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協同式培養理論與相關研究
承前節整理傳統家庭資源理論的三大種類後，本節闡述 Annette Lareau 對前 節文化資本論、社會資本論的批判，以及其所提出的協同式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理論內涵，並整理國外學者所進行的驗證性研究及發現，最後並針 對臺灣社會脈絡，對協同式培養模型進行調整，以作為第三章研究架構之依據。
壹、 協同式培養的理論
功績主義是美國社會所信仰的主流價值，不同於歐陸，美國人相信「美國 夢」：只要你努力工作並且遵循規則，你便有機會發揮天賦才能到極限，實現自 我（Hochschild,1995; 轉引自 Lareau, 2003）。Lareau 傾向於承認社會中存在一定 的結構因素，讓階級間的成就機會並不相等，個人主義式的美國夢在她眼中只是 個不真實的夢境；Lareau 關注社會中階級或階層化的現象，是透過何種途徑來進 行代間移轉，她從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論出發，檢視美國階級再製的現象，以 及調整 Coleman 的社會資本論定義，聚焦家庭與學校間的資本轉換，最後提出 協同式培養的理論。
一、 從文化資本理論出發
（一） Bourdieu 理論的思考反省
文化資本的概念由 Bourdieu 與 Passeron 在 1977 年提出， Lamont 和 Lareau
（1988）認為文化資本概念非常重要，它讓我們瞭解到社會階層體系維繫的另一 個途徑，但由於起初定義不清與指涉的不確定性，讓文化資本研究有許多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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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學者在研究時，文化資本的操作性定義分別有：1.高級文化的知識；2.菁英 學校的課程；3.象徵性習俗的掌握；4.表現出受文化認可行為的能力；5.參與高 級文化活動；6.符合特定階級利益的象徵；以及 7.從前獲得的理念與概念的資本
（Lamont & Lareau; 1988）。
但即便 Bourdieu 自己對文化資本的概念，在擴張定義的過程也出現變化；
在 1970 年《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一書中，文化資本的 原初定義是指學術標準（academic standard）；而在 1979 年《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一書中，文化資本成了文化態度、階級地位的 指標與社會選擇基礎；此外，在 1973 年《Les strategies de reconversion》一文中，
文化資本被定義為權力資源（power resource）以利進入組織的地位（Lamont &
Lareau, 1988）。進一步檢視，Lamont 和 Lareau 認為此五種文化資本定義形式與 其理論上的功能無法完全吻合，比如先備學術文化可以是非正式學術標準，但卻 不能作為階級地位指標；又如權力資源不等於在組織中的地位，而教育程度也不 能作為支配階級文化的象徵。除此之外，測量方法上也有些爭議，不同背景中必 須有不同的考量，如處理調查資料時對文化消費、必要消費、娛樂方式、個人價 值估量與道德偏好的測量，並不具有普遍性（Lamont & Lareau, 1988）。
Lareau 認為 Bourdieu 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一個解釋「結構不平等」的動態模 型，但沒有關注資本的擁有（possession）與資本的活化（activation），也沒有留 意到關鍵的中介角色：組織的把關者（gatekeepers）與決策者。更沒有透過實徵 資料來呈現個人如何使用階級文化資本來與公共機構進行互動（Lareau,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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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視實徵研究中的文化資本爭議
Lamont 和 Lareau（1988）整理美國有關文化資本的研究，認為理論與實徵 研究之間存在四項爭議，需要退一步思考，以釐清未來研究方向：
首先，許多研究中定義的文化資本，明顯較 Bourdieu 來得陷縮，且全面抽 離了微觀政治—亦即權力—的元素，Lareau 認為這必須透過仔細考驗「文化與社 會排除」來釐清。
第二，文化資本是法國脈絡中的概念產物，美國脈絡不見得能適用；比起法 國，美國階級較不明顯，種族差異才是社會關注的重點，況且美國文化品味變遷 快速，合法（legitimate）與不合法（illegitimate）的文化界線相對於法國十分薄 弱，符號邊界（symbolic boundaries）的滲透性高，這是在 Bourdieu 理論中從未 提及的概念。 模糊處理個人在職場所展現的文化技能（cultural skill）以及其對職涯的影響，如 Lareau 指出許多學校俗民誌研究展現了學校互動中的階級差異，但沒有把它與鉅 觀社會結構做連結，殊為可惜（Lamont & Lareau,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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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資本理論的反省
社會資本理論的主要學者如 Bourdieu 和 Coleman，在立論之初創設了社會資 本的基礎意義，但並不嚴格，讓後續研究者自由發展其內涵，致使在眾多研究中 社會資本的變項五花八門（Horvat, Weininger, & Lareau, 2003）。Lareau 認為過去 研究肯定了文化與社會因素導致教育不均等，但這些研究卻沒有進一步說明社會 資源轉換為教育資源的歷程（Lareau & Horvat, 1999）。
在〈From Social Ties to Social Capital: Class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chools and Parent Networks〉一文中，Horvat、Weininger 和 Lareau 重新
