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工作機會分佈的兩極化指標

本分析引進工作取徑的概念，並採用相對分配方法描述職業結構的長期變化趨 勢。工作取徑是以工作(job)取代個人為分析單位，由產業(industry)及職業(occupation) 共同建構，也就是說，工作(job)代表的是各個在不同產業的各職業。採用工作取代 個人薪資為分析單位的原因在於工作代表的不僅是特定薪資條件的工作(work)，而 是眾多任務(tasks)的集合；除此之外，工作也能更適當地呈現工作擴張帶來的潛在 薪資的變化(Wright and Dwyer 2003)，舉例來說，透過工作取徑的角度可以說明，和 十年前相較之下，有 10%的工作成長於薪資中位數為兩萬五千元的工作。再者，採 用工作的概念取代職業的原因在於工作同時包括產業及職業的概念，而且過去研究 也指出職業內的差異高於職業間的差異(Fernández-Macías et al. 2012)，因此，加入產 業特性的「工作」可以更清楚描繪勞動市場的變化。

工作取徑以工作的薪資條件建構工作品質的指標，用以說明勞動市場的工作成 長變化趨勢，檢視在勞動市場擴張、縮減或是變化時，是甚麼特性的工作產生變化，

究竟是好工作變多了，還是壞工作更氾濫。工作薪資與工作品質之間的關係，可以 從經濟學與社會學不同角度切入。對經濟學而言，薪資是對特定職業的「補償」，所 以薪資的高低決定於工作令人感到不愉悅(unpleasantness)的程度，所以對經濟學來 說薪資的高低不是好工作的有效指標，而是如何在工作不愉悅的程度及薪資之間達 到最高的勞動生產力；因此，生產力才是衡量工作品質的指標，而直接影響生產力 高低的教育程度才是工作品質的重要指標。然而，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從剝削 及異化角度切入建構工作品質，認為好工作和壞工作的區別在於對於工人勞動力剝 削與歧視的程度，而非對工作不愉悅感的補償(Munoz de Bustillo et al. 2011)，在此 觀點中，好工作往往提供工人更多的彈性與空間，壞工作則是透過機械性的分工達 到異化的效果；從實證的觀點來看，工作的好壞往往與薪資高低直接連結，低薪的 工作常是壞工作(Fernández-Macías 2012)。因此，在此理論脈絡下，薪資成為工作品 質的有效指標。

Wright and Dwyer(2003)當時提出工作取徑來描繪美國勞動市場在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之間的勞動力變化。將所有觀察年的所有工作(行業加職業)合併，計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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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工作的薪資中位數並加以排序，接著，以觀察起始年的工作人口依據工作的薪 資中位數高低排序區分成五等分，作為好壞工作的五分位數指標，當作比較的參照 組，透過其他比較年度和參照年度的好壞工作分布相減，來說明勞動市場就業結構 的變化。

然而，Wright and Dwyer 的工作取徑存在兩個可能的問題：首先，在 Wright and Dwyer 的工作取徑中，假定工作具有同質性，將相同的工作視為長期不變，例如印 刷廠工人在早期的高技術性到科技發展後的低技術勞動者，在此分析架構中都被視 為同質。然而，工作的價值實際上是可能隨著時間及科技技術的發展而改變。在職 業結構轉型的過程中，除了工作機會的出現與消失之外，也存在職業重構

(restructuring)的可能，包括在同一產業內職業間的流動(Elesh 2002)及職業意義改變 (Abbott 1988)。由此可見，此預設首先面對工作性質動態變化的挑戰，Wright and Dwyer(2003)對此提出的回應是工作品質的排序在薪資可能變動的情況下具有長期 的穩定性，採用合併分析年度區間的工作排序和各年度分別排序的工作品質指標相 關性程度高達.95 以上。但是，Wright and Dwyer(2003)得到此高相關性並不意外，

首先，比較相同工作在兩個年度(相差十年)所座落的工作品質五分位等級的相關係 數，這表示著會納入比較的工作都是在兩個年度間持續存在的工作，而這些工作可 能正是受到職業結構轉型影響較小的工作。再者，就算是有些工作在職業結構轉型 的過程中逐漸沒落，可能也未必以薪資減少顯現，而是體現於工作機會的降低，舉 例來說，繕寫及打字人員的工作機會隨著科技發展而消失，工作被電腦所取代，舊 有從事此工作的人將逐漸被淘汰，也不會有初入勞動市場的人持續進入此工作。順 著此邏輯，若某些工作在科技發展及職業轉型的過程中消失，Wright and Dwyer 將 工作做整體排序時，就可能面臨資料遺失(censored)的問題。最後，最重要的是，集 體層次的加總計算本來就較難出現相對位置的大幅提升或下降，這是因為集體層次 的討論忽略了職業結構變化的過程對不同群體可能產生不同的影響，從上述職業消 失的例子來看，除了原本就在勞動市場的人可能因為產業沒落被迫退休或另謀他職 之外，對新進勞動市場者更根本的影響就是勞動市場中已經未提供此工作選擇。因 此，Wright and Dwyer 的回應看似可以解決職業結構的動態議題，但仍忽略職業結 構變化的動態過程可能對不同的群體產生不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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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為不同年度高薪、中階及低薪工作的範例工作類型。在此表中的低薪工 作是指該工作在整年度所有的工作中為最低薪的 10%、高薪工作則是最高薪的 10%、

