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結論 結論
繼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清廷將文天祥等名臣配享歷代帝王廟後，道 光二十三年(1843)，清廷又從吉安知府吳文鎔(1792-1854)之請，同意讓文天 祥從祀孔廟，也使文天祥正式躋身儒家聖賢之列。1從孔廟的祭祀與從祀制度 確立以來，死後得以從祀於孔廟是許多儒家士人的理想。不過在從祀人選的 選擇上受到儒家主流思想的影響極深，在清中葉以前對於從祀人選的核定也 較為嚴格。但清中葉以後，尤其道光以降，為了因應時局的變化，清廷大量 同意名賢從祀，其中許多人已不再是以儒學著稱的學者，而是治世有功的名 臣或是忠貞之士。2
近代學者多同意文天祥之所以得以從祀孔廟與當時清廷所面對的內憂 外患有關，雖然有學者認為從祀之舉意味著清廷試圖利用文天祥對抗外族的 形象以凝聚人心對抗西方勢力的侵略。3但若從當時吳文鎔上疏的奏摺以及禮 部的回應來看，文天祥之得以從祀仍舊在於他是「扶植綱常，維持世教」的 代表。4在清末的筆記《郎潛紀聞》中對於文天祥從祀孔廟的過程有這麼一段 記載：
道光朝，江西撫臣奏請以文信國從祀文廟。其初，部議猶以信國豪華 自奉，聲伎滿前，為躊躇久之。議上，成廟諭左右曰：「孤忠勁節如 天祥，少年聲伎何害？」卒俞其請。5
1 蕭賡韶輯，《吉安螺山宋文丞相祠志》，〈文忠烈公從祀原案錄〉，總頁71-87。
2 詳見黃進興，〈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氏著《優入聖域—權力、信仰 與正當性》(台北：允晨文化，1994)，頁218-299。
3 William A. Brown, Wen T'ien-hsiang: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a Sung Patriot, p. 56.
4 關於請求文天祥從祀孔廟的奏摺以及禮部的回應詳見蕭賡韶輯，《吉安螺山宋文丞相祠志》，
〈文忠烈公從祀原案錄〉，總頁71-87。
5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4)，
由此記載可見直到晚清時，清廷仍舊將文天祥定位為忠臣，之所以將其從祀 孔廟不在於其抵抗外族的形象，而在於他的孤忠勁節。清廷希望透過文天祥 的忠貞形象強化人臣之義。換言之，直至清末以前，文天祥的形象始終是「君 臣之義」的象徵遠大於「夷夏之辨」的意識。明清時期的文天祥形象便是以
「忠節典範」深入人心。
文天祥身處宋元之際，雖是狀元出身卻未獲重用。而當元兵南下，他奉 詔起兵勤王，四處征戰，卻也無力回天。與許多歷代名臣相較，文天祥確實 未留下顯著的功績。文天祥能成為典範人物，與他所代表的忠節形象有極大 的關係。自秦漢以來，「忠」逐漸被視為人臣對君王單向的義務，至宋代以 後這種絕對化的傾向更加明顯。由於這種對於人臣忠節越加重視的時代，給 予文天祥的歷史地位發展極大的助益，即使偶有批評其「踈濶無成」、「才德 不稱」，但這些批評不僅少有迴響，反而會出現種種為其辯護的文字，多數 士人傾向於肯定文天祥「功雖未究，忠則有餘」的形象。
明清時期文天祥忠節形象的塑造與流傳，正與他可以作為統治者推行教 化的範本有著密切的關係。自文天祥死後，歷代的統治者莫不以推崇文氏的 忠節形象以宣揚人臣之義。元時雖未有官方的表彰行動，但從《宋史．文天 祥傳》的修纂，以及允許吉安儒學祭祀文天祥，都可見元廷對於文天祥忠節 形象的肯定。明代以降，朝廷對文天祥開始有種種的表彰行動，如明初為其 建祠立祀，並追贈諡號「忠烈」；清時則不僅將其從祀歷代帝王廟與孔廟，
清帝也多次撰文表彰並賜匾、給帑修祠。這些行動都說明了文天祥作為忠臣 的形象，正是統治者強調君臣之義的重要典範。除了朝廷的表彰行動外，地 方官也期望透過為文天祥建立祠廟、書院，或是將文天祥入祀名宦、鄉賢祠 等形式以崇往勸來，維繫綱常。
明清時期對文天祥的尊崇除了透過帝王的表彰、文集的刊行，以及各種
三筆卷2，〈宣宗俞允文信國從祀文廟〉，頁684。
傳記、詩文的歌詠外，也反映在各地祠廟的建立上，以建祠的數量而言十分 可觀。若從建祠的時間來看，大體而言，文天祥並非自明初即受地方士人的 重視，至天順年間以前，地方上為文天祥建祠的情況尚不普遍，此時對於文 天祥的崇敬仍是以文氏族人與吉安士人為中心。約自成化年間以後，地方上 建祠的情況才逐漸普及，建祠主事者的背景與建祠的動機也更加多元。在建 祠的地點上，多數文天祥祠的建立地點都與文天祥的生平經歷相關，而部分 與文天祥生平無關的地區則往往是文氏家族的移居地，這種發展概況大致上 至清末仍是如此。
