著作中也曾批評張世傑的某些戰略是有問題的。這兩位人物的地位在不同作者的書中有著完全不同的評價，如萬繩楠批評李庭芝根本稱不上忠義之士(頁142-143)，張世傑是個無遠志的將領；修曉波則認為李庭芝是了不起的英雄(頁164)，但對張世傑有諸多批評；俞兆鵬則認為李庭芝與張世傑都不配稱為英雄。. 20. 梅原郁，《文天祥》(東京：人物往來社，1966)，頁298-301。. 21. 歷來對於《宋史．文天祥傳》的糾謬主要集中在文天祥的籍貫、文天祥的家世，以及文天祥在燕獄中是否曾有以道士歸隱的念頭等問題上。詳見蔡佳琳，〈近五十年來的文天祥研究 (1957-2007)：回顧與討論〉，《歷史教育》第12期(2008.6)，頁194-198。. 22. 在各種文天祥傳的專書中作者常會作相關的討論與評析。如萬繩楠，《文天祥》，頁391-398、修曉波，《文天祥評傳》，頁335-340、William A. Brown, Wen T'ien-hsiang: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a Sung Patriot, pp. 3-43, 63-91。其中Brown對《宋史．文天祥傳》與劉岳申〈文丞相傳〉有深入的比較與分析。. 23. 鄧碧清，〈《文山集》版本考〉，《宋代文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第二輯，.

(7) 緒論. ．7．. 證文天祥的家族、世系與後代的傳衍等。25這些研究成果都有助於更詳實利用與文天祥有關的史料。然而，由於新史料發掘有限，可拓展的領域不大。因此近二十年來的文天祥相關研究最常見的課題便是分析其文學成就與藝術性。26但不論是強調民族正氣的傳記研究，或是考察詩文表現的文學研究，對於文天祥形象的定位則是沒有太大的改變。過去對於文天祥的研究集中從史料中考證、鋪述個人的生平、行事，對於其身後形象建立與流傳的過程則較為簡略，甚至將傳主視為完人，批判對傳主不利的史料，直到今日多數的論著仍著重討論文天祥的生平與思想，卻少有人注意到文天祥的形象究竟是如何建立與流傳。27 相形之下，不少與文天祥同為「典範」的名賢，如屈原、岳飛等人已有學者試圖從史學史、思想史或文學分析等角度討論這些人物的形象、地位之轉變。學者們多注意到宋代以降由於忠君觀念逐漸強化的背景，對於這些人物的評價與形象的影響。以春秋時代的楚國大夫屈原為例，許多學者都有類似的觀點，認為屈原的形象一直擺盪在忠貞與怨懟上。自漢代到唐代，其懷才不遇的怨懟形象獲得較多的共鳴，但到了宋代以後則多關注他的忠貞形象。不過這種忠貞形象實則包含了忠君與憂國的兩個層面，在明亡以前，忠君的部分受到較多關懷，但到明清之際則是憂國形象深入人心，成為明遺民. 頁195-216。 24. 杜九香，〈新發現的文天祥自撰珍貴史料研究〉，《江西社會科學》3(2003.3)，頁176、陳學文，〈新發現的文天祥一篇佚文〉，《天中學刊》20：6(2005.6.)。. 25. 劉文源，〈文天祥家世考〉，收入江西歷史學會編，《浩然正氣—文天祥逝世七百週年紀念》，頁245-268、鄭良樹，〈文信國公族譜〉，《故宮季刊》14：3(1980)，頁53-67、〈信國公之家族及其事蹟〉，《大陸雜誌》60：6(1980.6)，頁19-24。. 26. 以中國為例，根據統計，近二十年來有關文天祥研究的論文之中，詩文類的研究佔了總數的 46.93%。見傅林紅、羅紅，〈1979-2006年文天祥研究論文定量分析〉，《井岡山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8：11(2007.11)，頁28。至於在台灣，則以張公鑑的《文天祥生平及其詩詞研究》為代表，該書也是近二十年來，台灣學界唯一以文天祥為題的學術論著。. 27. 以上關於文天祥研究的回顧與討論可詳見蔡佳琳，〈近五十年來的文天祥研究(1957-2007)：回顧與討論〉，頁187-204。.

(8) ．8．. 典型在夙昔：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塑與流傳. 的集體典範。28至於與文天祥同為宋人的岳飛，劉子健認為由於岳飛武人出身的背景，加上他的「忠」並不符合宋儒的「忠君」標準，因此在宋代時受到不少士人的批評，因此，岳飛在南宋的地位並不算高，直到元代以後才逐漸確立其地位，至明代時達到頂點。29 近年來，學界中更加關注的是在近代國族主義發展下，這些名人形象的塑造與變化。從春秋時代的句踐、屈原到宋代的岳飛、明末的鄭成功、夏允彝父子、史可法等人已有具體的成果出現。30以曾與文天祥並稱的岳飛與史可法來說，兩人的地位跟形象在清中葉以前發展或有不同，然而都在乾隆年間時因肯定其忠臣地位後獲得鞏固，但到了清末時兩人又都成為反滿革命所需的「民族英雄」。自1949年以來，兩人雖同樣還是被稱為「民族英雄」，然而卻是重視兩人忠君愛國的要素，將他們視為愛國教育的範本，相關的祠廟也被視為愛國教育基地。31正如黃克武所觀察到的，雖然這些歷史人物所處 28. 關於屈原的形象與評價的變化之研究成果相當可觀，相關研究的評述以及屈原形象從漢代至清初的變化詳見王學玲，《明清之際辭賦書寫中的身份認同》(台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第四章，〈身份重構的召靈儀式—屈魂兮歸來〉，頁169-221。. 29. 劉子健，〈岳飛—從史學史和思想史來看〉，氏著，《兩宋史研究彙編》，頁185-207。. 30. 句踐的研究見Paul A. Cohen, 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屈原的研究見Laurence Schneider, A Madman of Ch’u: the Chinese Myth of Loyalty and Dissent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中譯本見張嘯虎等譯，《楚國狂人屈原與中國政治神話》(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0)；岳飛的研究見黃東蘭，〈岳飛廟：創造公共記憶的「場」〉，收入孫江主編，《事件、記憶、敘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頁158-177、孫江、黃東蘭，〈岳飛敘述、公共記憶與國族認同〉，《二十一世紀》第86期(2004)，頁88-100：史可法的研究見黃克武，〈史可法與近代中國記憶與認同的變遷〉，李國祁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編輯小組編，《近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台北：唐山出版社，2006)，頁55-81；夏允彝父子的研究可見孫慧敏，〈書寫忠烈：明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殉節故事的形成與流傳〉，《台大歷史學報》第26期(2000.12)，頁263-307；鄭成功的研究可見Ralph C. Croizier,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7)、江仁傑，《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台北：三民書局，2006)。至於在清末民初的國族建構下，這些「民族英雄」如何被書寫與塑造可參見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期(2000.6)，頁81-149。. 31. 詳見黃克武，〈史可法與近代中國記憶與認同的變遷〉，頁55-81、黃東蘭，〈岳飛廟：創造公共記憶的「場」〉，頁158-177、孫江、黃東蘭，〈岳飛敘述、公共記憶與國族認同〉，頁88-100。.

