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與全球化因素

不同世代的勞動者所面對的就業環境，不僅是勞動市場結構本身，更包括進入 勞動市場當時的制度環境與全球化因素等面向的影響。表 3-6 將個別呈現各世代勞 動者面對的制度環境(模型五)及全球化因素(模型六)對教育報酬的影響。

勞動制度穩固將成為勞動者爭取薪資及保障的後盾，工會做為勞動者與雇主之 間的溝通管道，強大的工會制度讓勞動者擁有更多與雇主協商的籌碼，工會就成為 來自勞動者力量集結的制度條件；而最低薪資保障則是直接來自於政府對勞動者的 保護機制，政府透過調整最低薪資來保障底層的勞動者。模型五顯示工會組織率對 低教育程度勞動者的薪資有負向影響，卻有助於高教育程度勞動者的薪資；最低薪

0.00 1.00 1.00

3.84 4.15 4.47 4.78 5.10

Return to Junior High School (ref=senior high school)

Ln(wage)

Job Polarization : lower Job Polarization : mid 50%

Job Polarization : upper

96

資則是直接提升了低教育程度勞動者的薪資，卻對高教育程度者的薪資有負向的影 響。此分析結果說明了工會組織實際上保障的是勞動市場中相對優勢的勞動者，而 此結果「與誰有能力與條件組織工會」有關，在台灣特殊的工會發展脈絡下，國營 企業成為工會組織的主體，因而造成工會效果對高教育勞動者較有益。最低薪資做 為保障最底層勞動者的就業權益，實際上，不僅影響最底層的勞動者，對於教育程 度低但擁有全職工作的勞動者也同樣產生影響。模型六考量勞動者進入勞動市場時 的全球化因素的影響，包括對外貿易依賴度、對中國貿易依賴、外資直接投資(FDI)、

以及對中投資等，分析結果發現，貿易開放及對中投資等因素，對於不同教育程度 勞動者的薪資沒有顯著影響。

[表 3-6 勞動市場世代面對的制度及全球化因素對教育報酬世代差異的影響]

六、結論

無論社會學或經濟學領域都認為，「教育」是決定個人勞動市場位置的重要因素，

對初入勞動市場的勞動者更是如此。然而，教育對勞動者的社會地位與薪資的影響 並非靜態不變的。隨著高等教育教育擴張後，社會上出現大量的質疑聲浪認為教育 擴張造成了學歷貶值，使大學畢業生的薪資變低，但卻甚少研究系統性的分析教育 對薪資的影響究竟是否改變、如何改變，以及甚麼因素造成改變？台灣勞動市場在 這幾十年之間經歷了來自各面向的重大變革，包括人口結構改變、市場需求改變、

就業機會改變、甚至是制度上的改變與全球化因素的影響等，這些重大改變都嚴重 衝擊了勞動市場，特別是對勞動市場中特別脆弱的新進勞動者影響最大。

再者，過去關注教育的社會地位取得模型或人力資本理論都飽受忽略結構性影 響因素的批評。教育做為重要的個人特質，其影響力無法真空於整個結構制度而運 作。同時期進入勞動市場的勞動者，彼此相互競爭有限的工作機會、共同面對勞動 市場的波動，進而形成共同的勞動經驗，我將此因進入勞動市場時間點而形塑的集 體經驗稱之為「勞動市場世代」；而不同勞動市場世代的勞動者，面對著迥異的市場 結構樣貌。勞動者如何受到這些市場結構因素影響，又取決於其自身的條件。

97

本研究採用 1978 年到 2012 年的人力資源調查資料庫，樣本限定為工作經驗五 年以下的新進勞動者，檢視勞動市場的世代特性如何影響教育對勞動者初入勞動市 場時薪資的影響。我以勞動者進入勞動市場的時間點定義勞動市場世代，將世代共 同經歷的市場結構樣貌當成多層線性模型用來估計教育報酬的第二層特性，討論勞 動市場的世代經歷差異如何影響教育報酬的改變。主要研究結果發現：

(一) 教育報酬隨著勞動市場世代推進而降低，越晚進入勞動市場的勞動者的教 育報酬越低。高等教育的教育報酬降低主要來自於大專畢業生的薪資下降幅度增加，

而非高中職畢業生的薪資增加所致。從此結果來看，與過去關注教育擴張與教育報 酬的研究結果一致，教育報酬隨著世代而下降(Gindling and Chang 1995; Vere 2005;

莊奕琦與賴偉文 2011)，也驗證了高教擴張導致大學學歷貶值的說法。但實際上，

教育報酬的決定除了受市場的供需系統影響之外，勞動市場的機會結構分佈及制度 效果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後續將直接檢驗不同面向的因素對教育報酬的影響。

(二) 出生於大規模世代對新進勞動者的薪資有負向影響，但是，一旦大規模世 代的勞動者有機會接受教育，教育將為其帶來更高的薪資報酬。大規模世代的劣勢 支持了 Easterlin(1987)的世代規模假設，大規模世代競爭較激烈，普遍讓勞動者的薪 資及工作機會下降；但是，Easterlin 沒說清楚的是，也正因為大規模世代在人生各 階段都面臨更激烈的競爭，所以，能夠在競爭過程中脫穎而出的勞動者就能在勞動 市場中獲得更高的報酬。