文天祥祠雖因教化功能而受到地方官的重視，但這種由上而下的教化宣 傳，不一定能達到統治者所期望的效果。文天祥記憶與相關祠祀能得以持續 流傳除了倚靠官方的力量外，更有賴地方家族、士人的支持。過去學界探討 文天祥歷史地位的演變時，往往著眼於國家的表彰行動以及部分名臣、名儒 對文天祥的評價，但若從地方祠廟設立的情況來看，這些建祠主事者的身份 其實十分多元，除了享譽全國的名臣、學者外，多數是地方官員、地方儒學 的生員，甚至只是名不經傳的「好義之士」。這些人未必有顯赫的經歷，因 此他們對文天祥的頌揚，以及對文天祥祠付出的心力，時常被近代學者所遺 忘。帝王的提倡與名臣、名儒的肯定對於文天祥記憶的流傳自然有其重要 性，然而他們對文天祥事蹟的傳播所扮演的角色卻是無法忽略的。
明清時期促成文天祥忠節形象向地方社會流傳的推動者，主要包含以下 數種人：一是江西吉安出身的士人，一是散佈於各地，自許為文天祥後裔的 文氏家族成員，一是與文天祥「勤王」經歷相關之地的士人與民眾。文天祥 為江西吉安出身，其忠節形象的建立也與吉安士人息息相關。吉安地區自南 宋以來即形成推崇故鄉忠節先賢的傳統，因此自元代以降，吉安士人對於推 崇文天祥始終不遺餘力，這從元代至明初文天祥傳記、歌詠詩文的書寫到明 朝官方的表彰等活動中幾乎都有吉安士人參與可見一斑。其中，吉安士人在 明中葉以前掌握著國家權力核心，也自然有利於文天祥忠節形象的流傳。尤 其在明初，隨著距離宋末抗元的史事漸遠，時人對於文天祥的記憶也漸趨模
糊之時，正因吉安士人積極為文天祥建祠、書寫傳記，甚至請求朝廷褒獎、
追諡，又逐漸喚回時人對文天祥的記憶，同時也奠立文天祥為宋末忠臣之首 的地位。即使明中葉以後江西吉安士人在官場上的優勢逐漸為江南與福建士 人所取代，他們仍舊在其仕宦或講學之地熱心傳播文天祥的事蹟。直到清末 幾次文天祥相關祠廟的重建，以及請求讓文天祥從祀孔廟等，仍然有賴於吉 安士人的參與。因此，吉安士人可以說是奠立文天祥歷史地位的主力。
對於江右文氏家族而言，即使其中許多家族並非文天祥直系後裔，文天 祥仍成為這些文氏家族共同的記憶。不過，文天祥並不只是屬於文氏族人的 記憶而已，這些文氏族人竭力在移居地為文天祥建祠、刊刻文集，或是提供 文天祥的遺像、遺物協助地方官宣揚文天祥的事蹟。他們一方面藉文天祥提 高家族的聲望，一方面又利用影響力傳播文天祥在當地的經歷。此外，對部 分與文天祥「勤王」經歷相關之地，如通州、常州、台州等地的士人而言，
透過為文天祥建祠以及地方志的書寫，讓他們得以附會名賢事蹟，對外宣稱 自己為「忠義之邦」、「名邦」，甚至藉此凸顯本地殉國的忠義之士。這些地 方士人與家族藉由宣傳、附會文天祥的事蹟以作為自身地域與家族的象徵，
試圖凝聚認同感。這些附會名賢以彰顯家族聲望或地方傳統的現象自然不是 單純的「教化」二字所能涵蓋。
除了地方士人與家族的附會、標榜外，文天祥的忠節形象也有賴於地方 傳說的傳衍以及士人仿效的行動而得以深化。自文天祥死後，便有不少與文 天祥相關的傳說逐漸衍生，這些傳說多出現在文天祥的故鄉江西吉安、死節 之地北京以及勤王相關之地，其中多數的傳說到了明中晚期以降，更頻繁地 出現在士人的筆記、地方志書或是通俗文學之中。部分地區的士人與民眾藉 由這些傳說，將文天祥事蹟納入地方記憶之中，文天祥不僅成為當地的代表 性人物，相關史蹟也成為地方名勝。另一方面，從這些日益複雜、豐富的傳 說中也可發現，文天祥在不少地區並非只是被視為忠節先賢而已，而是更進 一步成為地方的守護神。
文天祥的忠烈形象除了讓他被尊奉為神明外，更透過通俗文學與正史列
傳的記載，轉世成為明清時期的忠臣。「文天祥」不僅成為忠義的標準，「信 國後身」更成為稱許士人的忠義時最佳的贊辭。此外，在鼎革之際，文天祥 作為忠節典範的形象可說是達到一個高峰，文天祥的相關史蹟與傳說成為不 少遺民與殉國者的寄託，他們藉尋訪南宋末年相關史蹟或仿效文天祥死前留 下衣帶贊的舉動，一方面向先賢表達敬意，展現志節，另一方面，他們也藉 追尋、仿效的舉動留名青史。由這些士人仿效文天祥的事例中也可見，追尋 與仿效的背後同樣具有十分複雜的動機。
大體而言，明清時期對於文天祥的頌揚集中於他募兵響應王室，並四處
大體而言，明清時期對於文天祥的頌揚集中於他募兵響應王室，並四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