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果
第二節 繆希雍學術思想
繆氏之學術思想，其大旨宗法劉河間、朱丹溪，與同時代的張景岳迥異，
其遣藥避苦寒、遠大黃，擅用人參、麥冬等養陰藥。其學術理論與治病思想 如下：
（一）外感邪熱入裏，注重陽明熱化傷津
外感病邪入侵人體的途徑，明代之前的醫家多遵內經「風雨寒暑循毫毛 而入腠理」之說，惟繆氏根據口、鼻為肺、胃之門戶，認為傷寒三陽證、溫 疫之邪經口、鼻而入，且其發病多在陽明，以手陽明經屬大腸，與肺為表裏，
同開竅於鼻；足陽明經屬胃，與脾為表裏，同開竅於口。故邪氣之入，必從 口、鼻，故兼陽明證獨多，即使熱邪入裏，亦歸陽明居多，在治療過程中，
要注意「先防亡陰，繼防亡陽」。其邪經口、鼻而入的觀點早於吳又可十六 年 66。繆氏對外感熱病的治療，捨麻黃湯、桂枝湯而易之以羌活湯（附錄六）；
陽明經證，取白虎湯加以化裁為竹葉石膏湯(附錄七)；少陽經證，仍以小柴胡
湯為主。渴者，去半夏，加瓜蔞根；熱盛，去人參、半夏，加麥冬、知母、
括蔞根。
繆氏治外感熱病，雖按六經辨治，但特別注重陽明熱化傷津之象，在外 感時邪的早期，如病人自覺煩燥，喜就清涼，不喜就熱，兼口渴，是欲傳入 陽明也；若外證頭痛，遍身骨疼不解，或口渴，鼻乾，目疼不得臥，即係太 陽陽明證，羌活湯加石膏、知母、麥冬，大劑與之 67。此乃因其所處之大江 以南，氣候溫熱，地多濕熱之氣，患外感時邪，容易化熱傷津，處方用藥須 顧護陽明津液，以保胃氣。
（二）內傷雜病之治，尤重顧護脾胃之陰
繆氏治療雜病，重視調理脾胃，尤重脾胃之陰，認為「穀氣者，譬如國 之餉道也，餉道一絕，則萬眾立散。胃氣一敗，則百藥難施，治陰陽諸虛，
皆當以保護胃氣為急」68。對脾胃虛寒兼中氣下陷之證，宗張仲景《傷寒論》
與李東垣《脾胃論》元氣陰火學說，闡發深義，用理中湯佐以升提，如升麻、
柴胡、葛根之類。對脾胃內傷疾病的治療，依中醫理論「思慮傷脾之營，勞 碌傷脾之氣」，東垣治脾胃內傷，因其所處時代，戰亂頻繁，人民驚恐饑饉，
勞碌耗氣甚多，偏重於脾胃陽氣的升發；而繆氏所治脾胃病以勞倦思慮傷陰 居多，偏重甘寒滋潤益陰，若誤用辛溫燥熱之劑，助火傷陰，每使胃火益旺，
脾陰愈傷，故繆氏謂「胃氣弱則不能納；脾陰虧則不能消，世人徒知香燥溫 補為治脾虛之法；而不知甘寒滋潤益陰之有助於脾也」69。
（三）陰虛肝旺之證，倡用酸甘化陰之法
繆氏治療陰虛諸證常用集靈方，此方出自人參固本丸加味，能補心腎、
益氣血、延年益壽。繆氏擅用此方滋養脾陰，每收「飲食頓加」、「肌體豐 滿」之佳效，擺脫了當時醫家習俗相沿的甘溫香燥補脾法，力主甘寒養脾陰。
繆氏在應用集靈方時，如因脾陰不足，導致肝失濡養，則肝陰亦虧，出 現陰虛肝旺諸證時，常加入酸味藥，以調肝瀉火，如芍藥、五味子、木瓜、
酸棗仁之類，成為酸甘化陰法，既能養肝，又能健脾柔肝。其因乃是肝與脾 胃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生理和病理聯繫，胃主受納，脾主運化，肝主疏泄，
