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代醫學的發展，銜此之前已有金元四大家，基於他們各自所處的年代、

地域以及臨床所接觸到的疾病類型不一致，而前人已有的理論仍不足以完善 解釋及療效不能滿足客觀需要，因而根據各人的實踐體會，發揮新的見解，

各張其說，各樹一幟，開創各種不同的學說，從而形成各個不同的學派，此 即後世所熟知的劉河間寒涼派、張從正攻邪派、李東垣補土派、朱丹溪補陰 派。這些學派之間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後起的學派往往是對先前的學派加以 補充或糾偏而形成的 ¹。如劉河間認為「六氣為病，皆從火化」，火邪致病居 多，治病多以寒涼為主。李東垣則針對當時的病證多由於勞倦內傷、脾胃虛 衰、中氣不足，不同於劉氏的「外感傷寒，自始至終皆是熱病」的看法，提 出溫補脾胃，甘溫除大熱之法。朱丹溪在劉、李學說的基礎上，結合其所處 時代之特點，有鑒於內在相火在縱慾、酗酒、膏梁厚味的激發下，最易妄動，

並為了糾正《和劑局方》用藥偏於辛溫燥熱的流弊，認為陽易動、陰易虧，

動則耗陰；聲色嗜好亦傷陰，故獨主「補陰降火」，創「陽常有餘，陰常不 足論」。誠如清．程鍾齡所云：「醫道自《靈樞》、《素問》、《難經》以 下，首推仲景，以其為制方之祖也。然仲景論傷寒，而溫熱、溫疫之旨有未 暢；河間論溫熱、溫疫，而於內傷有未備；東垣詳論內傷，發補中枳朮等論，

卓識千古，而於陰虛之內傷，尚有缺焉；丹溪從而廣之，發陽常有餘，陰常 不足之論，以補前賢所未及，而醫道亦大全矣」²。由上可知，中醫學在數千 年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以辨證論治為診療特點的醫學理論體系，同時 出現了不同的學派和不同的學説，每一學派的形成均有它一定的見解和獨特 的經驗，但也不免存在著片面性。

明代醫學的主流，主要以丹溪學說為主，丹溪最著名的學術論點，乃是 以「相火論」為基礎的「陰常不足，陽常有餘」學說。而其「相火論」的提 出，乃是脫胎於河間的「火熱論」，並受到易學中太極理論的啟發，認為宇 宙間一切事物皆以動為主，凡動皆屬火，其於「相火論」中云：「天主生物，

故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於動；其所以恒於動，皆相火之為也」³。丹溪生 當承平，見當時社會人多酗酒縱慾以竭其精，精竭則火熾，復以剛藥認為溫 補，故不旋踵，血溢內熱，骨立而斃，因為此救時弊之説 ⁴。丹溪云：「主閉

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繫上屬於心。心，君火 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 交會，亦暗流而疏泄矣」⁵。又云：「相火易起，五性之厥陽之火相煽，則妄 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絶則死」⁶。 此即丹溪倡知母、黃柏補陰瀉火之因，再加上其弟子戴思恭、王綸等力言「火」

之危害，遂使不善學丹溪者，虛火、實火不辨，偏執一端，濫用苦寒，致令 虛寒患者，又歷雪上加霜之不幸，久而傷及脾腎真陽，李中梓之兩親子被庸 醫誤投寒涼而死，其因在此 ⁷。

李中梓於《醫宗必讀》中論及當時之醫者，不辨寒熱虛實，喜用寒涼，

畏投溫熱，主要的原因為時醫學其偏，泥守丹溪「陽常有餘」之說，及河間

「有熱無寒」之論 ⁸。把生理之相火陽氣與病理上的相火陽亢現象混而為一，

誤以為苦寒瀉熱及滋陰降火，即是河間與丹溪學術思想的全部，因而崇尚寒 涼。以溫暖之藥，象類陽明，苟有過則人皆見之；用寒涼之藥，反易於藏拙，

其過人多未覺。此即投涼見害遲，投溫見害速；投涼之災在日後，投溫之變 在目前，庸醫明哲保身之道，就在於此，遂以寒涼攻下為常法。李氏於《删 補頤生微論》云：「劉完素撰述《六書》，發明亢制之理，洞如觀火，然偏 主於熱，豈能盡六氣之變乎，遂令後世喜用寒涼，伐天和而罔悟，伊誰之咎 也」⁹。即是此意。