概念化社會資本在教育脈絡中的內涵，認為階級差異表現在社會網路資源價值的 差異，而非代間封閉（intergenerational closure）的有無或鬆緊。傳統社會資本在 教育研究中，觀察變項「代間封閉」著眼於家長是否與孩子同學的家長熟識，以 及「親子關係」著眼於家長參與學習的程度，但 Horvat 等人認為，代間封閉並 非有無或鬆緊，而是對象與方式的不同，中產階級家長與學校及其他家長聯繫密 切，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則是僅與家族親戚互動頻繁；中產階級家庭傾向透過接 觸專家來獲得專門知識、技術甚至權力進而影響學校，如對教師行為、分班編組 及課程參與方面（Horvat, Weininger, & Lareau, 2003）。Lareau 和 Horvat（1999）認為各種類型的社會資本只在相對應的場域中有價 值；相較於勞工階級或貧窮家庭，中產階級家庭所擁有的社會網絡資本，在學校 機構中協商時較具有價值。Horvat 等人主張社會資本在學校場域的作用有以下表 現（Horvat, Weininger, & Lareau, 2003）：
1. 對教師不適當行為的反應：當教師不當體罰、語言羞辱孩子等事件發生 時，中產階級家長會聯合起來集體行動，獲取足夠的知識、資源並壯大聲勢；勞 工階級和貧窮家庭則多視之為個案獨自處理，既不打算請求其他家長幫忙，也不
- 41 - 技巧—也就是與社會機構、其他個人的互動（Lareau & Horvat, 1999），這意味著 隨著家長採取態度與策略的不同，傳遞給下一代的社會資本有高於或低於上一代 的可能。
三、 階級與培養方式
Lareau 為探究不同階級背景的父母，如何把文化資本傳遞給子女，又為子女 帶來了什麼影響，從 1990 年開始進行了為期 8 年的質性資料蒐集，參與觀察了 12 個家庭，訪談 88 個兒童與其家長，其中包含中產階級、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 3 個階層，每個階層各 1 個黑人與白人家庭，四年後寫成報告並出版《不平等的 童年：種族、階級與家庭生活》一書（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提出了協同式培養與自然式培養的兩種培養方式，前者為中產階級家庭偏好的培養方式，後者則是勞工階級和貧窮家庭常見的培養方式（楊巧玲，2009；
Lareau, 2003）。兩種不同培養策略的差異主要展現在三個面向上，分別是「日常 生活的安排」（organization of daily life）、「語言運用」（language use）以及「對組 織的干預」（interventions in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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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譯自 Lareau（200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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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權利意識，懂得運用各種課外活動中所習得的技巧爭取成功與優越感，反 之自然式培養的家長則把面對經濟生活、公共組織時的無力感與拘束感，傳遞給 子女。
不同的培養偏好本質上並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基本上只是所屬階級群體文化 的不同，不同文化造就不同氣質個性的子女，客觀來說各有其優勢與劣勢；比如 協同式培養的家長培養孩子透過語言來和掌權者協商談判的能力，但同時家長—
身為家中的掌權者，必須時時和子女對家庭常規、活動安排等等進行協商，面對 子女的挑戰，耗時費力；採自然式培養的家庭，缺少組織性活動的安排，但同時 給予孩子自主決定的權力以及和堂親表親手足相處的時間。
但需要注意的是，社會制度與組織對不同階級家庭之互動並非如此客觀的，
不同培養模式下成長的孩子，其展現的人格特質被社會賦予不同的社會價值
（Lareau, 2003）。接受組織性課外活動的孩子習得了正向積極的認知態度，擅長 語言能力不但有利於推理協商，也有利於學校課業的理解，對組織的干預更是直 接爭取到最適合孩子條件的方案或處遇；直截了當地說，不同培養模式下成長的 小孩都學到不同能力，但若只有協同式培養的一群，能在標準化測驗考高分、在 熱門公司應徵時被優先錄取，則因培養模式不同造成的不平等就顯而易見了。
四、 培養方式的三種內涵
偏好不同培養模式的家庭，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展現出極為不同的型態，每個 家庭也都習慣此種作息的互動，學者透過觀察訪談歸納出兩類家庭在子女教養上 的三種差異（Lareau,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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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常生活的安排
採用協同式培養的中產階級家庭，生活步調十分的快速與緊張。家長必須在 自己以及子女的各式各樣活動間忙碌奔波，家庭成員的各種活動撞期與行程調整 幾乎是無時無刻在上演。中產階級家庭不大缺錢，也不在子女面前提及錢，雖然 家長平均要為每個孩子花費一年 4000 美元。足球隊、游泳隊、籃球隊、橄欖球 隊、鋼琴課、小提琴課、芭蕾舞課、馬術課、各式比賽與表演，還有學校鼓勵親 子共同出席的季節性活動，家長隨時要安排誰來接送有時長達一小時車程的活動 地點。家長必須犧牲絕大部分閒暇時間，載著孩子奔馳在公路上，有時家只是睡 覺的地方，經常連用餐都必須在外解決；孩子所參與的活動，都是設有起迄時間 的「組織性課程」，由成人（教師或教練）所設定與主持，不似勞工階級或貧窮 家庭的自主與自由。
採用自然式培養的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經濟拮据是日常生活中最重的負
採用自然式培養的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經濟拮据是日常生活中最重的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