(9) 緒論. ．9．. 的時代、生命經歷不同，但他們的形象卻都經過類似的變化歷程。32此外， Paul Cohen則注意到自晚清以來中國的統治者與知識份子如何利用越王句踐「臥薪嘗膽」的復國故事作為面臨各種困境、屈辱時，用以激勵民眾「忍辱負重」、「奮發圖強」的象徵，甚至也成為當代中國愛國教育的一環。33 這些研究都說明了即使在不同時代、不同的政權之下，推崇這些過往的先賢都具有強烈的工具性。如同Laurence Schneider在研究屈原傳說與近代中國的政治神話時便指出，與其簡單地說每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的屈原，倒不如說每個時期都存在著如何敘述與培養具當時所需的傑出人物的問題。34這些名賢的地位與形象都隨著不同的時代氛圍與不同人群的需求而不斷被想像與改造。這些研究展現了形象塑造與流傳的複雜性，包含國家權力、時局變化、學術思潮以及意識型態等層面都會產生深刻影響。雖然這些研究的範圍與取徑與本文不盡相同，但的確給予筆者不少啟發。至於文天祥，直到今日並無學者對其死後地位與形象的變化做過較深入的考察。以本文所討論的明清時期來看，多數論著僅就明清時期廣泛立祠及刊刻文集作為凸顯其「浩氣長存」、「名垂千古」的證據，缺乏具體分析其地位或形象塑造的發展與流傳。35雖然在部分論著中強調文天祥在明清時期受到尊崇是受到忠君觀念影響，統治階層希望藉此加強統治、維繫君臣綱常， 36. 但相關論述時常是基於批判「封建」思想而立論，且多將明清視為一個整. 32. 黃克武，〈史可法與近代中國記憶與認同的變遷〉，頁80。. 33. 參見Paul A. Cohen, 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4. Laurence Schneider, A Madman of Ch’u: the Chinese Myth of Loyalty and Dissent,p.202.另見中譯本. 35. 可參見李安，《文天祥史蹟考》、賴功歐，《民族英雄與愛國詩人文天祥》(南昌：江西人民出. 頁189。版社，1986)，第四章，〈評價和影響〉，頁93-104、黃玉笙，《文天祥評傳》(台北：黎明， 1987)，頁276-278、霍必烈，《文天祥傳》(台北：國際文化，1989)，四〈文天祥永垂不朽〉，頁97-106、萬繩楠，《文天祥》，第十章，〈關於文天祥的傳記與祠祀〉，頁391-402、修曉波，《文天祥評傳》，第七章，〈浩氣長存〉，頁318-358、俞兆鵬、俞暉，《文天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十章，〈名垂千古〉，頁323-340等。 36. 萬繩楠，《文天祥》，頁391-402。.

(10) ．10．. 典型在夙昔：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塑與流傳. 體，忽略了其中約五百年的時間可能產生的變化。目前較全面探討文天祥歷史地位發展者僅有 William A. Brown。Brown 簡要地分析從元代至 1980 年代文天祥歷史地位的變化。他認為，隨著時代的演變，文天祥的歷史地位不斷上升，而且不同的時代，由於時代雰圍的不同，對於文天祥的定位也有差異。37Brown 的討論雖簡短，但已大致勾勒出文天祥歷史地位的發展與變化過程。就 Brown 所觀察到文天祥地位與形象的發展進程，似乎與前述幾位民族英雄形象的演變相近。但以本文討論的明清時期來說，由於 Brown 的論述過於簡化且側重於朝廷的表彰行動，因而將發展與流傳的情況作了單一化的詮釋，忽略了明清兩朝各二百年以上的歷史，以及中國的幅員廣大，各地實際流傳的情況可能有所差異的情況。因此其若干論點不免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Brown 較重視官方的褒獎行動以及文天祥傳記的書寫，所以關於明代的部分，側重於明初的發展，明中葉以後的情況便略而不提。38以明初的發展概括為整個明代文天祥地位的變化未免太過簡略，尤其文天祥祠的建立多集中於明中葉以後，而明清之際更有許多殉國者或遺民以文天祥作為認同的對象，因此討論文天祥在明代的地位自然無法忽略明中葉以後至 1644 年甲申國變這段期間的發展。其次，關於清代的部分，Brown 認為由於清朝是外族政權，面對同是抵抗外族的文天祥，雖然仍舊推崇，不過最初的兩百年似乎並未有官方的紀念活動，直到清末為了抵抗西方勢力的入侵，才給予同是抵抗外族的文天祥極高評價，並同意其從祀孔廟。39實際上，清初對於文天祥並非沒有官方紀念活動。雍正帝剛即位時，便決定增加四十位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而文天祥便是其中一人。40因此，雖然清中葉以前清廷對於文天祥的崇祀看似不及明. 37. William A. Brown, Wen T'ien-hsiang: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a Sung Patriot, pp. 44-62.. 38. William A. Brown, Wen T'ien-hsiang: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a Sung Patriot, pp. 49-54.. 39. William A. Brown, Wen T'ien-hsiang: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a Sung Patriot, pp. 55-56. 《清世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條，頁54下。. 40.

(11) 緒論. ．11．. 代來得盛大，但是從文天祥從祀帝王廟的情況可知，比起夷夏問題，清廷更重視文天祥所代表的忠節意義。此外，Horst W. Huber 也曾以文天祥為題作過許多相關研究，41雖然他主要的研究焦點在於文天祥的儒家思想與文學表現，但他也分別由王炎午的〈生祭文丞相〉、謝翱的〈登西台慟哭記〉與鄭思肖的《心史》，討論三位宋遺民對文天祥的書寫與頌揚，如何強化文天祥的儒家聖賢形象。而文天祥的形象至明清之際時也成為許多殉國士人所仿效的典範。42不過 Huber 主要的研究焦點在於儒家士人如何透過詩文追循聖賢表明心志，甚至描繪心中聖賢的形象，因此對於官方的表彰、地方社會的觀感，以及形象的變化等問題便較少觸及。綜上所述，關於文天祥的歷史地位與形象在明清時期的變化，多數論著仍在於凸顯文天祥個人的特質，忽略國家、地方社會，甚至是時代變化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少數觸及相關課題的論著往往過於簡略，難以窺見具體的演變樣貌。至於其忠節形象實際流傳的情況更是多屬於概述性文字，介紹遠多於分析。因此，對於瞭解文天祥的忠節形象在明清時期的發展情況仍有極大的發揮空間。. 41. Huber的博士論文便是文天祥研究：Wen T’ien Hsiang(1236-1283): A Biographical Study (Ph.D. University of Munich,1983).該文以德文寫作，因此無從得知其詳細的內容。但在1970年時，他曾在Sung Studies Newsletter 中介紹自己論文的構想：論文分為六個部分，前四部分是文天祥的生平與詩詞分析，第五部份是試圖觀察士人心中的文天祥形象，第六部分則是翻譯文天祥的《紀年錄》。見Horst W. Huber,“Theses in Progress: Wen T'ien-hsiang, A Biographical Study,” Sung Studies Newsletter No.2 (1970.10), pp.23-25.雖然從1970年的構想到1983年的定稿，過程中應有不少的變動，但多少仍能看出Huber主要關懷點還是集中在文天祥的生平與文學表現。至於文天祥在士人心中的形象，Huber在另一篇關於文天祥的論文中也曾引用自己的博士論文作相關探討。見Horst W. Huber, “The Hero as the Spiritual Legacy of His Culture: Wen T'ien-hsiang and His Admirers” Analecta Husserliana 21 (Boston: Kluwer Boston,1986), pp. 309-336.. 42. Horst W. Huber, “The Hero as the Spiritual Legacy of His Culture: Wen T'ien-hsiang and His Admirers,” pp. 309-336..