脾胃功能欲求協調，必賴肝氣條逹；反之，肝氣不能正常疏泄，則脾胃升降 失司，氣機壅阻於中，初期犯脾胃之陽，造成嘔心嘔吐、呃逆少食、脘腹作 脹，攻撑連脇，甚則脹痛等肝鬱氣滯，木鬱土壅，或肝氣横逆犯胃等症狀；
久則犯脾胃之陰，出現肝木鴟張，陰虛陽亢之口乾、脘腹痛、頭眩痛、煩熱、
盜汗、失眠諸證 70。
綜上所述，酸味藥具有柔肝斂液的作用，能柔肝體（陰）制肝用（陽），
既可治肝陰不足，肝陽有餘之證，又能通過制肝用而消除對胃腑的影響，用 酸甘化陰法能兼治肝胃同病。清．葉天士曾指出：「犯胃莫若肝，泄肝正救 胃」71。在處理脾胃陰傷津虧，併見肝陽上亢之證，輔以瀉肝、調肝、斂肝諸 法，療效必能提高。
（四）中風病主類中，力倡內虛暗風之說
中風證治，唐、宋以前主「外風」立論。至金．劉河間則主「將息失宜，
水不制火，心火暴甚，腎水虛衰」，朱丹溪主張「東南之人，多是濕土生痰，
痰生熱，熱生風」，均以「內風」立論 72。繆氏認為西北土地高寒，風氣剛 猛，多病真中；其所處之大江以南多濕熱之氣，人們體質較為柔脆，多熱多 痰，病多類中，所謂塞外多真中，江南多類中，即此之謂。繆氏認為類中風 本非外來之風，綜合了劉、朱的學說，結合其所處之人、時、地之特性，認 為內風病機是陰虛內熱痰阻，且以陰虛為主，力主「內虛暗風」之說。其云：
「內虛暗風，確係陰陽兩虛，而陰虛者多，與外來風邪迥別」，「真陰既虧，
內熱彌甚，煎熬津液，凝結為痰，壅塞氣道，不得通利，熱極生風，亦致卒 然僵仆類中風證。或不省人事，或言語蹇澀，或眼歪口斜，或半身不遂。其 將發也，外必先顯內熱之候，或口乾舌苦，或大便秘澀，小便短赤，此其候 也」73。
綜合上述繆氏所論，可知內虛暗風是因虛而風動，其虛以肝腎陰虛為主，
治法以育陰潛陽為主，佐以化痰、清熱、熄風之品，最後以甘寒涼潤收功。
（五）虛勞吐血辨證，創治血三法救時弊
繆氏著名的「吐血三要法」，其內容為：宜降氣不宜降火，宜行血不宜 止血，宜補肝不宜伐肝。繆氏提出治血三要法乃是針對當時醫生治吐血不辨 寒熱虛實所設，其一為對虛寒吐血仍給與黃芩、黃連、梔子、知母、黃柏等 苦寒傷脾敗胃之藥，往往傷脾作瀉，以致不救；其二為糾時醫之偏，對陰虛 火盛吐血仍給與桂枝、附子、乾薑等辛熱藥助陽劫陰；或肺熱咳血仍補之以 人參、黃耆，導致肺熱還傷肺，咳逆愈甚。
繆氏一生治病，十分注重氣血二者的關係，認為氣血以流通為貴，對於
血證亦不例外，特別重視氣逆、火升和血溢三者之間的關係，繆氏認為吐血 之病因，不外乎氣逆火升，氣逆則血亦逆，火升則血外溢，故治療首先應降 氣，氣降則火自降；所謂氣有餘便是火，火降則血自止；若直降其火，必用 苦寒，苦寒傷脾，必致作瀉；苦寒凝血，必致瘀停，症見發熱惡食及胸脇痛，
日久而為不治之症。降氣行血則血循經絡，不求其止血而血自止矣 74。血證 宜補肝不宜伐肝，以肝為將軍之官，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職也，養肝則 肝氣平而血有所歸，伐之則肝不能藏血，血愈不能止。所謂伐肝，指不過度 使用辛熱香燥之品劫奪肝胃之陰，使肝經氣火更旺，宜採用柔肝涼潤之品。
由上可知，繆氏治吐血主要是採先降氣涼血，輔以清肝、制肝、化瘀，
