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族運動的演進與脈絡

壹、國際原住民族運動的演進

一、全球原住民族的處境與反抗

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的定義，所謂原住民族是指其祖先在外來殖民 者到來之前即住在該地、在目前居住的社會居非統治地位、其文化異於主流社 會、具自我認同感，成員身分由該族群自己決定（高德義，2009）。然而，在全 球化的過程中，原住民族幾乎無一能倖免歷經顛沛流離的苦難命運以及面臨傳 統文化與民族瀕臨滅絕的危機，普遍面臨 Young（1990）所提剝削、無權、邊 緣化、文化帝國主義與暴力的五大壓迫。

換言之，在殖民政權現代化國家政策之下，當代世界各國原住民族的共同 處境，包括傳統文化斷裂、族語遺忘、信仰體系遭破壞、各項就業、經濟、健 康、教育等指數，皆處於不利地位；在政治上的共同困境，包括人口少、限制 原住民的政治代議，進而無法控制傳統土地與資源、且現代政黨體制及選舉過 程破壞原住民族的傳統政治，也難代表原住民族的共同利益（謝世忠，1987；

高德義，2009）。

但近年隨著現代人權思潮的呼籲以及原住民族自我主體意識的覺醒，原住 民議題已然引起世界關注。國際各國也越來越重視原住民族之生存發展權，並 主張特別保護。尤其自1980 年代以來，對國內原住民族人權保障的程度，已逐 漸成為衡量一個國家人權狀況以及社會民主發展的重要指標（高德義，2009）。

若從1945 年聯合國成立以來，至 2007 年聯合國通過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期間，

幾次國際會議討論原住民族議題的發展趨勢來觀察，從最早訴求主體國家地 位，後因現實情勢壓力，轉而訴求統治者肯認原住民族的民族地位；自1970 年 代起，國際原運領袖串聯國際學術與宗教團體，主張原住民族基於民族身分享 有自決權；1980 年代起如前所述，順應人權思潮的演進，原住民族議題成為國 際議題，從個人權利發展到集體權，開始提出原住民族之土地權、文化權、族 語權等正當性聲明，並將1993 年至 2004 年訂為「原住民族 10 年」，希望透過 國際合作，實質改善原住民族問題（蔡志偉譯，2010；高德義，2009；趙中麟，

2000；雅柏甦詠．博伊哲努，2008）。

簡言之，世界各地原住民族的不利處境，特別是國家「內部殖民」帶來同 化與滅族的威脅，使得全球原住民族進行國際串連，掀起世界性的反抗浪潮，

抵抗西方國家資本主義與文化霸權的宰制，爭取民族生存空間。目前全球原運 參與者不僅有個人及原住民組織，也有非原住民組織及學者參與，其活動方式 透過網路媒體、教育活動、示威抗議、政治參與、策略結盟及司法控訴等方式 進行連結與國際訴求，並把主要戰場放在聯合國的參與及遊說上（高德義，

2009；雅柏甦詠．博伊哲努，2008）。

二、國際原住民族運動的論述實踐

（一）集體權的主張

全球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雖同屬自身文化異於該地的主流文化，在目前 社會居於非統治地位，但不同的是「原住」身分及殖民經驗，因此和少數族群 在國際人權法上的地位和權益有不同，原住民族除了享有一般人權之外，也同 時享有特殊的民族權，亦即為集體權（高德義，2009）。

國際原住民族運動先驅已感於立基於「個人」的人權觀實無法解決原住民

族所面臨的解體命運，而要求透過對民族情境的整體尊重及保護民族集體權，

以利民族復振。再者，原住民的個人權與集體權是緊密契合且相輔相成的，因 為原住民族其社會結構的淵源，部落社會是基於靈性的連結，形成共同決策，

像植物與大地的關係，但以西方權利觀的發展，個人人權無法真正回應原住民 族淵源與其靈性傳統的權利內涵，只有透過集體權，才能保障個人人權（雅柏 甦詠．博伊哲努，2008）。

若從國際人權論述發展來看，第一代是政治、自由權、第二代是經濟、文 化權、第三代則從1970 年代起，有關民族和人權的集體權利逐漸被討論、被接 受，也就是從傳統的個人人權擴展到民族的集體權。此外，國際原住民族運動 也影響國際法民族權的形成與發展，當前國際法民族權的內涵包括（一）基本 權利：生存權、自由權、平等權、發展權及文化權；（二）特殊權利：自決權、

土地權、環境權與和平權（高德義，2009）。再者，各國的原住民族政策也逐漸 調整，從征服同化的殖民政策角色，轉變為多元文化的民主政策，肯認原住民 族的存在與貢獻。例如，紐西蘭在英國殖民期也遭同化政策，1973 年推行多元 文化政策；美國的印地安政策歷經種族滅絕、驅逐隔離、強制同化，至1975 年 由總統福特簽署印地安人自決與教育援助法，開始推展原住民族自治政策。