(12) ．12．. 典型在夙昔：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塑與流傳. 三、研究方法與章節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章節架構本文最主要的目的在探討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象建立、流傳，最後逐漸深化與強化的過程。雖然昔人的研究中已勾勒了元代至清代文天祥形象的發展概況，然而卻很少注意到這些促成文天祥忠節形象建立與流傳的推動者，他們所處的時代、出身地域與文天祥之間的關連性。此外，由於過去相關研究較少觸及文天祥事蹟的實際流傳情況，因此文天祥的忠節形象在明清時期的發展是否具有地區性的差異也幾乎未被提及。是故，筆者更加關心的是究竟是誰在紀念文天祥？又是基於何種動機呢？自Maurice Halbwachs開啟集體記憶的課題後，關於集體記憶的研究，在歷史學、人類學、心理學等領域產生各種回應與影響。這些研究指出記憶是一種集體的社會行為，而集體記憶有其對應的群體，並且透過不斷回憶的方式凝聚認同感。同時，集體記憶還必須透過某些媒介，如文獻、儀式、聚會等方式保存與強化。43文天祥作為眾多抗元宋臣中的一人，他的事蹟在其死後得以不因時間的演變被遺忘，反而逐漸成為宋臣的代表，甚至成為士人的典範，自然有賴於後人不斷地回憶，包含了各種紀念行動(建祠、謁祠、刊刻文集等)，以及各種文獻的書寫。而人們之所以回憶文天祥，也與他們身處的時代與思想有極大的關連。不同時代、地域、身份背景的人們各自在文天祥生平經歷的紀錄中，選擇適合自己所需的部分，以呼應自身或群體的需要。因此，文天祥祠的紛立、《文山集》的刊刻，以及時人對文天祥的各種歌詠與評論便不是單純的紀念行動，在宣傳文天祥事蹟的背後，有著更為多元的動機存在。因此，除了朝廷基於維繫綱常的表彰行動外，筆者更加關注的是自南宋以降，逐漸關心地方事務，甚至被視為「地方化」的士人，他們在文天祥記憶的傳述上所扮演的角色。 43. 關於集體記憶的相關研究回顧與評述，詳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7)，頁46-51。.

(13) 緒論. ．13．. 近年來許多從事社會史研究的學者關注南宋以來士人的地方意識與地方參與的相關課題。如韓明士(Robert Hymes)、包弼德(Peter K. Bol)等學者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注意到南宋以後部分地域的士人較過去更加熱心經營鄉里，對於地方的建設與參與逐漸變強，包含建立宗族祠堂、鄉賢祠、加強社會救濟等方面，甚至透過編寫地方史的方法作為重建地方傳統、凝聚地域認同的方式。44其中亦有不少學者注意到文天祥的家鄉—江西吉安士人的地方工作，尤其在明中葉以後受到王學的影響，許多江右學者將「覺民行道」的經世思想更具體實踐在從事講學以及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上。45 此外，不少學者則注意地方社會中的先賢祠及名宦、鄉賢祠的設立與演變。宋代受理學運動的影響，地方上常利用建立先賢祠以祭祀可作為地方士人典範的先賢，使得先賢祠的數量顯著增加。先賢祠中所祀的對象常是與本地相關，即出身、仕宦或寓居於該地的「鄉先生」或「鄉賢」。Neskar 指出，南宋先賢祠的建立與發展，是地方上的自發活動，與地方菁英的關注從中央逐漸轉向地方有密切關係，士大夫積極推動先賢祠的設立，是地方菁英的地. 44. 如韓明士(Robert Hymes)以宋代江西撫州府的地方菁英為例探討地方士人的地方工作與地方參與，包弼德(Peter Bol)則長期關注江南的婺州/金華士人的地域認同，見Robert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eter Bol,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1 (2001), pp. 37-76、〈地方傳統的重建—以金華府為例〉，收入李伯重主編，《江南城市工業與地方文化 (960-1850)》(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247-286。然而，針對Hymes認為這時地方菁英與國家權力已分道揚鑣，從對國事的關心轉向鞏固地方社會的權力(即所謂的「中央化」到「地方化」)，包偉民則從方法論上對此論述提出質疑，包氏認為南宋以來地方菁英對於地方事務的參與確實增加，然而他們與國家權力間的關係並非那麼疏離，這些地方士人仍舊關心國事與自己的仕途。詳見包偉民，〈精英們「地方化」了嗎？—試論韓明士《政治家與紳士》與「地方史」研究方法〉，《唐研究》第11卷(2005)，頁653-672。. 45. 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 : 歷史、思想與實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第九章，〈晚明江右學者的講學與地域認同〉、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衷海燕，〈鄉紳、地方教育組織與公共事務—以明清江西吉安府為中心〉，《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頁96-103。.