稍早於李中梓，汪機之再傳弟子孫一奎（1522~ 1619 年），亦為明代溫 補派名醫，也有同樣的看法，其評論丹溪學說云：「余觀近世醫家明理學者，

宜莫如丹溪。雖倡陽有餘、陰不足之論，其用意故有所在也。蓋以人當承平，

酗酒縱慾以竭其精，精竭則火熾，復以剛藥認為溫補，故不旋踵血溢內熱骨 立而斃，與燈膏竭而復加炷者何異，此陽有餘陰不足之論所由著也。後學不 察，概守其說，一遇虛怯，開手便以滋陰降火為劑，及末期，卒啞聲、泄瀉 而死，則曰：丹溪之論俱在。不知此不善學丹溪之罪，而於丹溪何尤」¹⁰！而 景岳對河間「火熱論」及丹溪「陽有餘陰不足論」則抱持頗不以為然的態度，

其於《景岳全書．傳忠錄》云：「奈河間不能通察本經全書，遂單採十九條 中一百七十六字，演為二百七十七字，不辨虛實，不察盛衰，悉以實火言病，

著為《原病式》以訖於今。夫實火為病，固為可畏；而虛火之病，尤為可畏。

實火固宜寒涼，去之本不難也；虛火最忌寒涼。若妄用之，無不致死，矧今

人之虛火者多；實火者少，豈皆屬有餘之病，顧可皆言為火乎」¹¹。又於《類 經附翼．求正錄》云：「劉、朱之言不息，則軒岐之澤不彰，誠斯道之大魔，

亦斯民之厄運也」¹²。其言雖未免過激，然由另一角度觀之，也可知丹溪之學 在明代影響之深遠！可見「陽有餘陰不足論」在明代當時已成知、柏「滋陰 降火」的理論基礎。

為了補偏救弊，明代遂有薛己、張景岳、孫一奎、趙獻可、李中梓等溫 補學家的興起，此派醫家主要是探討脾腎真陰、真陽及命門水火的生理特性 與病理變化，臨證處方用藥，時刻以顧護脾腎陽氣為要。清．陳士鐸云：「明 朝三百年，止得數人而已。李瀕湖之博，繆仲淳之辨，薛立齋之智，近則李 士材之逹，喻嘉言之明通」¹³。近人謝利恒於其編著之《中國醫學源流論》中 亦稱讚李氏之學平正不頗，並專列李士材學派一節，足見李氏在明代醫學上 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李中梓可說是明代溫補派的代表性名家之一。

在明代溫補學派致力於溫補脾腎陽氣之時，也有其他醫家著重於人體陰 液的維護，繆希雍為其代表，繆氏臨證以辛涼清熱護陰治表，甘寒酸潤治虛，

取得了很好的療效。此與繆氏所處的地理環境有關，繆氏所處之地為長江以 南，其地多濕熱之氣，其云：「江南鬼方梁洲之域，從無剛勁之風，多有濕 熱之患」¹⁴。其診治的對象多為藜藿之民及勞心之士，藜藿之民常年櫛風沐雨，

表實裏虛；勞心之士則易有陰虛內熱之疾，故繆氏治病多以養陰清熱平肝取 效。繆氏採用因人因地制宜的用藥法則，體現了他一生治病注重清熱養陰的 特色。

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繆希雍及李中梓之學術思想及用藥經驗，了解中醫 清法、補法的朝代源流演變，氣血理論的臨床應用，及臟腑病機辨證的要點，

掌握宋、金、元、明溫補及養陰派名家的學術特點，並將理論聯繫實際，結 合臨床實踐，以供後學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