(三) 高技術相對勞動供給增加會直接衝擊高教育程度勞動者的教育報酬，並增 加低教育勞動者的薪資，降低了教育程度帶來的薪資差異；勞動市場對高教育勞動 者的需求增加，則會提升高教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並降低低技術者的薪資，擴大 兩者之間的差異。此結果不僅驗證 Gindling and Sun(2002)、鄭保志( 2004)、Vere(2005)、

Lin (2007)、陳建良(2010)等人的研究發現，更進一步說明了，勞動市場的高技術勞 動供給與需求皆存在獨立的影響力，而且高等教育擴張帶來的薪資平等化不僅來自 高技術勞動者的教育報酬降低，也同時來自於低技術勞動者成為稀有勞動力而薪資 提升；再者，對科技技術的重視與發展對薪資不平等擴大的影響，也同時來自於高 技術勞動者的教育報酬增加，以及低技術勞動者失去就業市場而薪資降低。勞動市 場對高技術勞動者的供給與需求的變化，將同時影響勞動市場的高階與低階勞動力

98

的就業機會。

(四) 工作機會分布越趨向兩極化，對低教育程度勞動者的薪資有負向的影響，

而會增加高技術勞動者的教育報酬。此結果顯示，除了勞動市場的高技術勞動者的 供需結構之外，勞動市場的就業機會分佈也有獨立的影響。無論是高薪工作或低薪 工作增加都對低技術勞動者不利，高薪工作機會增加帶來的好處也僅有高教育程度 勞動者受惠。因此，不同於 DiPrete and Nonnemaker (1997)的發現，工作機會增加並 沒有讓條件差的勞動者獲益，反而是在分配頂端的高技術勞動者有機會分一杯羹，

相對的，當勞動市場壞工作機會增加的時候，低技術工作者又再度被推進低薪工作 之列。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分佈兩極化發展的時候，有機會獲益的中就是勞動市場中 原本就佔有優勢的群體。

(五) 工會組織越盛行越不利於對低教育程度勞動者的薪資，反而有助於高教育 程度勞動者的教育報酬；最低薪資增加，對於低教育程度勞動者的薪資有直接的助 益。工會對勞動者薪資的影響與過去工會角色的相關文獻結果相左，過去研究認為 工會的組織有助於勞動者向資方爭取福利與薪資，特別是藍領工人 (Western and Rosenfeld 2011)；但是本分析卻發現工會組織增加反而有利於高教育程度的勞動者 而不利於低技術勞動者，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在於「誰能組織工會」。過去研究之所以 發現工會有利於中階藍領勞動者的權益，原因在於藍領勞動者是組織工會的主力；

然而，台灣的工會早期扮演著協助政府控制勞動者的角色，透過扶植國營企業工會 來打壓私人企業工會，在此特殊脈絡之下，往往是公營企業的工會成為工會的主力，

而在公營企業工作的勞動者有較高的機會是高教育程度的勞動者，因此造成工會力 量強盛反而有助於高技術勞動者的權益。再者，最低薪資是政府直接影響勞動市場 的重要手段，最低薪資設定的原意在於保障勞動市場的最弱勢的勞動者，而在勞動 市場中最弱勢的常是非典型及兼職的勞動者，但在台灣社會中，最低薪資的波動確 切實地影響著「有全職工作」的低教育程度勞動者，由此可見，在非典型的勞動市 場中，最低薪資的影響範圍可能更為廣泛。

本分析最重要的貢獻，在理論層面，跳脫勞動經濟學僅從勞動市場供需結構來 看教育報酬地變化，擴展排序理論檢視教育擴張對勞動者排序型態的影響，並考量 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分佈對薪資決定的影響。透過細緻且多面向的分析，讓教育貶值

99

的說法不只停留在社會輿論的爭議，而是以此現象為基礎，檢視教育報酬降低的來 源及原因。在方法上，我將勞動者進入勞動市場時的勞動市場世代經歷視為集體層 次的結構因素，採用多層線性模型分析結構因素對教育報酬世代差異的影響。本文 在理論及實務的貢獻之外，仍有與理論論述不一致的發現，例如全球化及中國效應 對勞動者教育報酬皆無顯著影響，可能原因在於全球化因素的影響實際上是透過勞 動場機會結構而發揮作用，所以全球化與中國效應的影響並未如文獻爭議中顯著。

缺乏內部勞動市場保障讓年輕勞動者面對勞動市場結構變遷或惡化時，因缺乏 緩衝的保護機制而首當其衝。因此，要了解勞動市場變遷對勞動者就業的影響，透 過年輕勞動者的勞動經驗便可窺見勞動市場未來的全貌。而進一步提問的是，勞動

缺乏內部勞動市場保障讓年輕勞動者面對勞動市場結構變遷或惡化時，因缺乏 緩衝的保護機制而首當其衝。因此，要了解勞動市場變遷對勞動者就業的影響，透 過年輕勞動者的勞動經驗便可窺見勞動市場未來的全貌。而進一步提問的是，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