(14) ．14．. 典型在夙昔：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塑與流傳. 方意識的展現。46至明代以後，更是在地方儒學空間中增建名宦、鄉賢祠，分別祭祀曾仕本地的官員與出身於本地的鄉里賢達。學者認為，透過對名宦、鄉賢的崇祀，對凝聚地方認同與擴大儒家教化有特殊的意義。47 近年來許多文天祥相關研究者開始關注文天祥祠的設立概況，學者們多已注意到明清時期文天祥祠廣布的現象。然而多數論著仍是基於凸顯文天祥「浩氣長存」以及深受後人懷念等因素，因此對於祠廟的分佈多只是作資料的排列，少有進一步地分析。48其中對於建祠主事者的背景與建祠動機等問題更是時常被簡化，甚至被忽略。49 本文則試圖觀察在士人越加重視地方參與及鄉里關懷，並以書寫地方史志、建立先賢祠廟的方式，試圖凝聚地方認同，甚至建構文化傳統的背景之 46. Ellen G. Neskar, The Cult of Worthies: A Study of Shrines Honoring Local Confucian Worthies in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 (New York: Ph. 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關於宋代地方社會先賢祠研究的回顧與討論可參見山口智哉，〈宋代先賢祠考〉，《大阪市立大学東洋史論叢》 15(2006.11)，頁89-101、鄭丞良，《南宋明州先賢祠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頁3-7。. 47. 林麗月，〈俎豆宮牆：鄉賢祠與明清的基層社會〉，收入《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分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327-372、劉祥光，〈明代徽州名宦祠研究〉，收入高明士編，《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101-175。. 48. 修曉波，《文天祥評傳》，頁318-358、俞暉，〈文天祥祀祠叢考〉，《杭州研究》2007年第2 期，頁71-74、高茂兵，〈文天祥祠考論〉，《鬱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9：1(2008.1)，頁108-113、俞兆鵬、俞暉，《文天祥研究》，頁336-341。其中高茂兵曾對明清時期文天祥祠的建立時間與原因有簡單的分析。他認為文天祥祠建立的原因來自於儒家思想的引導、朝廷的倡導、士紳菁英的弘揚與地方民眾敬仰等。該文是目前少數針對文天祥祠的建置進行分析的論文，但可惜多是點到為止，未見深入分析。此外，該文在史料運用以及事實的陳述有不少侷限與謬誤之處。在史料運用上，他僅利用《四庫全書》與《古今圖書集成》，因此在分析上受到不少限制。如他所收集的祠廟資料中，有明確建祠時間者僅有14處。此外，在不少歷史事實的陳述上也有極大的錯誤，如文中引趙弼〈續文丞相傳〉說明元代在文天祥死後追贈謚號、爵秩等，但事實上〈續文丞相傳〉僅是小說，元代並未對文天祥有官方的表彰；文中提到在洪武祀典中規定廬陵應祀文天祥，實際上此例是在弘治年間才定下的；又如文中指出文天祥在清順治年間從祀歷代帝王廟，但事實上是在康熙六十一年等。. 49. 如萬繩楠將建祠之舉完全等同於「維繫綱常」，而高茂兵雖然提出四項建祠的原因，但細究內容則不出「教化」與「敬仰」兩項因素，此外對於建祠者的背景也只籠統地提出士紳與地方民眾，卻未見作者對這些主事者的分析。以上見萬繩楠，《文天祥》，頁398-402、高茂兵，〈文天祥祠考論〉，頁108-113。.

(15) 緒論. ．15．. 下，這些士人對文天祥形象的塑造與流傳產生什麼影響？又如何體現在朝廷的表彰行動、地方上文天祥祠的建立，以及地方志書對文天祥事蹟的記載中。本文擬以文天祥祠的建立與發展為中心，輔以文天祥相關傳說的書寫與流傳作為論述的核心，觀察文天祥的形象如何建立並逐漸深化。除了就昔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如朝廷的表彰行動、明清士人所寫的傳記，以及明清之際士人的仿效等問題更深入地探討之外，也就過去較少被注意到有關文天祥形象的推動者之背景與動機進行分析。在史料運用方面，官方纂修的地方志是本文寫作時最主要的材料之一。方志是記述一定時期、一定區域的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社會，以及某一領域諸方面的文獻典籍。據學者的研究，中國纂修方志的起源雖然可追溯至上古時期，但直到宋元時期，方志纂修才趨於定型與穩定，體例與格式也漸臻完備。明清時期則進入方志編纂的極盛時期，其中多數方志的成書時間集中明代晚期至清代。50方志的編修雖然來自於官方的政策或地方官的要求，但參與纂修方志者多為當地的士人。學者認為，地方志主要的功用有三點：記錄一地共同的歷史記憶、地方官施政的參考書以及地方向中央的主張等，51因此方志本身可說是集政治、教化、修史為一身。52地方志中的記載內容，時常是該地地方官或士人在意並認為需留下記錄者，有時也能反映一地士人所試圖營造的地域認同與地方特色。53近年來方志已成為許多從事 50. 參見陳光貽，《中國方志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頁73-92、張英聘，《明代南. 51. 濱島敦俊，〈方志與鄉紳〉，《暨南史學》第6號(2003.7)，頁243。. 52. 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 : 歷史、思想與實踐》，頁382。. 53. 近來不少學者嘗試從方志的編纂過程以及內容的記述探討該地士人如何利用參與編修方志以營. 直隸方志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1-3。. 造地域認同、地方特色，或是表達地方的需求。如呂妙芬利用[萬曆]《吉安府志》的內容考察江右學者如何利用方志的內容呈現江右的文化傳統、張藝曦則比較[嘉靖]《吉安府志》與[萬曆] 《吉安府志》的人物志編排記載，分析吉安士人價值觀的轉變。見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 : 歷史、思想與實踐》，〈晚明江右學者的講學與地域認同〉，頁381-387、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附錄二，〈吉安府價值觀的轉變—以兩本府志為中心的分析〉，頁403-432。當然，這種透過方志所顯現的地方記憶與認同並不一定是符合一般民眾的期待，如濱島敦俊以[崇禎]《烏程縣志》與[順治]《湖州府志前.

(16) ．16．. 典型在夙昔：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塑與流傳. 明清社會史研究的學者所重視的史料。在方志的〈建置志〉、〈祠廟志〉、〈祀典志〉中往往記載該地疆域內的祠廟建置概況，甚至是祀典內容，透過查閱這些內容可約略整理出明清時期各地文天祥祠的建置概況，這對瞭解文天祥祠的分佈情況、建置年代以及建祠的主事者都有不少助益。其中，與文天祥生命經歷相關的幾個地點，如江西、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等地方志將會是優先考察的重點。同時，在方志中也時常收入大量與文天祥祠建置或重修相關的祠堂記，由其中的記載也可以得知這些祠宇的重修記錄與過程。這些祠堂記雖然在內容上看似大同小異，但從部分祠記中的建祠過程與參與者經歷等細節仍能看出許多不同的意義。此外，在部分方志的〈山川志〉、〈古蹟志〉與〈雜志〉中也記載了不少文天祥相關的史蹟與史事，透過方志編者對這些史事史蹟的書寫及評論亦可反映該地對文天祥重視與推崇的情況。此外，為了瞭解時人對文天祥的評價，以及如何利用文天祥作為人格認同的對象，士人所刊刻的《文山集》、撰寫的文天祥傳記，以及種種歌詠、評論文天祥的詩文同樣是本文主要運用的材料。關於各種文天祥傳記以及不同版本的《文山集》，過去相關研究者已做詳盡地分析與整理，這給予後人從事相關研究時帶來不少便利之處。過去的研究重視考辨、分析史料的真偽與價值，本文則重視這些史料的作者背景、寫作年代與原因，以及時人對這些材料的看法與評價。至於士人的文集、筆記甚至戲曲小說中關於文天祥的記載更為豐富、多元，因此本文擬以個案的方式觀察士人如何透過追憶文天祥以回應自身的處境以及作為行事的準則。本文的章節架構，除了緒論與結論外，共分為四章。第一章「文天祥忠節形象的建立」，擬分別由文天祥事蹟的流傳以及元明朝廷的表彰活動考察文天祥的形象如何被定位在「忠節」上，並將探討與文天祥同樣出身江西吉. 編》為例，說明居於地方領導地位的鄉紳運用影響力扭曲方志的記述。見濱島敦俊，〈方志與鄉紳〉，頁239-254。.