中階工作則為中間 10%的工作。從低薪工作看，不同年代間低薪工作差異不大，大 致上學徒及體力工、個人服務員、售貨員、及保全等；中階工作主要以專業助理人 員、辦公室事務人員、駕駛為主，在 1980 年代時，從事營建相關的技術工人、工廠 中的機器裝配工或操作工都有機會可以擁有中階的薪資，但隨後這些工作位置都越 往低薪工作移動。高薪工作主要是由專業人員及管理階級佔據，但近年來管理階級 或雇主在高薪工作群的重要性增加，專業人員的重要性反而略降；此外，在公職擔 任管理人員或教師，自 2000 年之後晉升為薪資最高前 10%的工作。

[表 2-1 各類型工作範例]

從以上的工作類型範例中可見，工作的價值並非恆定不變的，有些中階工作可 能因科技進步而沒落，或是市場惡化時，公職人員的薪資相對成為優勢等。因此，

在本分析中，我同樣以薪資中位數為主，分別建構每個工作每一年的好壞工作指標，

如此以來便能夠捕捉相同的工作可能在不同的時代的價值變化。再者，Wright and Dwyer 的研究是立基於描述勞動市場大幅擴張時的機會結構變化，所以能夠直接以 比較年度的勞動人口分佈減去參照年度的勞動人口分次(五等分)。但是，台灣面臨 的勞動市場則是萎縮的勞動市場，當勞動力因為生育率下降而降低時，直接將參照 年和比較年度的勞動人口分佈相減之結果則會受到總勞動人口變化的影響。因此，

本分析將引進相對分配方法(relative distribution method) (Handcock and Morris 1999)，

取代參照年度與比較年度相減的方式，而是直接比較兩個年度之間的分配差異。

相對方配方法的目的在於分析比較組與對照組的分配差異及其來源。本分析透 過此方法比較從事不同好壞等級的工作的人口分布之歷年變化，來檢視工作機會結 構的改變，並進一步拆解分布變化是來自於整體薪資位移的變化，還是分布形狀變 化。首先，建構每年的工作分布結構：

𝑔_𝑡(𝑟) = 𝑓_𝑡(𝑦)

𝑓0(𝑦)， 0 < 𝑟 ≤ 1

32 極化指標 median relative polarization index(MRP)：

MRP_𝑡 = 4 � �𝑟 −1 兩極化指標分成上分配指標(upper index)及下分配指標(lower index)，前者表示好/高 薪工作增加的程度，而後者則表示壞/低薪工作增加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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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P_𝑡 = 8 � �𝑟 −1

2� × 𝑔^𝑡(𝑟)𝑑𝑟 − 1

1 1�2

在本研究的分析中，將以 1978 年作為各年度比較的對照年，分別計算出各比較 年與 1978 年勞動人口分佈的差異，並拆解此分佈差異為位置差異(location shift)及形 狀差異(shape shift)。位置差異說明高低薪(好壞)工作的薪資中位數的位移情形，雖 然此係數的解釋僅表示各工作薪資中位數位移程度高低，不具有方向性，但我們可 以從整體的薪資分布趨勢(由低薪到高薪)來進一步判斷薪資中位數位移趨勢。形狀 差異則是控制中位數位移的效果後的分布差異，舉例來說，形狀差異可以捕捉在 1978 年從事最低階 10%的工作人口，若以相同的標準在 1979 年則有多少勞動人口，

以此捕捉勞動人口的分布變化。再者，在形狀差異中，可以進一步將差異來源區分 成上指標和下指標，前者表示差異源自於中位數以上的工作機會，後者表示差異源 自於中位數以下的工作機會，透過此指標我們可以進一步知道高薪工作及低薪工作 增加或減少的趨勢。

此指標(包括整體指標、上指標及下指標)將成為本研究的依變數，接著將分析 影響工作機會分佈兩極化的可能影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