（二）第四世界的圖像

1947 年，加拿大印地安人 George Manuel 於首先提出「第四世界」的概念，

其成員是指一國境內被完全或部分剝奪自己領土與資源的原住民族，這些民族 被迫整合於國家，仍保有獨特政治文化卻未被國際承認。欲將世界各國境內政 治弱勢、經濟邊陲及文化污名的原住民族提升至與國際主體—國家—具相等地 位的政治實體。透過第四世界的符碼象徵，使原住民族力量可以被組織，成為 抵抗國家霸權、重構民族與國家的對等關係、提升原住民族議題被重視的策略

（謝世忠，2004b；高德義，2009；趙中麒，2000）。

自 1960 年代北美紅權運動開始，世界原住民族 NGO 便以串聯方式建構第

四世界論述，首先建構了原住民的共同歷史象徵與民族發展的基礎：原住民族 是各現代國家領土上最早或唯一的主人，對其傳統土地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

將「原住民族」概念崁入原住民族文化系統內，「真理化」一切權利（謝世忠，

1987）。其次，由於原居者的經濟、文化及政治結構殊於一般主流社會體制，傳 統土地因殖民者掠奪導致部落流散、文化崩解、認同扭曲，因此，透過第四世 界的論述，使得各國原住民族雖有各自不同的歷史文化，但卻擁有被殖民過程 中遭遇被邊緣化的共同歷史經驗，都想重振失去的力量，使得各國原住民族想 像彼此為生命共同體，成有「原住民真理性」的政治結盟，突顯原住民族與自 然共存的世界觀，是其生命、信仰、習慣、和文化的基礎，並強調合作、休閒、

集體、生態永續的概念，迥異於資本主義的倫理價值--競爭、個人主義、自利、

以金錢為資本與算計（趙中麒，2000；高德義，2009）。

（三）民族自決的政治實踐

國際原住民族運動，由聯合國原住民族工作組 WGIP 為首的國際組織，以 及各國原住民族NGO 的操作，結合環境、發展、勞工、兒童、婦女、教育、文 化等議題建構運動理論以及世界原住民族的想像共同體，以第四世界之論述建 構，讓世界各地受壓迫之原住民族團結合作，並以民族自決作為跨國想像命運 共同體的最終政治目的，自決代表民族有權力掌握自身命運，讓原住民族被殖 民的狀態翻轉為自我治理的自主狀態（高德義，2009）。換言之，原住民自決是 一種政治實踐，因為民族發展內涵必然是與文化、空間、日常生活、社會結構 與權力機制等經驗性情境脈絡相連結，該民族必須擁有自決權才能實踐保護族 群特殊的經驗性情境脈絡不被破壞（孫大川，2000）。

此外，面對原住民族當前的生存發展難題，包括因殖民同化政策導致母體 文化無法被認同、自我認同喪失、傳統部落的政治組織無法運作、經濟生產的 質變等共同處境，Smith（1999）提出原住民研究及生存發展進路，強調民族自 決與自治在民族生存與發展之重要性與根本性，並將原住民族運動與國際動員

生存

資料來源：翻譯自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by Smith, L. T.（1999）p.121, New York, NY: Zed Books.

織，傳達了多重層次的原住民族意識型態，但當這股沉寂已久的原始熱情與世 界主體的政治利益相牴觸時，「國家利益」儼然就是一道超越國家邊界的防火 牆。換言之，國家所能接受的民族自決，是由統治階級定義、詮釋的自決，是 基於某種情勢的利益考量，而不是因為少數族群的意願。主張自決權的認為，

沒有自決權，其他權利都落空；反對者則認為原住民自決權會動搖政府合法性、

影響國家領土的完整，導致世界版圖的重劃，或失去對土地的控制。例如聯合 國原住民工作組於1985 年即起草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歷經 22 年，至 2007 年才經大會確認通過，此項批准程序之緩慢，主要原因仍在於許多國家反對宣 言的核心內涵：承認原住民集體權。宣言裡提到的自決，是限於內部的自決權，

以力圖避免給人分化分離的印象。聯合國的基本立場認為自決權是人民的一項 權利，非民族或國家的權利，屬於處被殖民或被外國統治的人民的權利，且其 行使必須保障各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換言之，民族自決權只屬於被殖民或 外國統治下的人民，並不適用於生活在主權國家合法政府統治下的人民。意即 現存國家中的少數民族進行分離運動就不在民族自決權的保護下（陳舜伶，

2002）。

（二）國際法的虛空

然而，第四世界不同於前三世界有一獨立自主的國家與政府，而是散佈在前 三世界的領域範疇中，相形之下，更需要國際組織的動員與國際法的支援；但 觀諸琳瑯滿目的宣言、決議、公約，儘管理論上簽約的會員國家對相關國際法 規都必須遵守，但因聯合國憲章第二條規定，聯合國無權干涉國家內政，因此，

即便受壓迫族群提出某國違反國際法的憑證，也會在「可能牴觸國家利益或國

即便受壓迫族群提出某國違反國際法的憑證，也會在「可能牴觸國家利益或國