(17) 緒論. ．17．. 安的士人在建立文氏的忠節形象上扮演怎樣的角色。第二章「文天祥祠與地方教化」中，首先擬就明清時期文天祥祠的建立地點、年代以及建立過程加以考察，藉此理解文天祥祠建置的概況與文天祥生平的關連性。接著，觀察地方官如何透過文天祥相關的祠祀宣示教化、維繫綱常的意義，包括建祠地點的選擇、祠宇空間的運用，以及入祀地方儒學名宦祠、建立書院等；最後則以個案的方式瞭解地方官在藉文天祥推展教化時可能會遇到的挫折與阻礙。第三章「地方士人的推崇與標榜」，將分別從文天祥的裔族、家鄉的後進以及文天祥生命經歷相關之地的士人角度出發，觀察這些人在推崇文天祥與宣傳文天祥事蹟的背後，除了教化因素外，還有什麼不同的考量？這些人對於文天祥記憶的流傳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本文的第二章與第三章是希望以文天祥祠的建立為中心，分別從地方教化與地方標榜的角度觀察文天祥的典範形象如何透過建祠得以廣傳至地方，使文天祥不再僅是史傳與朝廷表彰的典範，而是與地方相關、值得地方士人仿效的模範。第四章「文天祥記憶的追尋與想像」，則希望由明代後期至清代出現的幾種與文天祥有關的傳說，考察文天祥的忠節形象如何透過傳說與士人的仿效再現，也讓文天祥的典範形象越加強化且具體。首先，將以幾個明代後期至清代出現的地方傳說，觀察文天祥記憶如何逐漸滲透、深化，當地的官員與士紳又如何回應與想像他們與文天祥的關係；接著觀察殉國士人如何在死前藉著追憶、仿效文天祥的行動來展現其忠誠之志，甚至作為留名青史的方式。此外，將利用兩個文天祥轉世托生的傳說，以及一幅流傳於清代的文天祥像，分析時人如何想像文天祥與明代忠臣之間的傳承關係。.

(18) ．18．. 典型在夙昔：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塑與流傳.

(19) 第一章以死勤事：以死勤事：文天祥忠節形象的建立文天祥的事蹟之所以能為人熟知，甚至成為明清之際士人仿效的典範，若僅依靠其自身的「從容就義」與「浩然正氣」，並不一定可以成為士人追慕的對象。歷史上的忠臣義士何其多，士人所能追慕的對象豈僅有宋末的文天祥？與文天祥同時抗元的宋末忠臣亦不少，又為何是文天祥特別受到士人的景仰？文天祥得以成為明清士人所應仿效的典範，除了昔人強調文天祥自身的人格特質外，更有賴其餘外在因素的影響。因此，本章擬考察自文天祥死後到明景泰年間被追諡「忠烈」為止的這段時間，文天祥的忠節形象究竟如何被建立與傳述。. 第一節文天祥事蹟的傳述當至元十五年(1278)文天祥於五坡嶺被執後，文天祥是否死節成為不少宋遺民所關心的話題。由於文天祥被執後，遲遲未聽聞文天祥死節的消息，因此曾捐家產作為文天祥勤王軍餉的王炎午(1252-1324)便與友人論及此事：丞相見執，就義未聞，豪傑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感愴，共賦嗟惜之。堯舉先賦，曰：「天留中子繼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予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而不死，必有飯之者矣。」予謂：「『向』字尚有憂其飢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在』字如何？」堯舉然之。1 從王炎午與友人的對話中透露出擔心文天祥被執時間一久將無法維持忠節. 1. (元)王炎午，《吾汶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9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4，〈生祭文丞相〉，頁1a-1b。王炎午為江西吉州安福人。在南宋首都臨安降元後，曾謁文天祥並捐家產助勤王軍餉，文天祥欲留置幕府，以母病歸。. 19.

(20) ．20．. 典型在夙昔：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塑與流傳. 之心，因此當得知押解文天祥的囚車將途經江西時，王炎午便作〈生祭文丞相〉，與友人謄錄數十份，於贛州至南昌沿途的驛站四處張貼，期望文天祥在途經之時能夠看見並速死以全其忠節。2文天祥是否見過〈生祭文丞相〉無從得知，而文天祥雖未如王炎午所願而速死，但待在獄中三年多也始終未降，終於讓元世祖下令處死。文天祥之死，成就了王炎午等人的心願，而文天祥忠節形象的建立便圍繞著他的死而展開。文天祥死後，許多士人撰寫哀悼的詩文紀念他，其中又以南宋的遺民為主。這些遺民不少是文天祥勤王後曾追隨或接待過文天祥的士人，因此聽到文天祥的死訊後自然有極深的感觸。如王炎午聽到文天祥的死訊後，便作〈望祭文丞相〉稱讚文天祥有如漢代的諸葛亮(181-234)與唐代的張巡(708-757)；謝翱得知文天祥的死訊後，隻身前往浙江嚴州的子陵臺，設天祥主，酬奠號泣，並作〈登西台慟哭記〉表達哀慟之情；汪元量(1241-？)作〈浮丘道人招魂歌〉九首，哀悼文天祥及其家人；與文天祥有著深厚交情的鄧光薦 (1232-1303)不但作詩哭之，更為文天祥撰寫墓誌銘。3 此外，亦有在元朝仕官的士人寫詩輓之，如翰林學士徐世隆 (1206-1285)、御史中丞劉宣(1233-？)、翰林學士虞集(1272-1348)等。4其中徐世隆的〈挽文丞相〉與虞集的〈挽文丞相〉並稱，時人盛稱讀此二詩「不泣. 2. (元)王炎午，《吾汶藁》，卷4，〈生祭文丞相〉，頁2a。. 3. 謝翱於文天祥在南劍州開設督府時，曾率鄉兵數百人投效，並任諮議參軍；汪元量曾任宋廷琴師，在文天祥囚於燕京三年間，時常前往探視；鄧光薦與文天祥同為宋朝官員，在行朝於厓山覆敗後，鄧光薦與文天祥一同被送往燕京，在旅途中兩人有了深切的交情。鄧光薦途中因病停留在金陵，兩人遂別。關於文天祥死後這些南宋遺民對文天祥的紀念行動與詩文可見(明)程敏政編，《宋遺民錄》(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第6輯，成都：巴蜀書社，2000)；今人研究部分，可參見修曉波，《文天祥評傳》，頁318-323、Horst W. Huber, “The Hero as the Spiritual Legacy of. 4. His Culture: Wen T'ien-hsiang and His Admirers,” pp. 309-336. 見(元)徐世隆，〈挽文丞相〉，(明)宋緒，《元詩體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72冊)，卷12，頁27a、(元)劉宣，〈哭文丞相〉，(清)顧嗣立、席世臣編；吳申揚點校，《元詩選．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上冊，頁174-175、(元)虞集，〈挽文丞相〉，《元詩體要》，卷 12，頁27b。.