最後以養陰滋肝收功。前人有言：「欲化其痰，必清其火，欲清其火，必滋 其陰」75，可謂是治陰虛勞熱，虛勞吐血之金針。其法適用於陰虛火盛之吐血。
對於火逆氣升，出血甚急之實熱吐血及肺脾虛寒之吐血並不相宜，重點還是 要辨證。
二、繆希雍治病用藥特點
（一）治外感溫熱病，清熱不忘保津護陰
繆氏治外感熱病，重視清熱保津，善用辛涼、甘寒、清氣之法，清熱重 用石膏，生津重用麥冬。其治夏熱暑病，白虎湯是其本方，認為石膏之藥性 辛能走外而解肌熱，寒能沉降，清肺胃火，具清裏解表之功，故治療溫病、
溫疫，解表用白虎湯、竹葉石膏湯加減，由此可見其清熱不忘護陰之旨。
對於陽明腑證，繆氏亦慎用下法，如大便不結者，宜清不宜下，主張以 大劑石膏、麥冬、知母、大青葉、甘草等藥治之；即使是陽明腑實可下之證，
繆氏也是採先用小承氣；如大便仍未行，方用大承氣。並指出「勿大其劑，
若大便不硬者，慎勿輕下」。對熱病之後，津液未回，大便不通者，亦不輕 用下法，採甘寒滋潤法，用甘蔗汁、梨汁兼多飲麥門冬湯等，生津通便，取 增水行舟之意，其慎於汗下之旨，仍在於顧護津液 76。
（二）調治脾胃陰傷，多取甘涼濡潤益陰
繆氏調治脾胃陰傷多取甘涼濡潤之品以益陰，常用人參、蓮子、白芍、
木瓜、山藥、芡實、扁豆、石斛、麥冬、甘草等藥，此類藥健脾而不香燥，
養陰而不滋膩，氣味俱薄，甘潤清靈，資生丸為其代表方，本方原治婦人妊
娠嘔吐、脾胃氣陰兩虛、兼挾濕熱之証，其組成即參苓白朮散加入藿香、白 豆蔻、黃連、山楂、麥芽、澤瀉，芡實。其功效較之參苓白朮散增加了理氣 和胃，清化濕熱之力。然如證見脾胃陰虛俱見，或陰虛火旺，此時當滋養陰 血，扶持脾土，使脾陰血漸生，虛火下降，用方以集靈方甘寒滋陰為主，火 旺則加入酸棗仁、五味子、木瓜、芍藥等酸味藥，用酸甘斂陰法養陰平肝。
（三）治療陽虛久瀉，擅用柔劑溫澀脾腎
繆氏治脾腎陽虛久泄，擅用脾腎雙補丸，其溫補腎陽慎用肉桂、附子、
乾薑等剛燥之溫散藥，以附子雖能回陽散寒，行水止痛，然走而不守；肉桂 溫陽逹下，雖能助氣化，但不利收澀，屬於溫補類中的剛藥。繆氏喜用菟絲 子、五味子、巴戟天、補骨脂等溫補腎陽藥；此類藥溫腎而不燥熱，適用於 腎陽虛而便溏、舌胖大、苔膩等症，為柔劑中的陽藥。臨床上用此法治脾腎 陽虛久泄，比用附子、肉桂等溫散藥，固澀止泄之力更強，亦更為對證。
（四）標本並治類中，主順氣清痰熱養陰
繆氏治療內虛暗風，提出清熱順氣開痰以救其標，養陰補陽以治其本的 原則，用藥以清靈甘潤見長。其用藥為：清熱多用天門冬、麥門冬、甘菊花、
白芍藥、白茯苓、栝樓根、童便；順氣多用紫蘇子、枇杷葉、橘紅、鬱金；
開痰多用貝母、白芥子、竹瀝、荊瀝、栝蔞仁、霞天膏；平肝用菊花、白蒺 藜、白芍；治本之法，益陰多用當歸身、甘菊花、天冬、生地、白芍藥、枸 杞子、麥冬、五味子、牛膝、人乳、白膠（鹿角膠）、白蒺藜、黃柏等養陰
開痰多用貝母、白芥子、竹瀝、荊瀝、栝蔞仁、霞天膏；平肝用菊花、白蒺 藜、白芍；治本之法，益陰多用當歸身、甘菊花、天冬、生地、白芍藥、枸 杞子、麥冬、五味子、牛膝、人乳、白膠（鹿角膠）、白蒺藜、黃柏等養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