(21) 以死勤事：文天祥忠節形象的建立. ．21．. 下者幾希」5。徐世隆的〈挽文丞相〉詩云：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6 徐世隆雖是北方人，但對文天祥的氣節仍極為敬重，這首詩稱頌元世祖的義與文天祥的忠，詩的末兩句：「只怕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更是有為文天祥事留下見證的意味。隨著文天祥之死，文天祥記憶透過各種形式留下記錄，慢慢滲透到士人心中。這些哀悼的詩文可以說是最早追憶文天祥的文字，然而這些詩文固然表明時人對文天祥之死的紀念與敬重之意，但僅靠這些詩文流傳文天祥記憶，隨著時間日久，勢必會逐漸被遺忘。除了哀悼詩文外，文天祥事蹟具體的傳述更加重要。. 著作流傳文天祥在五坡嶺被執後，為了拒絕張弘範要求作書招降張世傑，寫下〈過零丁洋〉表明心意。7詩中「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兩句也成為後世膾炙人口的詩句。然而，若只有一片忠誠的丹心，無人知曉，也沒有留下任何形式的紀錄，未必有辦法「照汗青」，在史冊上留下聲名。因此需要. 5.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收入《元明筆記史料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4，〈挽文丞相詩〉，頁52。此詩亦有傳為翰林學士王磐(1209-1293)所作，見(明)馮從吾，《元儒考略》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3冊)，卷1，〈王磐〉，頁13a。明人葉盛、清人郎瑛都曾對此詩的作者究竟為何人提出疑問。見(明)葉盛，《水東日記》(收入《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 )，卷16，〈編類詩集誤收〉，頁162、(清)郎瑛，《七修類稿》(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30，〈哭文丞相詩〉，頁461-462。《元儒考略》的〈王磐傳〉中亦稱此詩「人爭傳誦之，或有流涕者」。. 6. (元)徐世隆，〈挽文丞相〉，(明)宋緒，《元詩體要》，卷12，頁27a。. 7. (宋)文天祥，《文文山全集》，卷14，〈指南後錄．過零丁洋〉，頁349。.

(22) ．22．. 典型在夙昔：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塑與流傳. 透過詩句將自己的心志記錄下來，不僅可以表明心意，也能提供後人追憶。文天祥生平所作詩文極豐，尤其在顛沛流離之時與在燕獄中所寫的著作，如《指南錄》、《指南後錄》、《集杜詩》、《吟嘯集》、《紀年錄》等後期詩作，更是文天祥表明心志的代表。文天祥在元代以降逐漸為士人所知，這些詩作可說有關鍵性的影響。當文天祥興兵勤王後，他常將途經各地的心境化為詩句，《指南錄》即是記德祐二年(1276)於皋亭議和被拘留，趁隙自鎮江脫逃後，南下至溫州欲與宋朝王室會合的經歷；《指南後錄》則是記五坡嶺兵敗被執，自廣東被押解送往燕京的北行歷程，以及在燕獄中的生活，後人熟知的〈過零丁洋〉、〈正氣歌〉便是出於此；《集杜詩》是文天祥在獄中仿杜甫詩句而成的二百首五言絕句，由於內容多記史事，又有《文山詩史》之稱； 8. 《吟嘯集》是當時書肆中刊行的版本，內容與《指南錄》有不少重疊之處；. 9. 《紀年錄》則是文天祥在獄中時所寫的自傳。10這些後期詩文不僅是瞭解宋. 末抗元史事以及文天祥生平的重要史料，也是後世頌揚文天祥或褒獎忠節時常引用的材料。因此，這些著作的流傳更是讓文天祥事蹟得以長存的重要關鍵。由於文天祥死於燕京，因此其後期詩作最早在燕京流傳。元時曾為文天. 8. 《文山詩史》一名為明初吉安永新出身的翰林學士劉定之所命名。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亦記：「《文信公集杜詩》四卷，一名《文山詩史》」(卷164，頁26a)。文天祥的《集杜詩》一直都以單行本的方式刊行，因此在《四庫全書》所收書籍中亦是分為《文山集》與《集杜詩》。. 9. 《吟嘯集》極可能在文天祥未死之前即已在燕京流傳。文天祥在獄中時，汪元量曾數度探望文天祥。文天祥死後，汪元量作〈浮丘道人招魂歌〉哭之，其中第八首的開頭即是：「有詩有詩吟嘯集」，因此可見當時書肆中已有《吟嘯集》的刊行。此外，雖然《吟嘯集》內容與《指南錄》多所重複，但歷來刊刻的《文山集》多未針對《吟嘯集》與《指南錄》等著作重複的之處作重新編排與檢選，均是直接編入《文山集》中。見鄧碧清，〈《文山集》版本考〉，頁214。. 10. 《紀年錄》全文僅有六千餘字，由於正文簡略，所以有後人為其作注。在《紀年錄》的卷首，便記載了《紀年錄》注的來源：「正文乃公獄中手書，附歸全文集註，雜取宋禮部侍郎鄧光薦中甫所撰《丞相傳》、《附傳》、《海上錄》、宋太史氏管發《國實》、正元間經進甲戌、乙亥、丙子、丁丑四年野史、平慶安刊行伯顏丞相《平宋錄》、參之公所著《指南前後錄》、《集杜詩句》前後卷，旁采先友遺老話舊事蹟，列疏各年之下。」萬繩楠認為《紀年錄．注》的寫作時間應在劉岳申的〈文丞相傳〉與《宋史．文天祥傳》之前。見萬繩楠，《文天祥》，頁392。.

(23) 以死勤事：文天祥忠節形象的建立. ．23．. 祥書寫傳記的吉安士人劉岳申(1260-？)便說：「其為詩，有《指南錄》前後三卷、《後錄》五卷、《集杜》二百首，皆有自序。天下誦之，其翰墨滿燕市。」 11. 在這些後期詩作中，《吟嘯集》雖僅是當時書肆中流傳的刊本，但也因此流. 傳較早。宋末元初的浙江金華士人何夢桂(1229-1303)便提到文天祥詩留存者「惟有流離中《吟嘯詩史》與狴犴中《集杜詩句》耳」12；元統三年(1335)，翰林學士許有壬(1286-1364)應友人文富(文天祥之孫)之請，為劉岳申的〈文丞相傳〉作序，序中提到他早年就曾讀過文天祥的《指南錄》與《吟嘯集》， 13. 可見《指南錄》與《吟嘯集》流傳較早。不過當時坊間的書肆所見的文集. 的名稱不一，如元初的吉安士人劉壎(1240-1319)便自述其所見過的不同書名說：文丞相天祥，至公血誠，捐軀死國，忠義之節，照暎古今，固不以文章為存亡也。然近日書市刋其《采薇歌》成帙，易其名曰《吟嘯稿》，皆丞相戰敗後被執過北時詩。實多佳句，謾摘於此，亦可因其詩以知其心矣。14 從劉壎所言可知他最初所見的書名為《采薇歌》，但此時他於書肆所見的刊本又名為《吟嘯稿》。此外，當時尚有稱之為《丹心集》的著作，15可見此時書肆已有不同版本的文天祥詩集。但從劉壎之言可見，這些不同名稱的詩集可能都是文天祥的後期詩，甚至都是《吟嘯集》的別稱。由於這些詩集中收. 11. (元)劉岳申，《申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4冊) ，卷13，〈文丞相集〉，頁 16b。. 12. (元)何夢桂，《潛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8冊)，卷5，〈文山詩序〉，頁9a。. 13. (元)許有壬，《至正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1冊)，卷30，〈文丞相傳序〉，頁 2a。許有壬，字用可，彰德路湯陰人。元延祐二年進士，官至集賢大學士，拜中書左丞。卒諡文忠，著有《至正集》。. 14. (元)劉壎，《隱居通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5冊)，卷12，〈文丞相采薇歌〉，頁1a-1b。劉壎，字起潛，號水村。元代著名儒學教授、詩人、文學評論家。宋亡後，興辦學校，注重道德修養。至70歲時，任延平路教授。. 15. 如鄭允瑞有〈讀文山《丹心集》〉詩，見(清)顧嗣立，《元詩選．壬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2525。.

(24) ．24．. 典型在夙昔：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塑與流傳. 入文天祥後期的詩作，相對於全集的刊本，這些書肆可見的單行本文集或許更受士人注目。然而文天祥生平著作極豐，許多詩文由於動亂而散佚，因此在江西吉安的鄉人想廣搜文天祥的著作以刊刻全集。關於元代刊刻的概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所說明：生平有《文山隨筆》數十大冊，常以自隨。遭難後盡失之。元貞、大德閒，其鄉人搜訪，編為前集三十二卷，後集七卷，世稱道體堂刻本。考天祥有《文山道體堂觀大水記》，稱「自文山門入，過障東橋，為道體堂」云云。則是堂本其里中名勝，而鄉人以為刊版之地者也。16 文天祥的文集最早刊刻於元貞、大德年間，17距文天祥之死約十餘年的時間。因文天祥曾於隱居的文山上建道體堂，故元時的刻本被稱為「道體堂刻本」。入明以後，道體堂刻本與《集杜詩》等著作逐漸失傳。明初吉安出身的翰林侍讀尹鳳岐(？-1459)與學士劉定之(1409-1469)分別自翰林院中抄錄《文山集》與《集杜詩》。景泰五年(1454)江西按察副使陳价得到《文山集》抄本後便亟欲刊刻「以廣其傳，垂之永久」18，翌年，陳价便將此鈔本呈於正在巡撫江西的右僉都御史韓雍19(1422-1478)。韓雍認為：「文章傳世，以其關世教也。」20期望藉由斯集的刊刻使天下後世之人「知事君之大義，守身之大節」， 21. 因此不但與陳价主持此次的刊刻，也為文集作序。此為明代初次刊刻的《文. 16.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64，頁25b-26a。. 17. 分別在元貞二年(1296)與大德元年(1297)刊刻《文山集》。道體堂刻本雖已散佚，但序文仍被保留下來，在明景泰年間刊刻的《文山集》即收入其中。見(宋)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88冊，北京：線裝書局，據明景泰六年刻本影印，2004)，〈序〉，頁10a-10b。. 18. (明)錢習禮，〈丞相文信國公集序〉，(宋)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序〉，頁7a。. 19.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景泰時擢廣東副使，尋巡撫江西，有才望，後劾寧王得罪，勒致仕。天順初復官，歷官兵部右侍郎。憲宗立，坐累貶浙江右參政，會廣西猺獞為寇，改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遷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丁憂歸。復以右都御史蒞故任，致仕卒。正德間追諡襄毅。有《襄毅文集》。生平事蹟詳見《明史．韓雍傳》。. 20. (明)韓雍，〈文山先生文集序〉，(宋)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序〉，頁3a。. 21. (明)韓雍，〈文山先生文集序〉，(宋)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序〉，頁3a。.

(25) 以死勤事：文天祥忠節形象的建立. ．25．. 山集》，不僅成為明清兩代《文山集》的重要底本，22此次刊刻之舉可能也與景泰七年(1456)韓雍上書請求為文天祥與謝枋得追諡有不小的關連。23 文天祥的忠節之所以為人所知，為人所稱頌，除了時代背景、個人特質等因素，文天祥留下大量表明心跡的文字可能是更為重要。正如景泰年間，為《文山集》作序的大理寺少卿李奎所說：稽諸往代忠臣烈士能以節義文章為世崇者，亦莫有出之公之右矣。或曰：「文章特餘事耳，曷足繫公之重？」予獨謂：「不然。」文章乃忠節之英華，忠節非文章無自而著。斯集也，又所以發公幽潛之光，不特為一時人臣勸，殆欲風厲天下萬世，俾民食君之祿者，人人以忠節自勵。24 李奎出身於江西另一個忠節之邦—謝枋得的故鄉廣信府，而他向來也以重名教、表彰先賢著稱。25在序中他除了強調《文山集》的刊行有益於人臣以忠節自勵外，「文章乃忠節之英華，忠節非文章無自而著」兩句話更點出了人臣的忠節需透過文章才得以凸顯出來。因此文天祥留下的大量詩文更顯得重要，無論是顛沛流離之際寫下的紀行詩，囚於燕獄時所寫的〈正氣歌〉，甚至是臨刑前的南面再拜，留下衣帶贊的舉動，除了表明心志之外，更是為自己提供歷史留名的重要條件。 26 與文天祥同時期的抗元之士，如陸秀夫. 22 23. 鄧碧清，〈《文山集》版本考〉，頁200。景泰五年，監察御史黃溥曾刊刻謝枋得的《疊山集》，為明代最早的刻本，同年，江西按察副使陳价也有刊刻《文山集》的打算，並於景泰六年正式刊行。景泰七年，江西巡撫韓雍便奏請為文天祥與謝枋得賜謚(詳見下節)。由於刊刻文集與上疏追諡的時間距離極近，兩者之間或許有所關連，但仍需細究。關於《疊山集》的刊刻情況見(清)瞿鏞，《鐵琴銅劍藏書樓藏書目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26冊，清光緒常熟瞿氏家塾刻本)，卷21，〈集部三〉頁34b。. 24. (明)李奎，〈文山先生文集序〉，(宋)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序〉，頁2b-3a。. 25. [嘉靖]《廣信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10冊，上海：上海書店，據嘉靖年. 26. 學者林元輝在探討中國士人「自殺」與「名欲」間的關連時，強調受到中國「重名」傳統的影. 間刻本影印，1990)，卷6，頁18a。響，士人常會利用自殺或種種刻意的行動以求歷史的聲名，其中有一段即是關於文天祥。林氏認為文天祥在五坡嶺被執後曾有自殺的念頭，以及在燕獄時所寫的〈衣帶贊〉、臨刑前南面再拜的舉動等，都有為留名後世作準備的用意在。見林元輝，〈賣身賣得千年名—論中國人的自.

(26) ．26．. 典型在夙昔：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塑與流傳. (1236-1279)、張世傑、在常州守城死節的姚訔(？-1275)、陳炤(？-1275)，甚至是隨著幼主南下，但藉口至占城乞兵而不再回歸的丞相陳宜中(？-1282 後數年)等，幾乎都未留下太多表明心志的文字。27與這些忠臣義士相較，文天祥留下更多供後人追念的詩文，透過這些文字的記載，逐漸形塑文天祥成為忠節典範的基本相貌，同時也是文天祥之所以比其他抗元之士受矚目的重要因素之一。. 文天祥傳記的書寫文天祥事蹟流傳的另一個力量即是各種文天祥傳記的書寫。文天祥留下的大量詩文也成為後人為其寫傳的重要依據。傳記的書寫有助於時人瞭解文天祥的生平行事。宋遺民鄧光薦曾作〈文丞相傳〉與〈督府忠義傳〉，由於鄧光薦與文天祥淵源極深，也深受文天祥信任，因此鄧氏所作史傳成為〈宋史．文天祥傳〉的參考；28曾與陸秀夫共事的宋遺民龔開(1222-1304)除了為故友陸秀夫作傳外，也利用從友人處得到的《紀年錄》為文天祥寫傳。29在元人所寫的文天祥傳記中，以元代吉安人劉岳申的〈文丞相傳〉與《宋史．文天祥傳》影響最為深遠，也確立了文天祥的形象與評價。元至正三年(1343)，由丞相脫脫領銜編纂遼、金、宋史三朝史。《宋史》. 殺與名欲〉，《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二期(1992.03)，頁12-15。 27. 如明代雖曾刊刻陸秀夫的文集《宋左丞相陸公全書》(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89冊，北京：線裝書局，據天順年間刻本影印，2004)，但其內容多為奏議類文章，難以從文集中獲得如文天祥詩文中那種激發人心的文字。此外，由於當時留下的材料十分有限，因此謝慧賢(Jennifer W. Jay) 便認為後世對於宋末忠義的書寫與評價受到《文山集》的影響極深。見Jennifer W. Jay, A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lism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Bellingham, Wash.: Western Washington, 1991), pp. 61-69, “Memoirs and Official Account: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Song Loyalists,”. 28.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2 (1990), pp. 589-612. (明)楊士奇，《東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8-1239冊)，文集卷10，〈跋文丞相督府忠義傳〉，頁22a-22b。其中〈文丞相傳〉早已不傳，其內容僅散見於《紀年錄》注。. 29. 見(元)龔開，〈宋文丞相傳〉，(明)程敏政，《宋遺民錄》，卷10，頁4a-8a。元人張樞讀罷此傳後，又作〈文丞相傳補遺〉補文天祥夫人事。見《宋遺民錄》卷10，頁14b。.

(27) 以死勤事：文天祥忠節形象的建立. ．27．. 的編纂僅花費兩年餘的時間，但與歷代正史相較，《宋史》的篇幅最為龐大。雖然《宋史•文天祥傳》受到不少爭議，多認為內容簡略失當，甚至有貶低文天祥之意，不過整體而言，《宋史》對於文天祥的生平記述仍是尊崇的。本傳最後的「論」更給予文天祥極高評價：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30 《宋史．文天祥傳》由何人主筆並無從得知，但這段「論」極可能出自總裁官歐陽玄31(1283-1357)之手。32編纂者先是以伯夷、叔齊之例，說明文天祥起兵勤王之舉雖明知其不可為，但成就了自古士人所追求的「仁」。同時，科舉出身且身為狀元的文天祥視死如歸，更證明了宋代以科舉取士的成效，也可作為士人效法的目標。作為官方史書的記載，即使內容不斷受到爭議，但不容否認的是，正史的記載是士人認識文天祥的重要途徑，因此《宋史》對文天祥的高度評價自然有助於其歷史地位的提升。早在《宋史》成書以前，吉安士人劉岳申33便參考文天祥的著作，包含. 30. 《宋史》(台北：鼎文，1998)，卷418，〈文天祥傳〉，頁12540。. 31. 歐陽玄，字元功，號圭齋，湖南瀏陽人，但其先世來自江西廬陵。元延祐二年進士，歷任翰林院直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編修《泰定帝實錄》、《明宗實錄》、《文宗實錄》、《寧宗實錄》及《遼史》、《金史》、《宋史》，著有《圭齋文集》。歐陽玄的父親與王炎午為友人，歐陽玄曾為王炎午的《吾汶藁》作序。生平事蹟詳見《元史．歐陽玄傳》。. 32 33. William A. Brown, Wen T'ien-hsiang: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a Sung Patriot, pp. 87-88. 劉岳申，字高仲，號申齋，吉安吉水人，曾任湖廣試官，歷永豐教諭，以吳澄薦，授遼陽儒學.

(28) ．28．. 典型在夙昔：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典範的形塑與流傳. 《指南錄》、《紀年錄》等，寫成了〈文丞相傳〉。劉岳申除了與文天祥同為吉安人外，由於其去文天祥的時間未遠，且與文天祥嗣子文陞(1268-1313)亦有深厚的交情， 34 使劉岳申更有利於利用遺老的傳聞與文天祥的著作撰寫史傳，因此〈文丞相傳〉的內容遠較宋史本傳豐富。此外，〈文丞相傳〉與《宋史．文天祥傳》在內容記載與對文天祥的評價上甚至有不少相似之處，因而有學者認為《宋史．文天祥傳》的內容或許多少受到劉岳申的影響。35如同宋史本傳，〈文丞相傳〉最後也有劉岳申對於文天祥的「贊」，贊曰：文丞相以廬陵年少，穆陵親擢進士第一，即上書乞斬董宋臣者至再，宋垂亡，猶乞斬吕師孟釁鼓，此豈希合茍生者？賈似道沮之，留夣炎疾之，宜也，陳宜中、張世傑亦忌之，何也？黄萬石疾之，可也，李庭芝疑之，至欲殺之，又何也？或謂：使庭芝不疑，夏貴可合，事未可知。豈所謂天之所廢，不可興者乎？至其脫京口，走真、揚，脫真、揚，走三山，出萬死，與潮陽仰藥不死，南安絕粒不死，燕獄不死何異？若將以有為者。及得死所，卒以光明俊偉，暴之天下後世。殆天以丞相報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且以昌世教也。而或者咎其踈濶，論其無成，謬矣！夫非諸葛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乎！死之日，宋亡七年，厓山亡又五年矣。36 與劉岳申同樣出身吉安的大學士胡廣37(1369-1418)認為，〈文丞相傳〉的「贊」副提舉，不就。以泰和州判致仕。見《明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56，〈吉安府〉，頁39a。 34. (元)劉岳申，《申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4冊)，卷8，〈循州路同知總管府. 35. 關於劉岳申的〈文丞相傳〉與《宋史•文天祥傳》的比較與對於兩傳成書先後的質疑與討論可. 胡朝列夫人文氏墓誌銘〉，頁10b。見William A. Brown, Wen T'ien-hsiang: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a Sung Patriot, pp. 89-91. Brown 認為成書較晚的《宋史•文天祥傳》在論述上應有引用劉岳申的看法。除了劉傳的成書時間較早之外，Brown也注意到劉岳申的人際網絡。劉岳申與《宋史》的總裁歐陽玄為好友，歐陽玄又與曾為劉岳申〈文丞相傳〉寫序的許有壬相識，這些士人的人際網絡與這兩篇重要史傳的撰寫與重疊性應不無關係。 36. (元)劉岳申，《申齋集》卷13，〈文丞相傳〉，頁18b-19a。. 37. 胡廣，字光大，江西吉安吉水人。明建文二年狀元，授翰林院修撰。靖難之後，獲明成祖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